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發生的那天晚上，張學良究竟有沒有摟著影星胡蝶跳舞

“九一八事變”打開了中華十幾年的屈辱史，近些年來，對於那一段歷史的各種解密文獻層出不窮，而在當時的事變之後，報紙上曾經刊登了一個叫馬君武的作者寫的詩，《哀瀋陽》：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

馬君武是廣西人，民國時期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和教育家，曾擔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實業部次長、孫中山革命政府秘書長、廣西省省長，北洋政府司法總長、教育總長等職務，其人個性剛烈，眼裡容不得半點沙子，

馬君武的那首《哀瀋陽》一經刊登，立刻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大家都認為，在“九一八”的那天晚上，張學良不在瀋陽，而是在北平的夜總會陪著美女跳舞，各種流言蜚語都朝張學良噴過去。除了趙四小姐之外，連同當紅的影星胡蝶，都陷入了輿論的漩渦。

很多人都想知道，究竟那條晚上，身為東北軍最高統帥的張學良，究竟在哪裡？在做什麼？

就在上海《時事新報》轉發馬詩的當日，胡蝶所服務的明星影片公司就快速做出了反應，並於11月21日、22日連續兩天，在上海最具影響的報紙《申報》以胡蝶的名義發表宣告闢謠，意謂馬君武之作純屬胡言亂語，根本沒有此事。明星影片公司的著名導演、編劇、演員張石川、洪深、夏佩珍、龔稼農、鄭小秋等人也紛紛出面助陣，刊登宣告，為胡蝶洗刷不白之冤。

其中刊載的《胡蝶闢謠》曰：蝶於上月為攝演影劇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適逢國難，明星同人乃開會集議，公決抵制日貨，並規定守則。禁止男女之演員私自出外遊戲及酬酢，所有私人宴會一概予以謝絕。留平五十餘日，未嘗一涉舞場。不料公事畢回申，忽聞有數報登載蝶與張副司令由相與跳舞而過從甚密，且獲巨值饋贈云云。蝶初以為此種捕風捉影之談不久必然水落石出，無須亟亟分辯。昨有日本新聞將蝶之小影與張副司令之名字並列報端，更造作饋贈十萬元等等之蜚語。其用意無非欲借男女曖昧之事，不惜犧牲之個人之名譽，以遂其誣衊陷害之毒計。查此次日人利用宣傳陰謀，凡有可以侮辱我中華官吏與國民者，無所不用其極，亦不僅只此一事。惟事實不容顛倒，良心尚未盡喪。”

最後，胡蝶頗動感情，也頗具浩然之氣地表示道：“蝶也國民之一份也，雖尚未能以頸血濺仇人，豈能於國難當前之時與守土之責者相與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國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嗚呼！暴日欲逐其併吞中國之野心，造謠生事，設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蓋欲毀張副司令之名譽，冀阻止其回遼反攻。願我國人悉燭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殺人之計也。”

緊接其後的是《明星影片公司張石川等啟事》。

胡蝶和影星公司的宣告，無疑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嫌，於是，紅顏禍水之類的名詞，成了胡蝶的代名詞。

幾十年後，李敖在鳳凰衛視“李某有話說”節目中，又談到起了馬君武那首詩，並唾液四濺，信口開河地宣稱：“胡蝶晚年寫的回憶錄中說自己根本不認識張學良。這位大名鼎鼎的電影明星，當時她不澄清，她不說她不認識張學良，並且當時她還很得意。為什麼呢？我跟少帥一起跳舞啊。他有名我也有名啊，我們兩個加在一起，不是相加的效果，而是相乘的效果。她不否認的結果就是張學良背了黑鍋。大家想到沒有，她老了以後才否認……在臺灣寫回憶錄的時候，才肯講出來真話，當年她不肯講，她覺得我是胡蝶，我是有名的電影明星，我跟張少帥在一起我們跳舞，讓你們傳說好了，她覺得她是一種享受，這涉及了名女人的心理，可是把張學良就害慘了。”

其實馬君武的那首詩並非空穴來風，根據相關當事人的朋友的一些回憶錄，“九一八”事變的當晚，張學良確實在北平，至於他有沒有去陪胡蝶跳舞，眾說紛紜，也有人信誓旦旦地說，看到張學良摟著胡蝶翩翩起舞。

1986年，為了回報觀眾多年來對自己事業的熱情關懷，胡蝶請她的英語老師劉慧琴幫忙撰寫了回憶錄——《胡蝶回憶錄》。在回憶錄中，胡蝶提到了馬君武詩和令她一生都為之耿耿於懷的跳舞公案。文中說： “馬君武這兩首詩是根據傳聞而寫。據後來瞭解，是日本通訊社從中造謠中傷張學良，以引起國人對他的憤慨，轉移目標。馬君武激於義憤，一時也未能考證事情的可靠與否，只是將我也牽連進去了。”又說：“我是在事變之後方始到達北平的。抵達天津時，見到大批撤下來的軍隊，知是瀋陽失守了。”

（大家請注意，影星公司說的是；胡蝶是1931年十月到達北平的，她抵達天津的時候，應該是去北平的路上，而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軍根據張學良的指令退守錦州，次年才陸續撤進關內，由此可見，胡蝶所說的不是事實，或許她見到的，是別的散兵。而她得知瀋陽失守的訊息，很可能是來自報紙。）

這段記述再次向世人清楚地表白，“九一八”事變之晚，蝴蝶並不在北平。而據北平報界報道，胡蝶一行抵平已是九月下旬，出車站時，受到熱情觀眾包圍，盛況空前云云。那麼他與張學良在“事變”之夜相擁跳舞，當然是子虛烏有之事。

最後，胡蝶在回憶錄中頗為感慨地說： “現在我已年近80，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齡也算高壽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實是很短暫的。對於個人生活瑣事，雖有訛傳，也不必過於計較，緊要的是在民族大義的問題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其實這段話裡面隱含的一些內容，實在耐人尋味（意在表述外間盛傳的她在重慶與戴笠的一段同居私情），但明確提出了在民族大義上的“不含糊”，這一點，胡蝶自信是做到了的。

何為民族大義？

其實指的就是上海淪陷之後，日本人要胡蝶演戲，胡蝶在杜月笙的幫助下逃離上海，最後到了重慶，被青睞於他的戴笠看上，成了金絲籠中的鳥雀。

晚年的張學良和趙四小姐

1991年，恢復了自由之身的張學良，對哥倫比亞大學口述部工作人員口述其歷史的時候，曾提到了“九一八”事變與馬君武的詩，他說：“我最恨馬君武的那句詩了，就是‘趙四風流朱五狂’，這個朱五是誰呢？朱五就是朱啟鈐的五小姐，她是我秘書朱光沐的太太。他倆結婚的時候，是我給他們主婚。她小的時候，我就認得她，我同她的姐姐是朋友，僅僅是一般的朋友關係。她的四姐還嫁給了我的一位副官。這首詩我最恨了，我跟朱五不僅沒有任何關係，我都沒有跟她開過一句玩笑。”

張學良又解釋說：“朱五跟我現在的太太（指趙一荻，即馬詩中的趙四）是很要好的朋友。她們都是天津女子中學的學生。朱五調皮得很，有一回在香港的宴會上，馬君武也坐在那裡，朱五就拿著個酒杯走了過去，說：‘馬先生，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你詩中所寫的那個朱五啊！來，我敬你一杯，我謝謝你了，你把我變成名人了！’”這是張學良首次公開向世人宣稱他與朱五“沒有關係”。

其實，以張學良的性格和胡蝶的名氣，要是說他們兩人沒有交集，估計沒有幾個人相信。杜月笙身邊的陸京士，晚年在臺灣回憶中稱：民國十八年（張作霖被炸死的第二年），少帥來上海公幹，先生出面接待，後來讓萬墨林帶少帥去舞廳，先生親自打電話給張石川（影星公司老闆兼導演），說少帥想認識胡蝶……他們究竟有沒有見面，我不清楚……

陸京士是民國十七年才拜入杜月笙門下的，當時還沒有得到杜月笙的信任，但他作為杜月笙身邊的人，確實見證了不少杜月笙的一些事情。

因此，對於那天晚上，張學良究竟有沒有和胡蝶跳舞，只有當事人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