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簡帛佚籍的發現與重寫中國古代學術史

中國有著總結學術發展的悠久和優良傳統，向上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時期，中國的思想文化業已經歷了從原始時期到夏、商、西周三代之變。對於錯綜複雜的遠古文化，孔子從學術史的角度將其歸結為“六經”。《莊子·天運篇》雲：“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孔子對於“六經”雖然做的主要是學術綜合的工作，即“述而不作”，但這一開創性的學術總結在中國學術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錢穆先生在《國學概論》中說：“中國學術具最大權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經’。孔子者，中國學術史上人格最高之標準，而‘六經’則中國學術史上著述最高之標準也。”［1］（P2）

春秋戰國時期，學派蜂起，百家爭鳴，學術文化得到了空前繁榮發展。但由於後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經籍百家遭到嚴禁，致使學術為之一變。漢惠帝時，下令廢除《挾書律》，百家思想重新活躍起來，學術為此又起一變。在中國學術史研究方面，漢初有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西漢末期有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別錄》，東漢有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學術史研究從此綿延不絕，各個朝代官修或私修史書，一般都有總結前代學術的專門章節，或曰《藝文志》，或曰《經籍志》，目的都是為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一

但是，由於秦代毀滅性的焚書，致使中國大量的古代書籍嚴重失傳，以至後代出現了一些所謂續作的“偽書”，而且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傳世的書面文獻在流傳過程中，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歪曲和變化。對此，歷代學者不斷對某些“偽書”進行甄別和審查，其工作具有一定的價值。然而，從清末到20世紀上半葉，中國出現了風靡一時的“疑古思潮”。崔述運用司馬遷“考信於六藝”的方法，以經書中的某些記載駁斥諸子百家中所載之古史，寫作了《考信錄》，認為後世所傳的古史大半是戰國諸子所假造的，主張中國的信史應始於唐、虞時代。到了康有為著《孔子改制考》，連經書也不信了。認為“六經”是孔子為託古改制所作，孔子不是“六經”的整理者而成了其作者，這就把孔子之前的遠古文化大都抹殺了。

實際上，這種疑古思潮不單出現在中國，在同一時期的日本和歐洲，也有人對中國的古史表示懷疑，他們的見解對中國學者產生了或多或少的影響。如日本的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曾經名噪一時。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疑古之風愈來愈盛，胡適先生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以“上古史不可靠”為由，丟開唐、虞、夏、商，僅從《詩》三百篇講起。顧頡剛先生在此基礎上創立了“古史辨派”，提出“層累造成”的古史觀，認為中國古代有關伏羲、神農、炎帝、黃帝、堯、舜、禹、湯等傳說，時代出現得越晚，內容就越豐富，認為中國人對古代的看法是歷代人不斷地造偽的結果。

從當時中國思想和文化的實際來考察，疑古思潮具有積極和進步的意義。從中國思想史角度看，疑古思潮的興起同後來的“打倒孔家店”緊密相聯，對於掙脫儒學束縛、打倒經學偶像發揮了重要作用，故從促進國人衝破封建思想的羅網方面來看，疑古思潮在思想史上具有進步的意義。從學術史角度看，疑古派的初衷是為了更準確地把握古史，嚴格審查記載古史的文獻，這對於那些認為古代傳下來的經書是萬古不變的教條、堅持古代是黃金時代的歷史觀，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解放思想，促進學術正常發展的積極作用。但是，客觀地說，疑古思潮也有著嚴重的問題和缺陷，由於他們的辨偽工作做過了頭，把許多古代文獻的史料價值全部否定了，以致造成了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空白。在當時的疑古思潮中，曾出現一種極端的說法，即“東周以上無史”論。中國原有的五千年曆史文化，一下子減少了一半，從而否定了中國上古文明史。

在1992年的一次學術座談發言中，我提出要“走出疑古時代”。這個提法給我帶來很大麻煩，一些學者對我產生了許多誤解。按照顧頡剛先生的說法，“古史辨”實際上就是古書辨。很長時間以來，我們都是透過古書來了解古史。如果說很多古書都不可信或不屬於那個時代，古史的可信度則要大打折扣。當時，透過考古出土了許多竹簡、帛書等古代文獻資料，新的考古發現使一些受到質疑的古典文獻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本來面貌，人們逐漸認識到古代並非不可認識，古代文獻和傳說中具有很多可信的因素。這樣便自然地超出了過去的“疑古時代”。

在歷史研究中，任何材料都要經過研究者的稽核、分析與判斷，要疑古，你得把發掘出來的材料研究清楚後再說話，不疑古，你也得把發掘出來的材料研究清楚了再說話。總之，對中國古史和歷史傳說、對“三皇五帝”疑與不疑、信與不信其實都沒有關係，關鍵是拿出證據來。1920年代，顧頡剛疑古，李濟、徐旭生等先生就去找地下的材料。疑古沒錯，疑得對不對，需要同出土材料結合起來進行分析之後才能作出判斷。當年，傅斯年先生說，“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顧頡剛先生也說，“我們知道學問應以實物為物件，書本不過是實物的記錄”［2］。這些都是非常正確的意見。尤其是當今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中國古代遺存和史前遺存，對於古書、古史信與不信、偽與不偽，最終都要透過分析當前以及今後陸續出土的實物和文獻為證。

二

1925年，王國維先生髮表《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一文，提出“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並分析了當時四大發現對中國古史研究發展的貢獻。第一，1898年甲骨文的發現和隨後的研究，改變了人們對古代特別是商代的看法，打破了以前的“東周以上無歷史”的觀念；第二，西域木簡的發現，改變了人們對漢晉歷史的根本認識；第三，敦煌文書的發現，扭轉了人們對經書和唐史的許多觀點；第四，清代內閣大庫三千多麻袋檔案被羅振玉成功搶救，為人們的明清史研究提供了新資料。上述四大發現為中國學術史的發展帶來重大改觀。

20世紀是中國考古大發現的世紀，其學術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考古發現改變了傳統的學術研究方法。由考古發現帶來的啟示，王國維先生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證據法”：“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3］（P33）在此之前，無論是宋學還是漢學，都是以文獻來論證文獻。但由於文獻的可信性難以得到保證，這種方法實際上是有缺陷的。例如，先秦書面文獻的撰寫和傳播過程非常複雜，從遠古時代人們的口耳相傳，到書寫到竹帛之上，其中肯定會有某些走樣的地方。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紛紛援引古史傳說，為其政治主張尋找理論依據，為此，人為地改造古史的狀況在所難免。而秦始皇焚書坑儒，先秦古籍遭到巨大的人為破壞，到漢魏以降，還有所謂“五厄”、“十厄”之說。因此，研究先秦歷史文化，僅僅採用書面文獻，顯然不足。

而那些埋藏於地下歷史材料，均為當時歷史文化的如實記錄，並因長年沉眠地下而未遭到自然和人為的破壞與改變。如有幸出土面世則能儲存原有的風貌。因此，以地下出土材料印證地上書面文獻，一來可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二來可以“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三來可以證明那些即使被司馬遷斥為“不雅馴”的如《山海經》等古籍，“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在“二重證據法”之後，有學者還又提出了“三重證據法”，即地下出土材料細分為有字與無字的兩類。甲骨文、金文、簡牘、帛書等有字的一類，承載著豐富的歷史資訊，將其與書面文獻互相對照和印證，便可以解決許多學術問題。王國維先生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便是這方面的典範之作。而遺址、墓葬、建築、服飾等無字的出土材料，也可以用來印證古書。

“二重證據法”一經提出，便對學術研究產生了廣泛影響，許多學者運用這一研究方法撰寫出版了經典性的學術專著。如董作賓的《五等爵在殷商》（1925年）、陳夢家的《商周之天神觀念》（1925年）、郭沫若的《卜辭中之古代社會》（1930年）、周傳儒的《甲骨文字與殷商制度》（1934年）、吳其昌的《甲骨金文中所見的商代農稼情況》（1937年）等。1970年代以來，隨著考古材料的大量出土，二重證據法在中國古代史研究方面更是成就明顯，對中國學術研究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二，考古發現改變了中國古史研究的基本面貌。中華文明作為人類世界著名的遠古文明之一，具有獨立起源、歷史悠久、綿延不絕等顯著特點。但在此前的中華古代文明研究中，由於資料的缺乏和觀念的束縛，一方面研究的視野難以放開，另一方面研究的成果相對匱乏，少有的研究論著或者顯得較為狹隘，或者存在許多片面之處。而20世紀考古發掘所取得的一系列新發現，極大地改變了人們對中華文明的傳統認識，新發現的出土材料為研究者提供了許多具有深遠意義的研究課題，逐步改變了中國古史研究的基本面貌。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安陽殷墟的發掘及此前的甲骨文發現，不僅使商後期的歷史文化建立在堅實的出土材料基礎之上，還使人們認識到，司馬遷《史記·殷本紀》所載商代歷史大致可信。由此而論，《夏本紀》所載夏代歷史亦有可能真實。（2）鄭州商城、堰師商城、鄭州小雙橋遺址、邢臺東先賢遺址、安陽三家莊遺址的相繼發現，使文獻所載商前期都城地址大致有了著落，可以大致勾畫出商前期的歷史概貌。（3）豫西偃師二里頭遺址與晉南夏縣東下馮遺址的發現與研究，使人們對夏文化有了一定的認識。（4）豫西登封王城崗遺址、禹縣瓦店遺址的發現，使人們對夏文化的認識有可能一直追溯到夏初的禹、啟時代。（5）龍山時代各種文化的發現，與傳說中的五帝時代大致相當。（6）由龍山時代文化上溯，可以探尋中華文明的源頭。

而在中原地區之外，考古工作者也發現了一系列的古文化遺址，這些考古發現使人們認識到，過去所謂“中原文明中心論”需要加以徹底改變，中華古文明是多源並起、相互促進的，由此也改變了長期以來形成的中國古史研究的舊有面貌。

第三，考古發現深化了人們對中華文明特點的認識與把握。中國古代宇宙論包含了一系列基本概念，如道、陰陽、四時、五行、八卦、三才（天、地、人）、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等，並形成了相當複雜的理論系統。一些現代學者經研究認為，這一理論系統最後定型的時間比較晚，但作為這一理論系統組成部分的若干基本概念，它們出現的時間可能要早得多。在西周或者更早的商代，有些概念便已經存在了，並構成了宇宙論的雛形。1940年代，胡厚宣先生在甲骨文中找到《堯典》中所記載的四方、四風的名稱。這一發現證明，《堯典》的記載具有遠古的依據。至少在商代晚期，將一年劃分為四時，並以四時同四方相結合的宇宙論已經普遍流行。而西水坡龍虎圖象、良渚文化中的玉璧、玉琮，凌家灘玉版等告訴我們，中國古代宇宙論萌芽的時間可能更早一些。這些考古發現都有助於加深對中國古文明特點的瞭解和認識。

三

1970年代以來，大批簡帛書籍的陸續出土，為豐富和重寫中國古代學術史提供了資料及條件。1992年，在北京大學舉辦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我在發言中曾談到“重寫學術史”。此後，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進一步提出：“大量簡帛佚籍的出現，證明中國古代學術史必須重寫”。2001年我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論文集書名就叫《重寫學術史》。我認為，大量簡帛佚籍的出土，促使我們對中國古代學術史進行重新思考、重新認識和重新評價。

在中國歷史上曾有過兩次簡帛大發現，一次是西漢的“孔壁中經”，一次是西晉的“汲冢竹書”，兩者在中國學術史上都產生了深遠影響。1940年代以來，中國各地陸續出土了一批又一批簡帛佚籍，足以與前二者相媲美。

這些簡帛佚籍的出現，對於促進中國學術史研究具有深遠的意義。因為這些新發現簡帛佚籍大部分都是我們未曾看到過的古書，據此可以幫助研究者瞭解和認識當時的學術狀況。比如，數術和方技是古代十分重要的典籍。在《漢書·藝文志》中，數術、方技各佔一類，數量很大。如數術類有190家、2528卷，但目前傳世的僅有一部《山海經》。近年來發現的簡帛佚籍中有許多部分為數術和方技，今天我們所講的“科學”，中國古代時歸屬在方技和數術之中，我們今天開展中國科學史研究，肯定不能忽視這些重要的歷史資料。這些新近出土的簡帛佚籍，給了我們一個難得的重新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機會，而當前這種有利的研究條件也是前所未有的。其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可使一些古書的可信性得到基本認可。戰國以來的竹簡帛書，大多數都是前所未有的佚書，這等於為我們打開了一個豐富的地下圖書館，使我們對古書的形成和傳流過程有了一個更為深刻、全面的認識。過去人們不大知道古書是怎樣形成和流傳的，發現這些簡牘帛書以後，方才得知古書的形成要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和紙、印刷術發明以後的情況完全不同。古書的學術傳播，主要是透過師傳和口述，失傳和作偽均不足為怪，但這也為通過出土簡帛對古書進行鑑定提供了機會，因為這些當時的原本書籍就是鑑別的依據。比如過去的疑古派，包括日本的學者都認為沒有《孫臏兵法》，《孫臏兵法》只是《孫子兵法》的誤解，從而將它徹底否定。但在1970年代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中，《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一起被髮掘了出來，還原了這部著名兵書應有的學術史地位。

再比如，1973年在河北定縣八角廊發現的竹簡本《文子》，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今本《文子》，前人多指為偽書，以為與《漢書·藝文志》所述不合，系後代贗鼎。我們最初觀察竹簡，見《文子》多記平王（楚平三）與文子問答，同於《漢志》，似乎更足證今本之偽。後經仔細查對，才知道今本是把平王問文子改成了文子問老子，其他尚沿簡本之舊。因此，今本《文子》至少有一部分還是真書，過去全加否定，實在是冤枉了。用新的眼光重新審查古籍，會使我們對古代學術史研究的憑藉更為豐富和廣泛。

此外，通過出土簡帛佚籍，我們不僅可以為某些古書證真，還可以為某些古書證偽。比如，東晉時開始出現的偽古文《尚書》，經過宋、明、清幾朝學者的考證證明它是一部偽書。可是一直到近些年，仍有人在為其翻案。現在的清華簡中出現了真正的古文《尚書》進一步證明偽古文《尚書》是偽書。“重寫學術史”不是要把過去認為是假的都要變成真的，也絕對不會後退到“信古”的階段上去。

第二，可使一些古籍的屬性和成書時代得到大致的確認。比如，過去多數學者認為黃老學派講的是隱士思想和清靜無為等，但馬王堆出土的帛書《黃帝書》，一看就是黃老學說，其思想卻完全不是隱退的，而是進取的，甚至還有關於戰爭的論述。這樣再去看戰國時期有關黃老的文獻，就會發現確實如此。

再比如，1956年信陽長臺關1號出土的一批竹簡，因內有“先王”、“三代”、“周公”等詞，儒家氣息比較濃厚，所以起初以為是儒家作品。“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山大學的幾位學者指出，竹簡的內容與《太平御覽》所引《墨子》逸文相同。再經查對，傳本《墨子》書裡也有“三代”、“先王”、“周公”等詞。因此，推斷長臺關這組簡是《墨子》佚篇。其中，有申徒狄與周公的對話，周公不是周公旦，而是西周君，因為申徒狄是戰國時人。這個《墨子》佚篇的發現的確很重要。長臺關這座墓屬於戰國中期，《墨子》佚篇的內容與傳本《墨子》中的《貴義》、《公孟》等篇相似，而《貴義》、《公孟》以前被認為是很晚的作品。現據《墨子》佚篇可知，其寫作的時間並不晚，至少在戰國中期就出現了。大家知道，墨子的卒年已經到周安王時，即戰國中期之初。墨子到過楚國，見過楚惠王，因此這個地方流行墨家作品是很自然的。也就是說，過去我們認為《墨子》書中很晚的一些篇章，實際上並不晚，可能為墨子下一、二代人所撰寫。這一點對於我們研究《墨子》具有重要的意義。

還有《墨子》最後面的《城守》各篇，我們拿它與秦簡一對照，便知確實是秦人的手筆，所以一定是墨學傳到秦國之後，在那個地方作的。特別是篇中有的地方稱“王”，有的地方還稱“公”。可見後者應該是秦還沒有稱王，即在秦惠文王稱王以前。這如上述佚篇的年代相差不遠。因此，我們對《墨子》各篇年代的估計就有重新考慮的必要。類似的例子還很多，如《尚書·洪範》、《易傳》、《老子》、《鶚冠子》等書篇的成書年代，均可由新出土簡帛的相關內容作出重新思考。

第三，可使許多學術著作的價值得到新的、進一步的認識。比如，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的問世，使《易》學史中的許多內容需重新考慮。雙古堆竹簡《詩經》的出現、關於《詩》的傳流也提出了新的問題。上海博物館竹簡中的《詩論》，多有孔子對《詩》的論述，更值得注意。馬王堆帛書《黃帝書》、《老子》，使人們對所謂黃老之學有了全新的認識。銀雀山簡吳、齊二《孫子》與《尉繚子》、《六韜》等等，為兵家研究開闢了新境界。與此有關的，還有張家山簡《蓋廬》等。簡帛中兵、陰陽家的作品很多，均系以往所未見。《漢志》中數術家書眾多，但久已無存，簡帛書籍中的這一類書填補了這項缺憾。方技類書對探討中醫藥史極有價值，已經引起了醫學界的普遍重視。這些上文已經說過了。

第四，可對古代時期的學術源流作出新的判斷。例如，關於漢初風行一時的黃老道學的淵源問題。過去的學者多以為其源於齊學，有人認為與齊稷下一些學者有關。現在由於馬王堆帛書的發現，得知漢初黃老道家的淵源在楚地，齊地的道家非其主源。馬王堆帛書中的黃老典籍中，與《老子》並行的有《黃帝書》，其思想內容和風格近於《國語·越語》、《文子》、《鶡冠子》等書。這些都是南方的作品，代表了南方道家一派的傳統。《老子》的作者是楚國苦縣人，早見於《史記》。但所謂“黃老”的內容是什麼，有什麼地方特色，前人很難說清。現在透過對這些帛書的研究，可以知其大要。《史記》、《漢書》所述學術傳流多側重於北方，對南方楚地的文化史涉及較少。楚地黃老簡帛的發現，正好可以彌補了這一缺環。

黃老之學在戰國中晚期具有相當大的勢力。在幾個諸侯國握有實權的法家人物多學習黃老，如韓國的申不害和韓非、齊稷下的趙人慎到等，都以其學歸於黃老。漢代竇太后好黃老之術，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仍把黃老列為首位。透過對楚帛書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揭示楚文化與黃老思想的聯絡，這或許會成為開啟中國學術發展史中許多疑謎的重要鑰匙。

第五，可以重新為戰國時期某一諸侯國進行學術史定位。比如楚國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的地位問題。迄今為止，以書籍為主要內容的隨葬竹簡，已經發現了好幾批，最早的如信陽長臺關簡，後來的慈利石板村簡、荊門郭店簡、上海博物館簡，加上現在正在整理研究的清華簡，其內涵之豐富，遠遠超出了我們以前的想象。這些簡都出於戰國楚墓，當然是由於當地埋葬制度和地下條件特殊的原因，但也充分說明了楚國學術文化所達到的高度。以往的歷代學者，常視楚國為蠻夷之地，似乎沒有多少文教可言。其實，這不過是一種偏見。重新考慮中國古代學術的地理分佈，有關的材料和研究條件已經逐步趨於成熟，把現有的這幾批簡綜合起來，結合傳世文獻研究的成果，寫一部戰國時期楚國的學術史，肯定會別開生面。

出土的簡帛佚籍對學術史研究的影響不僅僅侷限於這些發現本身。比如，簡帛《周易》肯定對研究《周易》有意義，簡帛《老子》對研究老子很有用，簡帛《孫子》對研究孫子具有學術價值。但更重要的是，這些出土簡帛佚籍所顯示的當時學術面貌，同我們過去的估計存有較大差異，這便向我們今天的學術史研究提出了大問題。而且，從先秦到漢初是中國文化經典形成的時代，因此，這一時代典籍文獻的新發現不僅會影響這一時期的學術研究，而且直接影響到此後甚至中國整個學術史的研究。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這些簡帛佚籍出土，證明我們今天的學術史很有改寫的必要。

在中國的歷史上，新學問的產生都源於新發現，“重寫學術史”正是隨著考古發現的增多而提出來的。現在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大發現和新發現的時代，面對這些更新、更多、更重要的歷史典籍的出土，中國古代學術史定會得到重新書寫，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定會出現新的繁榮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