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太平盛世的“昭宣之治”
西漢王朝經歷文景之治，到漢武帝時，已至鼎盛。武帝死後，劉弗陵繼位，這就是漢昭帝，其統治由公元前86年到前74年。昭帝之後，劉詢繼位，是為漢宣帝，統治由公元前73年到前49年。昭宣二：帝在武帝所創基業的基礎上，繼承了武帝統治時的策略，同時避免了武帝晚年的繁刑重斂，窮奢極欲的弊端，面對當時政局混亂，經濟凋敝的社會現實，採取了一系列恢復社會經濟的措施，使西漢帝國在武帝末年衰敗後再次出現了振興局面。漢唱帝繼位時，尚年幼，朝政由大將軍福光執掌。霍光是漢武帝的心腹親信，漢武帝臨終託抓，霍光擁立幼主，成為漢家的“周公”。然而，霍光所執掌的漢家大下，已是個經濟凋敝，流民遍野的社會。自漢武帝末年以來，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至議昭帝即位四年，依然是連年歉收，百姓糧食匱乏。
當時，貧苦農民不僅乏食，其至連播種的種子，也得依靠官府借貸。迅速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成為漢廷而臨的主要任務。針對這種情況，公元前81年，大將軍霍光以昭帝名義，命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大桑弘羊，召集“賢良”、“文學”60餘人，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政策討論會。這次會議，是要“總論政治得失”，就漢武帝時期的各項政策，特別是鹽鐵專賣政策，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和辯論。這就是著名的“鹽鐵會議”。會議由丞相田千秋主持，桑弘羊是代表朝廷答辯的主要發言人。從各地請來的賢良文學，則利用這次機會，對漢武帝的各項政策進行了論辯，主要矛頭指向桑弘羊，紛紛要求有所更改。於是會上以賢良文學為一方，桑弘羊為一方，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他們的爭論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
第一，要不要繼續實行鹽鐵專賣，統一鑄錢、榷酤、平準、均輸等經濟政策。賢良、文學認為政府壟斷這些事業，是與民爭利，主張加以廢止。桑弘羊則堅決反對這種意見，指出，漢初不禁私利，吳王劉濤鑄鐵煮鹽，結果力量大：就造起反來。另外，大規模抗擊匈奴的戰爭，能有強大的財力，全靠鹽鐵專賣。事實說明，實行鹽鐵專賣，對於加強中絕集權，抵抗向奴貴族的侵擾，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桑弘羊堅持繼續執行鹽鐵專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有積極意義的。
第二，對間奴和戰問題。匈奴貴族長期擾邊，漢武帝發動大規模反擊戰爭，這在當時是必要的。不過，連年征戰，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賢良、文學以此為口實，全面否定抗鋼戰爭。他們認為，不應該輕啟戰端，只要用仁義感化，鋼奴自然就不來騷擾。會議上，他們主張撤除邊防要塞，偃兵休士，以財和親，這樣自能安定和平。這些議論，不切實際，桑弘羊提出漢朝與何奴關係的歷史，說明匈奴貴族貪婪好戰，對他們只能用武力，而不可能以德感化，仁義感化不可能收效。
第三，實行“法治”，還是實行“德治”。桑弘羊堅持漢武帝長期實行的“法治”政策。他認為實行嚴刑峻法，則百姓守規矩，才能鞏固封建統治。賢良、文學則指出，對於百姓反抗，單靠酷刑鎮壓，恐難奏效，如疲馬不怕鞭撻，百姓在重壓之下亦不畏嚴刑。所以，賢良、文學主張實行“德治”，要求漢朝廷變換統治手法，加強對人民的思想統治，先“禮”後“法”，先以禮教化，不從者再繩之以法，這也比較適應當時統治階級的需要。
鹽鐵會議經過辯論，肯定了漢武帝的基本國策。但由於形勢發展，也進行了一些調整。在霍光主持下，漢朝廷罷去“酒榷”， 在部分地區停止鐵器專賣。這次辯論反映了漢廷內部政見分歧，以秦弘羊為代表的部分朝臣，堅持原有的思想主張，不但其政見與霍光針鋒相對，也不滿霍光一手操縱朝政。鹽鐵會議上的意見分歧，已將漢廷統治者內部矛盾暴露無遺，當時的主要矛盾是反對霍光的爭權鬥爭。
漢廷的爭權鬥爭，始於燕王劉旦。漢武帝晚年，皇孫太子劉據死去， 按輩分論，能陽骨生劉旦自以為應當立為太子。昭帝繼位，劉旦遂發動兵變，欲推翻昭帝。事情敗露，他又與上官桀、桑弘羊等合謀，欲謀殺霍光，奪取皇位，但密謀終於洩露，漢昭帝命令丞相田千秋撲滅亂黨，上官桀、桑弘羊等先後被殺，劉旦亦自盡。霍光翦滅政敵，地位更加鞏固，政局也逐步趨於穩定。但是隻過了六年，漢昭帝即因病死去。皇位由昌邑王劉賀繼承，劉賀荒淫縱慾，霍光等人即發動宮廷政變，將他廢除。於是，霍光迎立漢武帝的曾孫劉詢為帝，這就是漢宣帝。宣帝繼位以後，為了改變昭帝時期的政局，採取了許多政治措施，以鞏固封建中央集權制。
首先清除霍氏集團，穩定政局，加強皇權。自漢昭帝以來，霍氏家族的權勢不斷擴大，嚴重地削羽了漢家皇權。霍光本人專制痺權，操縱漢家天子的廢立。霍兒的兒子雀禹、侄孫霍雲皆為中郎將，霍雲之弟霍山為本車都刷侍中，兩個女婿為東西宮衛時，連外孫也都是中朝官，漢家天子無疑是個傀儡，而霍光成了左右政局的“太上皇”，並緊緊地控制省中朝的軍政大權。霍光臨死之前，又提出封霍小為列侯的要求。宣帝無可奈何，即日拜雀禹為右將軍，封霍山為樂平侯，繼續由霍氏控制中朝。針對上述情況，宜帝遂採取措施，一面計，霍山繼續主普尚書事，一面又准許史民泰封事，可以不透過尚書，直接給皇帝上書，以打破霍家把持中朝的局面，使權力歸回自己手中。同時又將霍氏家族的成員調離中朝，改任其他職務，並收回兵權。此舉惹怒霍氏集團，他們陰謀作亂，廢宜帝而立家再，陰謀敗醒，宣帝一舉誅火霍禹集團，政權重歸皇族。
其次整飭吏治。誅火霍禹集團，消除了危亂國家的禍根，宣帝即餚手整飭吏治，以使鞏問封建中央集權。議宜帝親自過向政事，鹼省尚書事。這不僅使皇帝直接掌握朝政人權，又恢復了漢初丞相既有職又有實權的體制，從而發揮了丞相作為辛相的作用。在地方吏治方面，官帝重視地方長史的選任，他費求官史對上要執行議廷的方針政策，對下則直接治理史民，其政績如何關係封建國家的興衰。對新任命的官吏，親自接見觀其言行。對地方官史的治理情況，經常派使者巡行郴因，考察他們的政績。凡政績優異者，下詔褒獎，增秩賜金，村百進的。而對-些違法 失職的地方長史， 則予以懲辦。如田雲中為淮陽太守，是一位“敢誅殺”的酷史，因吏民聚在城門上告他，民憤極大，被處以棄市之刑。由於採取上述措旌，優秀官吏不斷通現，吏治情況有一定的好轉。為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創造了較為安定的社會環境。政局穩固，吏治整頓，為發展社會生產力提供了保證。
武帝時期，地方豪強勢力發展迅速，從京師以至於郡園，豪強大姓相互聯姻，與官吏勾結為朋黨；又收養賓客為奸利，甚而犯為盜賊，驕縱橫恣，是社會治安的大害。宣帝奉行抑豪政策，對於擾亂社會治安的地方豪強，進行嚴厲的鎮壓。如尹翁歸為東海太守，縣設記籍，親自處理各種奸邪之事：收捕各縣的黠吏豪民，案治其事，嚴重者即處以死刑。又如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椰中大姓西高氏、東高氏使賓客肆虐搶掠，原那吏以下皆畏避之。嚴延年派道屬吏分別審訊“兩高”，深追其奸，誅殺各數十人。
在嚴明法紀，打擊豪強的同時，兼施德教，尊神學化的情學為德教的主要內容，加強思想統治。宣帝即位伊始，即遣使者持節詔令那國官吏，要謹慎統治，以德教來加強統治。公元前65年八月，宣帝又下語，察舉吏民中精通經學，熟知前代文化的人為官。此外，他還選名儒俊材，講論六藝群書。當時的名情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書玄成、嚴彭祖、尹更始等，相繼以儒術封官；劉向、王褒、張子僑則以文章顯達。宣帝所任命的丞相，也多屬經術之士。如韋賢兼通星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魏相明《易經》，有師法。當時宣帝周圍的一批諫大夫，即掌顧嚮應對的參謀，也多由儒生充任。許多朝政的謀議，法令的制訂，都與他們關係密切。所以，宣帝時期，明經術的儒生作為種政治勢力，在漢朝的政治生活中所處的地位，日益顯著。
不僅如此，為了共《春秋》穀梁之學，宣帝幾飲招選名儒講授，前後十餘年。公元前53年，又召名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論《公羊》、《穀梁》的異同、各自的特色，從此號穀梁》之學大盛。公元前51年，又召諸儒蕭望之、劉向、梁丘臨、歐陽地餘、韋玄成、戴聖等，講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這是一次盛大的儒家經學會議，漢宣帝親臨決其同異，為統一思想文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成與此同時， 宣帝時又增立經學博士， 如《易》有梁丘貴；《尚書》有夏侯勝、夏侯建；《禮多有戴德、戴聖；還有春秋》穀梁學博士等。博士弟子員的人數，比昭帝時增加一倍，即由百人增至二百人，是武帝時期的四倍。因此宣帝之世，學者輩出，弟子無數，盛況遠勝於武音。這是儒學發展的重要時期，它作為漢家欽定的統治思想，越加被神學化和偶像化了。
為了加強思想統治，宣帝利用儒學，施行各種形式的“德教”。如公元前67年，為了表彰“孝弟”，特詔令那國各推舉一名有義行聞名鄉里的幸弟之人。終宣帝之世，對螺寡板獨的老者、三老、孝弟、力田的賞賜，幾乎不絕史書。公元前66年，又下詔說，以孝教育百姓，則天下平安。公元前，56年，又以婚禮時必行禮樂，詔令郡國不要加以限制。宣帝時的德教，滲透於社會生活各領域中，從而造成一種社會風氣， 以利於穩定社會秩序。宣帝時代的政治，實行法治與德治相結合，以謀求一個較為安全的社會環境，促進了社會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