杜春媚:“文化混血兒”辜鴻銘對今日世界有什麼啟示?

【採訪/觀察者網 徐俊】

觀察者網:

辜鴻銘應該算是一個比較“小眾”的人物，很多人可能對他的瞭解僅停留在一些奇聞異事上。請問您當時是怎麼會想到研究這麼一個人物的？他最吸引您的一點是什麼？

杜春媚:

首先最吸引我的是辜鴻銘的多元性、跨越性和爭議性。辜鴻銘出生於英屬殖民地檳城的土生華人家庭，在歐洲度過了十年關鍵的成長期，接受純粹的西方古典教育，學做所謂的“假洋鬼子”。但二十多歲時，他卻突然成為了大清忠臣、孔子信徒，從此捍衛滿族帝制與儒家道德。在“變回中國佬”之後，他致力於翻譯儒家經典和向世界宣講“中國人的精神”。

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辜鴻銘被認為是極端保守甚至反動的“瘋子”，而在一戰後的西方世界，他卻作為儒家捍衛者的“中國聖人”聲名鵲起，也因此成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最富爭議的人物之一。辜鴻銘的這種多元混雜性，令他成為全球史背景下研究中國思想史的一個絕好入口。

還有一點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問題中所提到的辜鴻銘的“奇聞異事”，比如大家耳熟能詳的辮子論、納妾論、小腳論以及各種怪異的行為舉止。它們究竟是極富渲染的荒誕傳奇，只能當作茶餘飯後的談資笑話；還是有意義的文字，能夠登堂入室作為史料使用？究竟如何解釋他的“異行怪論”？如何能將個人經歷與心理引入傳統思想史的研究？這些都激發了我偵探式的好奇，也是我在英文專著Gu Hongming’s Eccentric Chinese Odyssey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9）中試圖解釋的現象。

觀察者網:

辜鴻銘生活的時代正好是中國知識分子強烈要求學習外國的時代，有些知識分子甚至激進到要廢除漢字。辜鴻銘可謂勢單力孤，一些當時的革命學者也批判他。請問他對於中國文化的信心來自哪裡？

杜春媚:

弔詭的是，辜鴻銘對於中國文化的信心根源於其對於西方文化的瞭解與反叛，以及“外來人”的視角與身份。他在歐洲浪漫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基礎上對於現代西方文明進行批判，並號召將儒教復興作為現代文明的解毒良藥。在“亡國滅種”的中國時代背景下，他既沒有如梁啟超在面臨傳統與現代、歷史與價值張力時的劇烈掙扎，也沒有如嚴復在早期探求西方富強秘密時的緊迫感。在對待儒學這個問題上，辜鴻銘沒有類似的歷史負擔與時代包袱，而是以一種全新的方式進入。而他這種特別的思想路徑與參照物，與後來著眼於批判與改造中國傳統的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也迥然不同。

電影《建黨偉業》中辜鴻銘（右）與胡適、陳獨秀等人辯論的場景（電影截圖）

觀察者網:

辜鴻銘在《中國人的精神》（1922年版）的序言中寫道，評價一個文明的標準並不是它能造出多麼美麗的房子和多麼有用的工具，而是它能塑造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另外，他也屢次談及像是同情（sympathy）、人性（humanity）這樣的概念。雖然很浪漫，但是在他生活的那個中國人被列強欺負的時代，以及我們這個國家之間進行著科技競爭的時代，他的這部分思想是不是都顯得不合時宜？您對此如何評價？

杜春媚:

合不合時宜是一個價值判斷，就如同辜鴻銘自己所說判斷文明優劣首先要看以何種標準衡量。我覺得對於思想家的評價應當是多層次的，既應關注哲學體系、政治影響或社會效應，也應關注文化角色、社會心理以及意識形態等象徵性的層面。如果我們將評價標準不侷限於狹窄的“經世致用”，那麼辜鴻銘作為一個批判者和思想橋樑的作用就會凸顯。他發展出了一套有關儒學的普世主義語彙與系統，參與了當時主要全球性的對於現代西方文明和殖民主義的批判，將中國傳統以易於接受的形式翻譯、詮釋、輸出，這就是他最主要的貢獻。

觀察者網:

您在論文《文化“混血兒”辜鴻銘：一個儒家普世主義者對現代西方文明的批評》（Gu Hongming as a Cultural Amphibian： A Confucian Universalist Critique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中寫道，辜鴻銘和其他一些與他同時代的人，比如甘地等，都對工業化的成果表示不滿。請問他們不滿的是哪些方面？您覺得他們的批評有道理嗎？

杜春媚:

他們批判的主要方面在於西方現代文明的弊端，比如過度的物質主義、慾望導致的消費、社會不公、功利主義氾濫、對於精神性和宗教性的喪失、對於強力政治的依賴等等。同時，辜鴻銘堅決地站在反殖民主義的立場上，在這一點上他告別了歐洲浪漫主義的導師們，指出自由主義的平等理想與殖民主義內在不平等之間的矛盾。這些批判所針對的問題不是西方特有，也不能概括整個現代西方社會，但大部分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