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小萍｜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動態
「來源： ｜新大眾哲學 ID：xindazhongzhexue」
摘要：
馬克思在政治哲學史上開創了一種不同於以往任何一種政治哲學流派的獨具特色的政治哲學傳統，其思想實質與馬克思發動和實現的哲學革命是一脈相承的。隨著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的不斷深入，要實質性地推進該領域的相關研究，需要辨析和澄清某些前提性問題，即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與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路徑的差異、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的發展脈絡與問題域、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的現實意義和實踐價值。我們知道，“二戰”之後，某些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學派在研究旨趣上發生了政治哲學轉向，主要體現在：他們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不是指向其既有的經濟關係，而是指向其道德倫理規範；強調理性認識在社會結構形成中的建構功能，甚至將經濟關係本身也納入這一建構的物件之中。這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路徑相比較，恰好形成了一個相反的研究路徑。本文以一定的歷史背景為依託，從理論與現實兩個方面對這一研究路徑進行檢視和分析，以便我們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國外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發展動態，進而更全面地探尋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的未來趨向。
關鍵詞：
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道德規範；資本邏輯
近年來，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及其當代價值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關注為了實質性地推進該領域的相關研究，需要辨析和澄清某些理論前提問題。我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發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哲學轉向；20世紀70年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開始從公平與正義等政治哲學研究視域關注馬克思本人的哲學思想；20世紀末，國際政治領域發生蘇東劇變，加之世界經濟全球化程序的快速發展，在客觀上進一步促使國外馬克思主義實現又一次政治哲學轉向，並且這一現象是超越西方世界學術流派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轉向與國內對馬克思政治哲學思想的關注，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意義上的理論研究視域的相關性。問題在於，如果我們將這兩個具有相關性的理論現象看作一個事件，那麼其發生和發展的內在機理是什麼？回答這一問題的基本線索，存在於馬克思哲學思想及其批判性研究思路的發展程序之中，或者說，我們只有透過對馬克思哲學思想和批判思路的發展脈絡進行梳理和分析，結合馬克思之後所發生的歷史程序與變遷，以及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相應變化，並從理論與現實的結合中，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和把握這一理論動態的執行脈絡。
一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從哲學、道德、宗教等領域逐漸向政治經濟學領域深入的。在馬克思看來，只有透過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研究才能夠客觀地論證資產階級革命理念與現實之間發生的悖論。由於歷史、現實與理論的多重原因，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沿著一個相反的路徑前行，即由對經濟基礎的批判返回至對道德規範等思想觀念領域的批判。
這一研究路徑形成的歷史背景可以從東西方世界兩個方面來分析。一方面，從西方世界的角度來看，“二戰”以後，資本主義經濟在高速發展的同時，資本邏輯也在不斷加劇著社會的貧富分化並且持續積累著社會矛盾被激化的可能性，與此同時，20世紀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也在一定程度上對西方世界起著震懾作用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國家透過稅收政策等宏觀調控手段加強社會的自我調節力度，透過以稅收政策為手段的方式進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同時構建各種社會福利、保險制度，以緩和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另一方面，從東方世界的角度來看，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執行缺乏持續的動力機制與活力，與此同時蘇東式社會主義出現政治權力權貴化的現象，直至20世紀90年代的蘇東劇變這兩個方面的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政治哲學轉向。
這一研究路徑形成的學術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康德哲學的思維方式在深受康德哲學影響的法蘭克福學派領軍人物哈貝馬斯那裡，非歷史的理性主義思維方式佔據著主導地位，他的《交往行為理論》與《在事實與規範之間：關於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都體現了這樣一種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更加側重於從人們的道德行為規範，而不是從歷史的、社會經濟關係的制約性角度來理解人們的行為在康德思維方式的影響下，哈貝馬斯的研究重點從近代哲學的主客體關係轉向主體間性，將理想社會的構築路徑訴諸人們的理性認識，將社會公正寄託於藉助理性認識而構建起來的社會規範和道德準則，這使得他與自由主義左翼學者羅爾斯在對合理社會構築路徑的理解和認識上逐漸趨同。
這裡有必要加以說明的是，當我們說某個哲學家的主要思維方式受著康德影響時，我們並不能說他的思維方式就與黑格爾無緣；反之，當我們說某個哲學家是黑格爾主義者時，我們也不能因此就說他的思維方式與康德無緣從這兩種思維方式本身來說，恐怕難有嚴格的非此即彼之別，只是人們的自覺意識和強調的側重點有所不同而已。
在《正義論》［1］中，羅爾斯假設了社會公正原則產生路徑的正義程式，即人們在不知道自己現實處境的條件下，猶如被無知之幕所遮蔽，此時人們因自身處境而可能形成的立場效應可以被視作為零羅爾斯是閱讀並且瞭解馬克思的，他的這一理論假設帶給我們的思考在於：是否可以將其理解為是針對馬克思所提出的“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的觀點，並且由此產生了難以避免的意識形態偏見？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遮蔽了人們自身的處境，是否就能達成某種不以自己的處境為出發點的正義原則的共識？在羅爾斯看來，沒有人能完全排除自己陷入弱勢者處境的可能性，因此人們傾向於從境遇最差者的立場出發去假設正義原則，進而形成一種以個體為立足點的普遍性規範維度。
哈貝馬斯沒有對羅爾斯的假設模型提出質疑，他從交往倫理的角度質疑羅爾斯的獨白式程式構建，認為這一程式的假設前提是孤立的個人在與他人相隔絕的情況下，從自身處境出發形成的原則。在哈貝馬斯看來，這並不能為交往行為倫理提供行為動力和理論資源哈貝馬斯因此提出了一種替代性的商議程式，在這裡，每個人在表達意見時，是完全瞭解社會現實和自身處境的，並不需要進行什麼無知遮蔽。在這種情境中，參與者平等地進行對話，透過充分交換意見而達成共識，最終形成合理的社會規範。
無論是允許人們從自身可能陷入的最差處境出發構建社會的公正原則，還是將社會公正原則的形成寄託於不同處境人們之間的充分協商，這些理論都強調了人們的理性思維、認識活動在構築合理社會關係中的重要性，似乎社會關係、經濟關係的正義與否，取決於人們的理性認識。
無獨有偶，這樣一種政治哲學的轉向路徑同樣發生於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學派之中，從柯亨（G。A。Cohen）早期的《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個辯護》到其晚期的《拯救正義與平等》，他同樣在與自由主義“左”“右”翼的交鋒中步入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語境。不過，與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其他成員有所不同的是，自由主義的道德批判語境並沒有導致柯亨放棄變更資本主義經濟關係以實現未來社會主義的訴求。恰恰相反，柯亨以社會經濟關係為立足點，從“左”“右”翼兩個方面質疑了自由主義的道德批判語境：於“左”而言，他從社會結構的角度出發，論證和說明了羅爾斯正義原則所假設的弱勢者群體本身是一定社會結構的產物；於“右”而言，他論證了諾齊克（Robert Nozick）自我所有原則平等的實際結果勢必要否定人與自然資源的平等佔有關係，進而否定自我所有原則。
埃爾斯特（Jon Elster）與羅默（John Romer）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埃爾斯特從其早期在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最為活躍的時期撰寫的《理解馬克思》，到其晚期的專著《協商民主：挑戰與反思》，其研究視角和研究立場都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他與哈貝馬斯的情況非常類似，不僅步入了而且轉向了自由主義左翼的語境。羅默則熱衷於運用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博弈論，他對私有制與公有制問題的理解體現了分析哲學與美國實用主義的結合，他對於剝削問題嘗試著避開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從交易雙方利益關係的博弈中進行解釋。他的這一對經濟關係的解釋維度，主要訴諸交往關係中人們對自身利益的考量。
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學者伍德（Allen Wood）走得就更遠了，他甚至認為“對馬克思而言，無論資本主義可能是什麼，它似乎都不是不正義”［2］。伍德之所以推斷出這一結論，一方面藉助了馬克思的文字，另一方面則基於他對馬克思所使用的基本概念的分析。作為分析哲學學派的學者，伍德的本意是嘗試透過對馬克思文字的閱讀和概念的分析澄清爭議，有助於人們對馬克思的理解；但是其結果適得其反，他的觀點引發了更多的爭議和混亂。
從文字研究的方法論角度來看，伍德對馬克思文字的引用是存在問題的。例如，他藉助於馬克思使用過的這樣一個例子來闡述馬克思的觀點：資本家購買了勞動力，這個勞動力在其購買期間所創造的剩餘價值（大於購買價值的部分）屬於資本家所有［3］，並據此作出自己對馬克思觀點的理解，即“資本佔有剩餘價值就沒有包含不平等或不正義的交換”［4］。根據這一理解，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不僅沒有訴諸正義理念，相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進行了正義性辯護。伍德沒有注意到，馬克思是在引用別人的辯護性語言，更明確地說，那是在當時的爭論中從資本立場出發形成的觀點，而並非馬克思自己的觀點。
除文字的引用有問題之外，伍德的理論還涉及對正義概念的理解，即價值觀判斷意義上的正義性（justice）與司法意義上的合法性（justify）。當伍德嘗試著對正義概念的兩種含義進行區分時，卻使自己陷於困惑之中，並且發生了從一種含義向另一種含義的遊移，即從司法含義上的合法性判斷到價值觀含義上的正義判斷的遊移。總之，分明是伍德自己已經陷入被分析的問題之中，卻草草地斷言，那種圍繞著如何理解馬克思正義理論的討論只是一種意識形態之爭。這顯然不太符合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嚴謹治學態度。
與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和當代批判理論的政治哲學轉向有所不同，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諸多流派都與後現代思潮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形成了後馬克思主義思潮。例如強調當代後工業社會特徵的拉克勞、墨菲的後馬克思主義，強調網路化、資訊化、智慧化以及非物質勞動特徵的奈格里，等等。與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轉向從經濟領域返回政治領域的研究思路有所不同，他們對當代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發展的新特徵加以誇大並且對此進行細緻解讀，忽略了資本邏輯所固有的內在連貫性與內在矛盾性。
二
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一些流派的政治哲學轉向表現在，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不是指向其既有的經濟關係，而是指向其道德倫理規範；強調理性認識在社會結構中的建構功能，甚至將經濟關係本身也納入這一建構的物件之中。與馬克思的批判路徑比較而言，這種批判思路恰恰朝向了一個相反的方向。
馬克思所處時代面臨的是資本邏輯主導的社會，他的批判路徑是從人們的思想觀念到經濟關係再到生產關係，並用後者來解釋前者，且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論證正義原則、道德悖論的形成。馬克思的這一研究路徑形成於與當時各種思想流派、哲學觀念對資本主義現實社會進行批判的分歧和論辯之中。同樣是面對資產階級革命理念與現實狀況的反差，各路思想家和理論家或者從宗教、或者從人們的思想觀念、或者從人們的道德倫理的視野出發對此進行分析和批判。然而在馬克思看來，批判視野的差異問題並不是源於人們的思想觀念，而是源於既有的生產關係和經濟關係，社會特定的經濟關係是公正原則走向反面的客觀基礎。因此，需要改變的是既有的經濟關係，而不僅僅是人們的思想觀念；經濟關係的改變不是一觸即發的，它有賴於以生產力發展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變。
這一思維方式決定了馬克思與其他思想家、理論家對同一社會現象在認識上的差異。我們知道，施蒂納曾藉助於模稜兩可的德文詞彙來模糊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分化現象中“個人與社會經濟關係何者應該承擔主要責任”這一問題。對此，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非常敏銳地揭示了施蒂納試圖模糊這一問題的實質所在。實際上，這一問題蘊含著兩種對問題的不同解釋路徑：今天的自由主義沿著其中的一個路徑執行，即從個人主觀因素方面去解釋其在社會貧富分化中的處境；馬克思則超越觀念領域，將批判的焦點直接指向生產關係和經濟關係。
在轉向政治經濟學領域之後，馬克思非常清晰地看到資本邏輯的客觀力量。在《哲學的貧困》等文字中，針對蒲魯東等所討論的“在沒有資本的市場交換條件下實現公平工資的可能性”問題，馬克思從經濟關係的歷史程序中強調了資本形成和存在的客觀必然性，並且從生產關係的變革入手，探索解決資本主義社會各種矛盾的出路。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針對德國工人黨在有關未來社會主義分配正義原則中存在著的簡單幼稚設想進行了批判，並由此出發，從最基礎的意義上論生經濟關係變，正義的理論與實。
如果我們說根據馬克思的基本理論，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那麼隨著生產關係的變化，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實踐中，人們所期待的分配方式是什麼呢？這一分配方式所包含著的分配正義原則又是什麼呢？拉薩爾派在德國工人綱領中強調的所謂的平等權利與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僅是人們對分配正義的簡單訴求一然而這一簡單的訴求是經不起理論上的分析的。
且不說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是一個不計社會執行成本的幼稚訴求，僅僅就權利的平等來說，也蘊含著諸多的理論問題與現實問題。從理論上來看，所謂權利的平等是藉助於一定的原則來體現的，在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之後，在扣除社會執行成本的前提下，根據每個人的貢獻來進行分配，即按勞分配似乎是理所應當的正義原則，然而這一原則在計入貢獻差異（各種各樣的主客觀差異）的情況下，就不可能形成平等分配的結果。在這裡，抽象原則的平等實際上蘊含著實際分配結果的不平等，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將其稱為市民社會（或資產階級）原則這一原則的徹底實行，將不可避免地通往市民社會（或資產階級社會），因為撇開其他情況，即使是差異的積累，在一定條件下也將成為（或轉化為）物件化勞動手段的前提條件。
正因如此，馬克思提出了在社會主義物質產品極大豐富的條件下，按勞分配將由按需分配所取代與按勞分配相比較而言，按需分配已經發生了分配原則的變化，即從按貢獻分配到不計勞動付出的按照個人基本需要的分配。
顯然，按需分配的提出在理論邏輯上是為了克服按勞分配自身固有的侷限性，然而按需分配的理念在現實中同樣會帶來相應的問題。從最基本的意義上來說，例如人的需要增長與地球資源有限性之間的矛盾，這是從客觀角度討論的侷限性；從主觀角度來看，還涉及更為複雜的情形，比如在生產勞動中與主客體正相關性密切聯絡的責任心、積極性等主體動力機制如何在變革了的生產關係中得到體現。這裡涉及的似乎就是道德批判與道德構建問題。
這兩個方面的問題，儘管馬克思有所論及但並沒有來得及重點關注，這與當時社會面臨的更為迫切的革命任務有關。問題的第一個方面為當代生態學所討論；而問題的第二個方面，在20世紀大規模的傳統社會主義實踐中在不同程度上從現實層面呈現出來。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與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轉向存在著一定的關係。或許正是鑑於蘇東傳統社會主義的歷史挫折和劇變，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所關注的問題域，不再是生產關係能否以及如何發生變革，也不再是主客體關係的視域，而是從主體間性的視角，更加側重從人們的認識、意識、道德、行為規範等視野來討論分配正義，甚而將生產關係本身作為人們有意識活動的產物，納入人們的理性構建領。這主要體現在一部分當代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那裡，另外也體現在一部分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那裡。他們在從交往理性、道德、行為規範等視野對現實社會進行理論批判時，很大程度上依託於現有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現狀，甚而不再訴諸經濟關係的變革。
三
正是從上述意義上來看，某些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與自由主義左翼在理論上日益靠攏。與馬克思解決問題的思路不同，新自由主義理論家對資本邏輯的必然產物即社會的兩極分化及其所帶來的諸多社會矛盾，嘗試著訴諸稅收手段來調節收入分配差距，藉助於社會福利政策和各種保險制度對底層群體的基本利益進行保障，並且透過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來克服其執行中固有的內在矛盾。然而本世紀初，由於資本邏輯的矛盾積累而發端於美國的金融危機，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這種社會調節作用。例如，伴隨著金融世界的劇烈動盪而來的是中小資本向大資本的日益集中；為了提升競爭實力而降低稅收所導致的社會福利削減，加上危機所帶來的就業市場萎縮，導致中間階層不斷縮小與底層群體逐漸擴大，由此在西方發達國家加劇了貧富分化的固有趨勢。這種情形在北歐民主社會也不例外。北歐在“二戰”以後藉助於強大的社會民主力量（（在這些民主力量中，工會組織的努力功不可沒））所構建起來的高福利社會模式，在一定的全球化環境下，同樣難以抵禦金融危機的影響及資本邏輯的侵蝕。
金融危機的持續發酵所引發的重要後果之一，就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際範圍的貿易戰不斷升級，由此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全球化的逆向執行，即反全球化的趨勢。值得深思的是，從全球化到反全球化，在這一表面現象背後是否存在著某種規律性的東西？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來看，這背後的邏輯是非常清晰的：貿易戰的根本原因不是意識形態的糾紛，而是實實在在的資本利益的戰爭；全球化與反全球化不是兩個不同事物之間的替代關係，而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現形式也就是說，超級大國從追逐廉價勞動力的超額利潤，到本國實體經濟的空心化；從過度金融膨脹到金融泡沫的破裂，再到為重振實體經濟而瘋狂進行的貿易戰爭，其真正的幕後推手是資本利益，而各種意識形態的譴責與紛爭，只不過是一種幌子而已。
就哲學研究者而言，看不到現象背後的“故事”，就很容易為表面現象所困惑目前，國外相當一部分政治經濟學領域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十分強調馬克思的《資本論》研究及其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現實意義，例如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美國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揭示資本主義全球化內在矛盾的傑裡哈里斯（Jerrv Harris））等某些國外學者所提出的空間理論，更是將資本利益與地緣政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與20世紀末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政治哲學轉向有所不同，這些學者的批判思路涉及經濟與政治的方方面面，強調經濟與政治之間的密切相關性。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就是強調經濟的制約性與政治的依從性，也就是說，即使政治因素在形式上有時體現為先導性，但從其內容來看，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其從屬性的特徵。
以道德規範為抓手的政治哲學批判和以資本邏輯為抓手的哲學-政治經濟學批判，體現的是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批判性研究的兩種路徑：前者多半發生在哲學領域，後者多半發生在經濟學領域。然而，問題在於，是學科的分野與視域導致了這樣的區別，還是認識事物的基本方法本身就有所不同？對這一問題作一籠統的解答是不夠的。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前者自身也是存在著分歧的，例如強調社會發展階段論與再分配理論的弗雷澤，就與強調承認理論的霍耐特有所區別。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寫作中，在清理自身與德國其他思想家、理論家、批判家的分歧時，就是從對政治與經濟之間關係的析分與聯絡入手的。時至今日，這一理論上的分歧依然以不同方式在延續。這其中的原因很複雜，既有理論自身的原因，也源於在實踐中呈現出來的現實問題。
從理論自身來看，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在對勞動價值的本體論定位、生產剩餘價值的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功能等問題上存在著可爭議的地方，這或許成為一些思想家們放棄經濟基礎這一思考問題的前提條件的原因。這其中呈現出的是理論論證細節與理論原則之間的關係問題，那麼前者能否直接否定後者？本文的觀點是前者不能否定後者。這裡可以舉達爾文進化論的例子，這個理論似乎多次被具體的實證例子否定過，但是歷史的程序能夠說明，達爾文進化論的理論地位並沒有因此被撼動。科學哲學家討論過科學理論核心的韌性問題，核心與邊緣是一種辯證關係，這是自然科學進步的基礎，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也不例外。
一方面，從歷史的程序來看，21世紀初肇始於美國的金融危機，印證了馬克思《資本論》的理論解釋力度，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大學課堂裡很受學生歡迎；另一方面，從當代理論研究的角度來看，《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凱蒂，在完全規避馬克思剩餘價值論的條件下，藉助於當代大資料的演算功能，得出了R>G的結論，即資本利潤的增長率大於新增社會財富的實際增長率，獲得了與馬克思異曲同工的論證效果，印證了新增社會財富在資本一端集中的發展趨勢。
從現實實踐發展程序的角度來看，蘇東社會主義在政治民主建設中的缺位及其相應後果，也成為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將關注重點轉向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在20世紀末，以追求自由、民主為信念的蘇東劇變，發端於對政治民主化的訴求，其實際結果是什麼呢？30年之後，當人們審視劇變的結果時，不難發現，緊接著政治劇變而來的是經濟上的全盤私有化、市場化，在全面融入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後，東歐一些國家的銀行、金融領域很快被外資控股，經濟命脈為國際資本所操控，進入了被稱之為新殖民主義的時代。繼之而來的是社會的貧富分化，與此相應，是政治權利平等訴求的落空。人們所期待的民主政治，伴隨著經濟生活的變化，成為少數人操控的寡頭政治。2019年5月31日至6月2日在捷克布拉格舉行的國際批判理論大會上，原東歐學者以“從1989年到2019年，希望、失望、災難”為分論壇標題，對這一段歷史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
蘇東的歷史和劇變歷程從實踐的角度體現了政治與經濟的密切相關性，為人們提供了值得反思的理論問題：一方面，經濟上的公有制並不直接意味著政治上的民主；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經濟上的私有化、資本邏輯的執行以及社會貧富分化的形成，產生的多半是受制於經濟話語權的政治霸權、寡頭政治。
與全球化相伴隨的網際網路與資訊化，賦予現代市場以全新的概念，全方位打開了人們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的視野；生產的智慧化賦予社會財富增長以不同的路徑，大資料的發展應用與貨幣電子化，為宏觀調節人們的勞動收入與社會再分配提供了高科技的、更加透明的手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聯度將成為一個更加複雜的社會正義話題。
當今社會無論從科學技術的發展還是從經濟執行模式的規模上來看，與馬克思那個時代都不可同日而語了，但是，資本邏輯的本質依舊。當人們幻想著網際網路提供的網路平臺、各種共享經濟的運營，能夠自然開闢出共產主義的蹊徑時，網路大亨的悄然崛起、共享經濟背後的資本運營模式，以實際行動對此作出了回答；同樣，當人們幻想著非物質勞動能夠避免剩餘價值問題，並且使得共產主義自然替代資本主義經濟執行模式時，答案恐怕也難有不同。
當然，我們還應該看到，儘管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資本邏輯的本質依舊堅挺，但是新興的科學技術、經濟管理方式、金融模式，以及網路技術所蘊含著的新的生產方式與交往方式，給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帶來了很多新的研究領域和研究課題，如何結合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與時代發展程序，跟上時代發展步伐，思考和回答時代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成為國內外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共同面臨的緊迫任務。
結語
20世紀末，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國內外馬克思主義研究進一步發生了政治哲學轉向；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作為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產物，卻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這一局面。這不僅在國外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在國外大學講臺上將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研究推向了前臺，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扭轉了政治哲學轉向的趨勢，促使人們重新開始從經濟與政治相關性的角度，關注現實社會問題，並且探索與思考人類社會進步與發展的現實路徑。
註釋：
［1］ 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2］ ［4］艾倫伍德：《馬克思對正義的批判》，《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0年第6期，第39頁；第44頁。
［3］ 參見艾倫伍德：《馬克思對正義的批判》，第44頁。
：《哲學動態》2020年第1期，轉自上海第二場。
作者簡介
：魏小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權威釋出馬列經典著作編譯出版資訊；
為讀者提供第一手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研究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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