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識乾坤大，猶憐草木青｜汪曾祺先生逝世25週年

1997年5月16日，作家汪曾祺先生離開了我們。

一晃二十五年過去了，這位子女眼中可愛的“老頭兒”，現當代作家中的“常青樹”，名字被人們不斷提及，作品出版量比在世時還要大。尤其是他“我手寫我心”的淡雅文風以及“向真向善”的生活追求，更是在當下的浮躁生活之中，綻放著持久的光芒。

已識乾坤大，猶憐草木青

文 | 群學君整理

現代京劇《沙家浜》裡，阿慶嫂有幾句唱：

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

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

相逢開口笑，過後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涼。

有什麼周詳不周詳。

汪曾祺先生寫的這幾句，是《沙家浜》裡最有名的唱段，對仗之工，才情之妙，酣暢淋漓，五十歲以上那個年代過來的中國人，大概十有八九都能唱兩句。當年江青也是聽了這幾句唱，開始垂青汪曾祺。可能因為汪曾祺太有才了，江青多次說：對汪曾祺，要控制使用。

這個曾被江青控制使用、自詡為“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的老頭兒，可能自己都沒想到，日後會被譽為“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

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汪曾祺先生去世。

汪曾祺活了七十七歲，年紀不算大——他一輩子感念的老師沈從文，活了八十六；沈從文的侄子黃永玉，跟汪曾祺是同輩人，今年虛歲九十九了，依然生龍活虎。

不過值得欣慰的是，對汪先生來說，不僅沒有“人走茶涼”，相反，二十年來，他這壺釅茶小火慢煮，從未涼薄。二十年來，汪曾祺不僅沒有離開文學界的視野，相反，他的知情識趣、他的淡泊襟懷、他的茶酒人生、他的詩書畫意，正在獲得越來越多讀者的鐘情。

我們今天還在懷念的汪曾祺，不僅是蘇北小城高郵的汪曾祺，不僅是昆明茶館裡的汪曾祺，也不僅是“京味作家”汪曾祺，更是漢語文學大家的汪曾祺。汪曾祺不僅打動了某個特定地域人們的心靈，更用他的筆溝通了整個漢語讀者的心靈，用恬淡優美的文字為我們營造了共同的故鄉。這正是汪曾祺文字的魔力所在。

汪曾祺小品

汪曾祺當年在西南聯大，還只是試筆階段時，沈從文就在給施蟄存的信中說：

有個汪曾祺，將來必有大成就。

黃永玉評價汪曾祺：

他是我認為全中國文章寫得最好的。我一直對朋友鼓吹三樣事：汪曾祺的文章、陸志庠的畫、鳳凰的風景

。

五十年代初老舍先生在北京文聯做主席，曾預測：

北京有兩個作家今後可能寫出一點東西，一個是汪曾祺，一個是林斤瀾。

同齡人黃裳說汪曾祺：

他的一切，都是詩

。

汪曾祺小品

作家賈平凹說

：汪是一文狐，修煉成老精

。

作家蘇童說：

汪曾祺的作品，其風格似九曲流水，空谷清音，是中國文學寶庫中一塊閃亮的瑰寶

。

作家畢飛宇說：

好作家一定要有自己的腔調。汪曾褀的腔調就是業已滅絕的文人氣，就是業已滅絕計程車大夫氣，這種氣息在當今的中國極為稀有。汪曾褀的背後站立著一個人，那個人就是陶淵明。汪曾褀是文人，深得中國文化的精髓。這樣的文人和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是有區別的，他講究的是腔調和趣味，而不是彼岸、革命與真理。他有他蘆葦一樣的多姿性和風流態。所以，我們看不到他的壯懷激烈、大義凜然，也看不到他“批判的武器”與“武器的批判”。他平和、沖淡、日常，在美學的趣味上，這是有傳承的，也就是中國美學裡頭極為重要的一個標準，那就是“雅”。什麼是“雅”？“雅”就是“正”。它不偏執，它不玩狂飆突進。“正”必須處在力學上的平衡點上，剛剛好。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前不後、不上不下、不冷不熱、不深不淺。“雅”其實就是中庸。“中庸”是哲學的說法，也可以說是意識形態的說法，“雅”則是“中庸”這個意識形態在美學上的具體體現。

作家梁文道說，

汪先生的文字，就像一碗白粥，熬得剛好

。

作家史航說：

已識乾坤大，猶憐草木青。這兩句詩是馬一浮的，我讀了就喜歡，常常提起。現在要寫汪曾祺了，才發現，這十個字是應該專門用在他身上的。汪曾祺的文字，就是糖衣炮彈。他是為了讓你悵惘而生的。這世間可愛的老頭兒很多，但可愛成汪曾祺這樣的，卻不常見

。

評論家白燁說：

汪曾祺先生舉重若輕的文風和與世無爭的為人，可稱是一面鏡子。和他相比，當下文壇顯得浮躁和自我膨脹

。

今日中國文壇頭領鐵凝說：

籠統地說，美，應該是所有作家創作的品質，但是我覺得在汪曾祺的筆下，美有不可多得的特質，它是健康的、快樂的、平和的、向上的，但同時又蘊含一種淡淡的憂傷和感動、不動聲色的幽默，這是汪曾祺小說總能夠帶給我們的感受。

在更多普通讀者心目中，汪曾祺是一個可愛的老頭兒，一個平常的老頭兒。他貪嘴也貪杯，他貪玩兒，更貪戀人世間軟紅十丈。有網友說：汪曾祺是文藝界的泥石流，市井裡的小清新。

汪曾祺小品

文學評論家楊早對汪曾祺有過一番評論，中肯而深刻。他說：

大家一般談到汪曾祺先生的時候會比較喜歡談語言、文字，談這些問題。我一直在好奇汪曾祺先生在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精神世界，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我覺得他就像我們這個時代的曹雪芹，在第一本的時候是大觀園裡的一份子，他是京派最後的餘韻，他是曾經的民國文學餘脈中活躍的一個人。

我自己有個判斷，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時候，中國的文學，特別是小說、詩歌，已經漸漸地跟世界文學同步了。如果我們時代允許，像蕭紅、穆旦、汪曾祺、沈從文這樣的人能夠按照他們的路子寫下來，四十年代文學最後推出來的璀璨的光是我們現在無法想象的。因為你可以看到經過30年積累以後，中國現代文學對世界的關照的那種連續性，對傳統資源技能，對民間資源的挖掘。

楊早說：

當年西南聯大從長沙徒步走到雲南的那條路線中，聞一多、穆旦這些人都有參與，整個西南聯大的內遷對於當時這些學子與中國內地社會的接觸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之前，在北京、上海讀書，是在現代化都市裡面，怎麼能夠認識中國的內地？透過這個內遷，他們做了很大的工作，每個學校，浙大也好，南開也好，燕大也好，對當地的歷史人文地理做了很多貢獻，這個一方面是本土的資源，一方面是傳統的資源，還有一個方面是西方的資源，這三個東西在當時已經是慢慢地彙集到了一部分人的，一部分優秀的文學人才的身上。如果他們能夠有一個合適的空間和一個足夠的時間的話，我覺得中國文學的成就不止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樣子。

汪曾祺小品

楊早說，到了八十年代，汪曾祺的前輩，包括大部分同齡人，基本上都不寫了，寫也不可能是第一線寫作。這個時候，汪曾祺異軍突起，他大部分的作品是帶有回憶性質的寫作，雖然也有當代的，但是大部分是寫過去的世界。

這個時候他的身份轉化了，不再是大觀園的一分子，是住在西山黃葉村開始回顧當年繁華夢的這樣一個時代的記錄者。我們其實一直在汪曾祺的小說世界裡面被滋養了，也是在他筆下民國世界探尋。

陳忠實在《白鹿原》前面引過巴爾扎克的一句話：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汪曾祺小說同樣可以構成這樣一個歷史。

比如，他有一篇小說叫《八千歲》，大家看得很高興，寫的是小人物，寫的是市井人物，但是有很多細節。我非常相信汪曾祺先生的記憶力，他不會騙我們。我要從細節當中探尋一些我們其實已經忘記的民國社會，比如八吊錢相當於2。7元的銀元，這個是什麼地方的價格，什麼時候的價格，買多少麥可以讓他從這個起家慢慢變成一個大的米商，這需要查大量的社會史、經濟史的資料。1914年米價多少，1935年的米價多少，在這個中間，這個時間非常固定，就是恰恰發生在1937年揚州淪陷到1938年高郵淪陷之間這麼一個短短的時間，這個《八千歲》寫到的人物，就是當時整個高郵城人物的形形色色。這篇小說本身就構成了汪曾祺世界的一個入口。

從汪曾祺先生這個小說出發，把它鋪開去，我們可以慢慢地從文學、歷史、社會還原出民國的世界，然後再反過來看汪曾祺先生對這個裡面的人物和社會的描寫，這個理解往往會更加深刻，這不是戲說歷史，而是你必須要把一個歷史的拼圖做完全了。

汪曾祺書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