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刑弼教”——從《大誥》入手，談談朱元璋的政治法律思想
明刑什麼什麼
朱元璋
朱元璋作為明代開國皇帝，在中國歷史上作為皇帝是很有作為的。主政後尤其注重吏治，
針對明初官員怠政、貪汙氾濫的情況，他親自編訂《大誥》，其特點是融案例、峻令和對臣民的訓戒於一體的政令。並提出“戶戶有此一本”的要求
，朱元璋透過審理編訂一段時間內的案件，以此告誡眾軍民不要重蹈覆轍。
可以想到，《大誥》在洪武年間，是國家頒佈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御製”檔案，與《大明律》共同成為洪武時期官府量刑的標準。但在朱元璋去世之後，《大誥》便被棄置不用，不久就散佚了。但是朱元璋透過《大誥》所實行的嚴刑峻法制度，
卻在一定程度上整頓了明初軍民渙散瀆職腐敗等問題
，為後期“
永宣盛世
”的到來揭開了序幕。
一、朱元璋頒行明《大誥》的宗旨與過程
1、《大誥》的目的
《大誥》 的名稱，原出古籍《尚書》，記敘的是周公東征殷商遺民時對臣民的訓誠。“大誥”二字，即“
陳大道以誥天下
”之意。朱元璋將御製聖書”冠以“大誥”之名。其動機是“
警誠臣民，永以為訓
。”“今朕復出是誥，大播寰中，敢有不遵者，以罪罪之，具條於後”。
這可以從朱元璋在《御製大誥》首編寫的序中，看到他頒行《大誥》的用意。他說，昔者元處華夏，
但卻沒有一點華夏的風華禮儀，九十三年之治，倫理盡喪，華風論沒，彝道傾頹
。於是朱元璋痛心疾首，嘆日：“嗚呼？果朕不才而致是歟？抑前代汙染而有此歟？然況由人心不古，致使而然…… ”
《大誥》
在朱元璋看來，天下諸司官吏屢受誅戮而犯罪不止，是受元代彝道傾頹的腐敗風氣汙染的結果，
是由於"人心不古”造成的
。他所以頒行《大誥》是為了臣民
從“害民事理”中吸取教訓，恢復和堅守“華夏之儀”，即封建的倫理綱常，這樣就能“養之為福”
。否則，便要以《大誥》為依據，用嚴刑峻法糾正錯誤。由此朱元璋頒行《大誥》的用意是：
以規範條目教化臣民，以嚴刑峻法規範臣民。
2、《大誥》頒行的過程
《大誥》不是單獨的一篇文誥，而是由四部分構成。分別是於洪武十八年冬作序的
《大誥》
七十四條、十九年春作序的
《大誥續編》
八十七條、十九年冬已作序的
《大誥三編》
四十三條以及二十年冬編定的
《大誥武臣》
四部分。
在《初編》頒行後不久，朱元璋就不滿意它的效果，又頒佈了《續編》。他指出：很多人對於《大誥初編》都不以為意，並沒有起到規範教化的作用。且
《初編》著臣強調打出貪官汙吏、對治民事理有所疏忽
，於是短短半年後，《續編》就出來了。《續編》除了繼續
申明以重典整肅吏治外，新增加了一批治理下民的條目
，內容較《初編》更為豐富，其意在強化對臣民的統治。
《續編》頒行未幾，朱元璋又頒行《大誥三編》，
加強了嚴刑峻法
。他認為《續編》的發行對於君子來說是坦然無憂的，然“頑兇之人，不普之心猶未向化”。“巨惡之徒， 尚以為不然。中惡之徒，將欲遷善而不能。”於是，“復出《誥》以三示之”。
《誥武臣》是前三編誥文釋出之後，
於洪武二十年底專門為軍官們頒行的
。在《大誥武臣序》中，他闡述了頒行《大誥武臣》的動機是：
軍官們都是些“畜生" ，“害得軍十分苦楚”，
並說似這等愚下之徒，我一個年老體弱的人，不管怎麼說得氣喘吁吁，除了氣到自己，都是沒有用的。所以特將不才無籍、殺身亡家亡名之徒，條陳於後。如
果違反《大誥》，無論老幼，都治其罪。
由以上可見，朱元璋《大誥》的目的，是在於
“瞥誠愚頑"、“ 懲創奸頑"
。他作為明王朝的開國皇帝，在實現中國統一，
恢復發展社會經濟及奠定明代一些基本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不愧是一位有作為的地主階級政治家。
二、《大誥》中朱元璋的政治法律思想
《大誥》作為一種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種刑法，同歷代封建法典比較，有三個最鮮明的特色：
一是“明刑弼教”，二是律外用刑，三是重典治吏
。“明刑弼教“ 是律外用刑、重典治吏的出發點和思想基礎，律外用刑、重典治吏是“明刑弼教”的基本措施和重要內容。三者融為一體，構成朱元璋政治法律思想的核心，共同體現著《大誥》的基本精神。
1、重典治吏，整頓官民，嚴鎩貪墨
明代初期，經過長期戰亂，民生凋敝；蒙元之時遺留的種種不良風氣大行其道，
例如官員瀆職枉法豪強佔有土地、躲避稅收兵役等行為，極大地影響了當時社會的穩定。有元以來，買官賣官，兼併土地處處可見。
在《大誥》推行之前曾發生過一系列的大案，包括洪武九年“空印案”，十三年“胡惟庸案“，十八年“郭桓貪汙案”國，等等，株連送命者數萬人。
朱元璋因此意識到整頓吏治，特別是國正官員與民眾兩大人群的風氣是極其重要的，他認為“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
朱元璋堅信要杜絕發生如此重大的社會事件，必須透過嚴苛的律法約束自己的臣民。因而四篇《大誥》列舉的各種案例、大多是屬於懲治官吏方面的。
側重打擊貪官汙吏
。
朱元璋認為“喪亂之源，在於驕逸”。
因而他對於貪汙奢侈深惡痛絕
。在反貪汙瀆職的監察方面，
朱元璋賦予群眾監督的權利
——百姓可以根據官員的作為做出評，，以“列姓名具狀”的形式直接呈遞中央，也可以組隊捆縛有罪之官員直接進京，由皇帝親自審問。
這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
大誥》中就有河北灤州縣官貪汙不法，被農民趙罕晨等人捆綁進京的記載，樂亭主簿汪鐸在途中阻攔，也被捆綁進京受到重刑。
皇帝不僅保證了人民進京監督的權利，
還規定在農民進京沿途阻擋的官吏也要受到重刑
。這就在一定程度上發動了群眾，對諸級官員形成了一定的監督作用，
也是洪武年間有特色的施政方針，並且這種思想在現代廉政建設當中也有一定的意義
但是這種
“以民治官"也存在著許多侷限性
，首先是當時的百姓，特別是地方的百姓，文化程度不高，可以想見將監察權交給這樣的群體所帶來的混亂；其次是執法程式的混亂，百姓可以越過地方和州府級別的官員直接進京告狀，
在明初的南京到處可以看見農民捆縛貪官進京的人群,這給社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亂
，也導致很多士子因懼怕受罰，拒絕入仕。最重要的是，百姓的得失與底層官吏息息相關，但卻無法介人中高階層官員的貪腐，明初高階官員私下裡的貪腐交易猖獗，而農民
“列姓名具狀”
的往往都是底層官吏。
2、律外用刑
所謂律外用刑，
是指君主置當時的法律於不顧，在法律之外任意採用各種殘酷的刑罰手段，處置罪犯
。朱元璋在《大誥》中公然把律外用刑合理化，倡導對臣民治以種種苛刑峻法，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
《大造》作為一部刑典，其量刑是非常嚴苛的。朱元璋提到：“
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
。”這種“重”既表現在刑法殘忍無道，
也表現在量刑與《大明律》不符甚至遠高於《大明律》的情況。明初的廉政建設和血腥的刑罰是分不開的。
首先是諸刑非常嚴酷，且處置具有隨意性。史書殘忍的字眼在明初都能見到，如人口遷於化外、斬指去髕骨斷手、閹割，乃至於斬首、凌遲滅族等等。其次，
朱元璋時期的刑法也相較明律大大加重了，許多原本應處以杖刑的犯罪大多被加重至死刑。
朱元璋發明酷刑，剝皮實草
3、明刑弼教
“明刑弼教”是《大浩》的第三個重要特色。這是朱元璋頒行《大誥》的基本動機，
也是也倡導律外用刑和重典治吏的理論基礎
。
“明刑粥教”
一語，源於《尚書·大禹讀》。原文日： ”明於五刑， 以弼五教”。後人概括為“明刑弼教”。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治理天下要以刑為主，教育為輔。儒家學說創始人孔孟作過大量論述，主張“為政以德“，“敏人以倫” ，反對“不教而殺”。直至明清，歷朝歷代把“德主刑輔”規定為立法與司法活動必須遵循的指導思想。也就是說，
教化應重於刑罰，德為刑綱，刑受德的制約。刑始終處於輔助地位
宋代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著
名理學家朱熹從“禮法結合”上，對“明刑弼教"思想作了新的闡發。
首先，朱熹雖然也承認教化與刑罰有本末之分，
但他著重強調在治國中要二者同等重要的思想
。在闡明教化、刑罰與“三綱五常”內在關係的基礎上，著重指出維護封建綱常，刑與教化兩者不可偏廢。
第二，
朱熹強調了刑對改化的作用
，駁斥了那種只重教而不重刑的觀點。指出：：“如何說聖人專意祗在教化，刑非所急？聖人故以教化為急，若有犯者，須以以刑治之，豈得置而不用！”又說：“教之不從， 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所知勸戒，所謂闢以止闢。”
第三，
朱熟認為實施教化與刑罰
，二者誰先誰後，誰緩誰急，要根據實際需要而定，不一定拘泥於“先教後刑”的模式，
而必須服從於維護“三綱五常”這個“治道之本。
經過朱熹的闡發，“明刑弼教” 增添了新意，使中國法制的指導原則沿著“德主刑輔，禮法合一，明刑弼教”也就是同“輕刑”主張相聯絡的發展軌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風行於封建社會後期的“明刑弼教”思想，
其立意是重道德而不輕刑罰，還明確地包含和體現了“刑罰立而後教化行”的思想
。
朱熹
這一思想被朱元璋大加尊崇和宣揚。一部《大誥》就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寫成的。倡導“明刑弼教“是朱元璋完善封建法制理論、強化重典之治的需要，
《大誥》則是他宜揚和實戰這一法律主張的歷史記錄
。
三、總結
在中國法制史上，明《大誥》以其別緻的編纂體制，新穎的“ 明刑弼教”思想，酷烈的律外用刑和以重典整飭吏治而著稱
。朱元璋之所以推行《大誥》以及為推行大誥所採取的一系列非常性揩施，這在政治上體現了他的
猛烈之治
。
《大誥》峻令盛行於洪武，延續於永樂，到洪照、宣德時已被擱置不用。明太祖苦心經營的
“萬世之法"
，其死後不久便短命而廢，這是他本人始料不及的。
然《大誥》峻令酷濫無比，必然不能長久推行
，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結局。
參考文獻
1、《從明《大誥》看朱元璋的政治思想》
2、《從《大誥》看朱元璋時期的“重典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