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的文明之光：一戰中國向德宣戰，如何處置在華德人和德產
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年一戰爆發，隨後以英法俄為主的協約國勢力與德、奧等國結成的同盟國展開激烈交戰，歐洲大陸籠罩在戰火的陰影下。面對敵對的兩方勢力，選擇哪一方對於新生的中華民國最有好處，無疑是彼時的中國政府與外交官所考慮的重點問題。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幅度上升一樣，一戰同樣為中國帶來了改變自身國際境況的絕佳時機。
一、保護還是接收
1917年，德國發動對美國的“無限制潛艇進攻計劃”，促使美國放棄原先的中立狀態，轉而投向協約國陣營。隨後英美法等西方國家開始極力催促中國加入協約國，並同意中國參戰後會給予中國相當好處，隨後中國向德國等同盟國勢力宣戰，並開始著手處理以德國為主的同盟國勢力在華的公民與經濟財產的處置工作。
無限制潛艇計劃
德國雖不像英法那般，很早便進入中國進行經濟活動，但其在進入中國市場後，以極快的速度搶佔中國這塊龐大的市場。1898年，德國強佔中國青島，至中德“開戰”之前，德國在華投資已達近3億美元，洋行有273家，德國在華僑民也有3000多人，可謂是十分龐大的一個利益體系。按照基本的戰爭條約來看，一旦兩國宣戰，德國在華資產便成為了“敵產”，中方有接收的權力。而中國也立即廢止一切與德國、奧斯曼帝國等同盟國之間的不平等條約，並宣告接收一切德國政府在華開辦銀行、洋行或企業。
德國在華資產（濟南德華銀行）
此時設於上海的德國德華銀行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這是德國人在華開設的唯一一家銀行，財力雄厚，因此如何處理德華銀行也成為檢驗中國政府處事與外交能力的試金石。有人可能認為，既然此時兩國已經開戰，那麼對銀行應該採取強硬接收的辦法，但這恰恰是落入了陷阱當中。要知道數十年來，中國正是因對國際法的隔閡，從而在外交方面一再被西方人牽著鼻子走。中華民國既已建立，就必須改變原有的辦法，為此中方決定僅接收德華銀行當中的政府部分，而對私人與商業性質的財產予以保護處理，可謂十分謹慎，而且力求滴水不漏。
位於上海的德華銀行
二、外交之外的目的
俗話說，外交只是手段，背後的利益訴求才是外交的核心要素，若為了意氣之爭，那獲得的利益也只是短暫的，而且可能會招致更為慘烈的後果。其實中國與德國之間並無太多利益糾紛，更沒有到開戰的地步，而中國之所以放棄中立國身份，轉而投向協約國陣營，是有著更深層次的外交考量的。
首先是希望擺脫國際上的“孤立”地位，獲得協約國陣營國家的支援與援助。眾所周知，1915年日本趁西方國家開戰機會，藉機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企圖獨佔中國利益，這次外交屈辱事件對中國政府的衝擊太大，推動著中方尋求破局的機會。在擺脫孤立地位的基礎之上，中國政府還希望向世界展現“文明國”的中國國家形象，並藉機廢除與同盟國家的不平等條約，收復部分主權與領土。
《二十一條》引發中國國內大規模抗議
中國的參戰是在協約國的極力促成之下才宣佈的，雖然中國採取的種種和平措施與外交舉措是為了求取協約國的支援，但實際的結果卻並不如意。一戰期間，歐洲交戰國之間多不遵守國際公約，以十分殘暴的手段對待敵國在本國僑民與財產，無論是同盟國還是協約國，採取的措施都十分殘暴，因此他們同樣要求中國應該採取嚴厲的措施處置在華德產。時任英國駐華署理公使艾斯敦與時任中國外交總長汪大夑會談時，便明確要求中國應當將德國在華商行“全部消滅”。
汪大燮
1917年9月，中國與協約國代表會談援助中國事宜，七國在答應對華援助的同時，也提出了全數查封敵國在華商行、銀行、工廠等要求。隨後協約國更是接連不斷地催促中方採取嚴厲措施打擊德國在華力量。由於中德之間並未實際開戰，無論是百姓還是官員，都未對德國產生明顯的厭惡感，因此儘管協約國百般催促，中國始終沒有采取過分的舉動。
三、用財產換得外交主動
1918年9月，一戰接近尾聲，同盟國在軍事上處於全面崩潰的階段。與此同時，協約國依舊不忘催促中國接收處理德國在華財產，1918年11月，中國與英法等國組成聯合委員會，就接管敵國僑產的事情再度進行磋商。12月，英方提出中國應該遣返一切在華敵國僑民，想借中國之手全面清除同盟國勢力在華的影響，此時的中國因面臨著戰後爭取權益的關鍵階段，因此答應了英國的要求。
見證一戰開始與結束的福煦車廂
1919年2月，遣返敵僑行動正式開始，各地在遣返僑民的同時，也對各地僑產進行仔細清查，以便隨後對其進行全面接收。儘管許多僑產出於種種複雜的原因而未被接收，但就已接收的情況來看，中國政府也獲得了大量財產。據統計，僅在上海的接收數額便達到數百萬兩白銀。兩湖地區的接收數量，也達七、八百萬兩白銀，全國各地加起來的數量達千萬兩以上。
或許有人問，這次接收是不是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呢？其實並不是。儘管中國宣佈對德產進行接收，但接收後並未將其轉為國有，反而下令各地政府先對其進行“保護”。一方面，中國政府依舊不希望中德關係陷入全面破裂的狀態，另一方面中國想以這筆鉅款為籌碼，在巴黎會議上獲得更多的權益。
《我的1919》中的巴黎和會現場
1919年5月7日，《凡爾賽和約》正式公佈，中國並未能將山東權益收回，但在廢除不平等條約方面，卻取得一定進展。5月23日，中方宣佈全面清理與出售德國在華財產，但直至10月，清理德僑工作依舊十分艱難，其實歸根結底還是在於中國政府的外交考量。正如前文所講，儘管沒收德產會帶來短時間的巨大效益，但顯然等於斷掉和德國的一切溝通渠道，要想在戰後與德國重新確立外交關係，並在廢除舊約的基礎上重建平等外交，就必然要有“橄欖枝”，而在華的大量德產就是中國政府的籌碼。事實上，正是中國政府始終保持對鉅額德產的冷靜，並一直以謹慎冷靜的態度處理，還頂住了來自協約國陣營的種種壓力，才使得中國能夠與德國在戰後重新恢復正常平等的外交關係（《中德協約》，1921），在外交上取得重大突破。
《凡爾賽和約》
文史君說
1910年代的中國，儘管在政治方面依舊處於弱勢，但在外交層面卻是難得的黃金時期。此時段的中國外交官，憑藉著智慧與學識，並以始終冷靜謹慎的頭腦處理每一件與國家利益息息相關的外交大事。處理德產一事看似簡單，但卻成為中國突破與西方大國外交局面的絕佳砝碼，並以此成功與德國建立平等外交關係，可謂是中國外交官與政府集體智慧的產物。
參考文獻
魏兵兵：《公法、主權與利益：一戰時期北京政府對德僑財產之處置》，《史學月刊》2019年第12期。
張開森：《1918年在華德僑處置案引發的中外交涉》，《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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