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耕細作——姚河塬城址田野考古工作理念探討
精耕細作——
姚河塬城址田野考古工作理念探討
馬 強
（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國考古學走過了百年的歷程，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採用以探溝和地層為基礎的考古發掘方法對河南省仰韶村進行田野考古發掘，這是近代科學意義的考古學在中國的開端。20世紀20年代末，李濟、梁思永等從海外歸國，帶回了當時國外的考古學理念與方法並指導中國的考古學實踐，尤其是“後崗三疊層”的發現明確了地層證據。1934年，蘇秉琦鬥雞臺的發掘，地層學、型別學的廣泛應用，開始了考古學中國本土化的歷程。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考古學開始邁向“理論多元化，方法系統化，技術國際化”的新徵程［1］。進入21世紀，中國考古學建立了以新技術、新方法為框架的一大批與考古學緊密交織的新學科，進入了“滿天星斗、遍地開花”的新階段，從事田野考古調查、發掘的考古學者呈現出高學歷、年輕化趨勢，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積蓄了力量。
現如今中國考古學理論和方法不斷髮展創新，國際間的交流合作日趨頻繁，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卓越成就，建立了中國考古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為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為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的學術支撐。中國考古學，經過幾代考古人“上窮碧落下黃泉”的不懈努力，一系列重要的考古發現展示了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謹以此文獻給中國考古學誕生百年紀念。
一、百年考古存在的問題及反思
中國考古學儘管業已在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方面取得長足的發展，但還存在著一些不足。中國考古學目前基本上還是停留在歐美的文化歷史考古學階段，至少存在不同程度上學科理論的“貧乏”、方法的“滯後”、術語“共識”的“缺失”等問題，長期以來，我們一些考古學者把力法與理論混為一談［2］。
區域系統調查（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又稱全覆蓋式調查（Full-Coverage Survey），是以聚落形態研究為目的的考古調查方法。它最早出現於上世紀40年代的美洲，隨後在世界範圍內推廣開來。受其影響，我國學者於90年代初期開始在小範圍嘗試這一調查方法，並取得一定成功［3］。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大學和研究機構透過與外國同行合作，先後在山東日照［4］、河南鞏義［5］、內蒙古赤峰［6］、河南安陽［7］和河南靈寶［8］、河南潁河流域［9］等地開展了規模大小不一的區域系統調查，發表了階段性成果，初步顯示了這種調查研究方法在我國考古實踐中所具有的發展潛力。但是這套方法在國內的應用過程中也存在生搬硬套的問題［10］，如何將區域系統考古調查、聚落考古的工作方法更好的與中國考古的實際相結合，也是需要注意的。
我們經常提及的聚落考古，在具體的實踐中還存在諸多問題［11］，往往將其作為一種高層次的理論，一套方法論體系。殊不知，所謂的聚落考古就是一種手段，一種方法，也並不高深玄學。聚落考古是以聚落遺址為單位進行田野考古操作和研究的一種方法［12］，是“應用考古材料來研究社會關係”［13］，是開展流域區域系統考古調查、一處中心聚落的全面考古發掘，多學科介入開展綜合研究，這三種形式基礎上的充分滲透融合的考古工作。
中國考古學自誕生以來，中國古代城市考古就在中國考古學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一直是中國考古學的重要研究內容。學術界把透過考古學方法對城市歷史、空間結構和功能等所開展的研究稱為“城市考古”［14］。城子崖、石家河、陶寺、石峁、二里頭、偃師商城、豐京鎬京、漢唐長安城、隋唐洛陽城、元大都等耳熟能詳的史前至歷史時期的主要城址，均經大規模、長時間、持續田野考古發掘工作，有學者稱之為“都邑考古”［15］，但大多數學者均稱之為“城市考古”［16］，是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整合研究的重要關注點［17］。夏鼐先生關於“文明”的定義和總結凝練成為城市（都邑）考古的重要內容。城牆、壕溝、宮殿、衙署、祭祀遺蹟、手工業作坊、倉廩府庫設施、道路、渠池水網、墓地等設施單元構成城市考古的重要內容［18］。在城市考古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在新的歷史時期，城市考古還面臨法規制度不完善、人才和隊伍仍然短缺、基礎工作薄弱、技術裝備落後、主動性計劃性不足等突出問題［19］。
具體到考古學的實踐層面，存在問題如考古發掘方面，是重墓葬、輕遺址；在研究方面，是重遺物、輕遺蹟；在總體上，是重發掘、輕整理研究等諸多問題［20］。
姚河塬西周城址是近年來新發現的一處西周早期封國都邑城址，有內外城之分，發現城牆、壕溝、建築基址、鑄銅作坊、墓地、水網道路等遺蹟，可謂涵蓋了區域系統考古調查、聚落考古、城市考古的全部內容，姚河塬考古隊在上述存在的問題方面具體實踐過程中不斷反思，改進方式方法，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二、姚河塬遺址田野工作實踐
姚河塬遺址位於黃土高原腹地寧夏固原市彭陽縣，處於隴山（六盤山）東麓涇水上游的支流紅河流域
（圖一、圖二）
。該遺址於2017年4月開展紅河流域區域系統考古調查的過程中發現，隨即開展田野專題調查、勘探、發掘至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發現，發現並清理了城壕、城牆、高等級墓葬區［21］、鑄銅作坊區［22］、夯土建築基址、平民墓地、道路、渠池系統等遺蹟，出土了青銅器、玉器、瓷器、象牙器、甲骨文等珍貴文物，確認姚河塬遺址是目前西北地區首次發現的一處西周早期封國都邑城址，從西周早期延續到西周晚期，貫穿整個西周歷史［23］。姚河塬遺址在田野考古工作過程中設計了諸多田野調查、勘探和發掘規劃，對不同遺蹟採取針對性的發掘，其獲取資料的方式更系統更科學，取得的資訊量大大超過以往同時期的遺址及墓地。
圖一 姚河塬遺址地貌數字高程模型（DEM5米）
圖二 姚河塬遺址地形圖
周王朝在西北的拓展過程中姚河塬遺址不是一個孤立的據點，應當有與其相呼應同時代的其他聚落遺址，這便是我們堅持開展流域區域系統考古調查工作的初衷。
（一）田野考古調查
1.開展測繪
在遺址發現後，隨即招標測繪公司對遺址周圍30平方公里範圍內進行0。05米級航空正攝影像測繪，主要是測繪遺址周邊的地貌環境，同時將遺址周圍已知遺蹟和本次紅河流域調查新發現遺蹟納入測繪範圍，以遺址群的概念透過地形地貌研究古代人類的居址選擇問題，這也是聚落考古的一個重要內容［24］。對姚河塬遺址本身和遺址相鄰關係的遺址開展1：500地形測繪，更精確的反映現地貌、地表情況
（圖三）
。測繪成果按250×250米分幅輸出，圖紙尺寸50×50釐米［25］。將調查時奧維地圖採集點匯入1：500地形圖內展點，將調查發現遺蹟、遺物落到圖上進行綜合分析，如遺址的面積、文化內涵、歷時性關係等。
圖三 姚河塬遺址周鄰遺址分佈圖
2.開展專題調查
在紅河流域區域系統考古調查過程中清理了姚河塬遺址的部分灰坑、斷面，發現了被盜擾的墓地，初步確認是一處西周時期的遺址，但是對於遺址的面積和文化內涵並不清楚。因而，在5月初第一次調查結束後，於8月份很快組織了10餘人歷時20餘日開展專題性考古調查，本次的調查任務和學術目標明確，目的就是要搞清遺址的四至範圍、內涵和佈局情況。由於遺址區已經被修整為梯田，這就決定了我們的調查方法是沿著梯田的每一階地圓形繞圈或者之字形調查。一個人負責一塊區域沿著推過的梯田繞圈調查，或者從上一階地走過去，再到下一階地走回來，主要觀察地表上有無遺物分佈，梯田斷面上有無遺蹟暴露，做到了無死角全覆蓋式調查
（圖四）
。隊員們全部在手機上使用奧維互動地圖（OvitalMap），經地表遇到陶片等遺物就在奧維地圖上打點，做好遺物型別、特徵及年代備註，並予以採集
（圖五）
。發現灰坑或者斷面予以打點記錄，並刮面清理，填寫相關登記表和撰寫發掘記錄。
圖四 姚河塬遺址調查場景寫生（於雁北繪製）
圖五 奧維互動地圖（OvitalMap）遺物採集點
透過本次專題性調查，明確了姚河塬遺址的四至範圍，確認了遺址面積約86萬平方米［26］
（圖六）
，在遺址區南部發現了齊家文化遺蹟遺物，遺址區東北發現了幾乎被破壞殆盡的宋代堡子，遺址區東南部發現了夯土建築基址以及戰國秦人遺蹟，這些發現豐富了姚河塬遺址的文化內涵。
圖六 姚河塬遺址的四至範圍
3.地貌環境調查
邀請夏正楷先生就姚河塬遺址的地貌環境變遷開展實地調查，徒步踏察了遺址區及西側黃土臺塬，對南北兩側的河道展開調查
（圖七）
，著眼於聚落所在地的古代地理環境，包括聚落的地貌部位、聚落內部的微地貌和聚落周邊的氣候、水文、動植物等以及可能發生的重大自然災害事件，即開展所謂“環境考古”研究。其目的在於尋找影響遺址選擇和佈局、先民的生活方式、社會經濟形態、文化交流以及交通等方面的環境因素，揭示影響聚落文化及聚落興衰的地理環境因素。這些研究各有側重，互相聯絡，共同組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聚落考古，這是近幾年來考古學研究的重大發展。
圖七 姚河塬遺址地貌環境示意圖（夏正楷先生提供）
4.分割槽、布方
田野調查搞清遺址的四至範圍、面積之後，為便於田野考古工作和文物保護工作，姚河塬遺址對整個遺址區設定了分割槽規劃，埋設了6個永久性基點，並以逆時針方向分為4個象限。第Ⅰ象限處於遺址東北部，面積208656。28平方米，第Ⅱ象限處於遺址的西北部，面積250542。47平方米，第Ⅲ象限位於遺址的西南部，面積218773。40平方米，第Ⅳ區位於遺址東南部，面積264783。71平方米。根據遺址的三維測繪座標系統和分割槽規劃建立了遺址發掘的探方編號系統，整個遺址區以5×5佈設虛擬探方，每個象限均從基準點採用縱橫三位數重新編號，探方號前面冠以象限號予以區別，各區探方號可以隨著遺址面積的變化隨時調整，具有很大的擴充套件性，發掘遺址區任何一處探方時直接在RTK輸入將要發掘探方的座標即可定位到該探方
（圖八）
。
圖八 姚河塬遺址的探方編號系統
（二）田野考古勘探
在調查初期確定是一處西周遺址後，隨即組織人員對遺址區進行考古勘探。並適時邀請張天恩教授到勘探現場講授《商周大型聚落的考古勘探》講座
（圖九）
，從一般聚落的特點、大型聚落主要結構特徵、功能區的關係、典型遺蹟的辨識4個方面，結合以往的考古發現，指出了商周遺址內應該有些什麼遺蹟現象，“大型聚落的功能結構主要是居住區、作坊區和墓葬區，但因聚落的社會職能和資源消費的增加，會產生一些新的功能區，主要有儲存食物的倉儲（府庫）區，以及水資源補給的陂池溝渠，和便於聚落交通的路網系統，以及用於防衛的外圍城牆、壕（圍）溝等。牆、壕類遺存因等級的差別還可能出現兩重甚至更多，具體位置也不會完全相同”。並就典型遺蹟的辨識做了講解，如“房子遺蹟，高等級為夯土建築，甚至有瓦覆屋頂，屋內有柱礎，踩踏面，屋外有散水石等。普通房屋中多無夯土、散水等，但有較平整的踩踏硬麵等。作坊區多能發現陶窯、熔銅爐等燒結面及青色、紅色燒土遺蹟。道路都會有踩踏路土硬麵，厚度與使用的時間成正比。壕溝或陂池類排水設施內多有淤土堆積。牆、溝、路網系統等，對區分等級、功能區會有重要指示意義”。這次講授給隊員們今後在姚河塬遺址區開展考古勘探工作指出了方向，在之後的考古勘探過程中陸續發現了諸如城壕、牆體、夯土基址、墓地、渠池、道路等遺蹟。
圖九 張天恩先生授課現場
姚河塬遺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是由6-8人左右的團隊組成，均是常年從事田野考古勘探的從業人員。首先對被盜墓葬區進行勘探，並於2017年5月開始搶救性考古發掘。墓葬區勘探結束後，規劃了短期和長期的勘探任務和目標。短期內在遺址區按照10米間隔的梅花孔採用打剖線的勘探方式尋找遺址內的大型遺蹟，諸如城壕、牆體、夯土基址、墓地、渠池、道路等遺蹟。另外也透過剖線方式瞭解遺址區地層堆積情況，以及原始地貌的情況。長期目標就是按照象限逐區採用1米間隔梅花孔重點勘探，所有勘探遺蹟撒白灰線，航拍、相機拍照，RTK測繪，現場記錄探孔及剖面，對遺蹟進行描述，探孔出土遺物採集、拍照、記錄等
（圖十）
。
對遺址區東南與現河道相接處進行勘探，瞭解這部分古代河道的變遷，經過勘探，確認古代河道要更靠北並在此處轉彎，河道下切深7。3米見砂礫層，證明西周時期該處也是河谷陡崖，之後淤積抬升再經人為平整土地成為現地貌
（圖十一）
。
圖十 考古勘探場景寫生（於雁北繪製）
透過這幾年的持續考古勘探和發掘，確定遺址的面積為92萬平方米，以曲尺形的壕溝和南北走向的城牆將遺址區分為內城（第Ⅰ、Ⅳ象限）和外城（第Ⅱ、Ⅲ象限）兩部分。第Ⅰ象限內主要分佈遺蹟有高等級墓葬區以及鑄銅作坊區、製陶作坊區等手工業區。第Ⅱ象限主要分佈有渠池、道路、灰坑、陶窯、房址等遺蹟。第Ⅲ象限發現的遺蹟和第Ⅱ象限基本類同，屬於一般生產、生活的村落及相關設施。第Ⅳ象限有夯土建築基址（疑為宮殿區）、大型水利設施、小型墓地等遺蹟
（圖十一）
。
圖十一 姚河塬遺址內外城遺蹟分佈圖（河道部分藍色線條為早期河道位置）
（三）田野考古發掘
1.機械的使用
姚河塬遺址在田野考古發掘方面使用了傳送帶、吊機、篩沙機等大中型裝置，節約了時間，提高了工作效率。在田野發掘初期租用了兩臺380V電壓的傳送帶，一臺長10米，另一臺長15米。購置了5臺220V震動式全自動篩沙機，5臺220V電壓載重400公斤的吊機（電動葫蘆），並改制200升大油桶作為吊土的容器［27］
（圖十二）
，吊機架設在墓口，發掘人員和相關工具都是透過吊機下到墓室。對於深8-10餘米的墓葬，相較於梯子而言要安全很多（工地人稱之為“電梯”）。將傳輸帶置於吊機跟前，提取出來的墓葬填土經傳輸帶運送到墓葬外圍，每次吊桶可盛裝0。12立方米的土。經電動篩沙機過篩後裝入三輪車運到固定的堆土地點
（圖十三）
。這套“自動化”的田野工作流程節省了大量時間和人力、物力，“多、快、好、省”，高質量的推進了姚河塬遺址的田野考古發掘工作。
圖十二 經改制的吊桶（於雁北繪製）
圖十三 機械工作流程（於雁北繪製）
2.工作理念
“以聚落考古的工作理念為綱”是姚河塬城址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礎。聚落考古被認為是研究古代社會組織結構的重要方法，這要求我們從單純的考古學文化分期編年體系和文化譜系研究轉向聚落形態、結構的研究，由重建古代物質文化史向復原古代人類社會出發。採用功能區、活動面與關鍵面、單位屬性、遺蹟組合和背景本位等概念，以掌握功能區內部堆積結構的關聯性及形成過程，研究功能區的範圍、分期年代、文化內涵、人群等問題，從而研究聚落遺址的結構、形成過程與性質，有效解決以前聚落考古研究中的歷時性與共時性難題，對劃分遺址不同時期的聚落範圍、研究社會組織結構、經濟形態、族屬關係等均有重要意義。
遺址的發掘方面，按照上述象限分割槽和勘探發現的遺蹟現象，採取全面揭露式發掘。將聚落作為視覺化的古代社會單位，獲取復原這個單位的資料。聚落的結構是社會結構的依託，對聚落結構的瞭解也即瞭解這個社會的組織結構。聚落的結構是在一個“活動面”上展開的，在遺址的發掘過程中，把握這個“活動面”就成為田野操作的關鍵。對聚落變遷的把握就是要把控“關鍵面”與“堆積分期”，對具體行為的把握就是要把控“堆積單位”，力求做到堆積單位是一次發掘清理、取樣、記錄的最小單位。
墓葬發掘方面，我們的理念是“墓葬同灰坑，解剖發掘，精耕細作”。所有墓葬填土均保留曲尺形的剖面解剖發掘，發掘至二層臺後打掉預留剖面。最後清理二層臺時也是採用解剖發掘。將墓葬填土作為一個遺蹟單位，以墓葬規模大小、形制，按照“部位”作以區分，甲字形墓葬如墓道填土（MD）、過道填土、墓室填土、二層臺、槨室填土、棺室填土、腰坑、墊木、墓底墊土等，均分塊清理發掘，包含物也予以單獨編號收集。
3.“虛擬單位”
墓葬填土發掘過程中按照層位編號收集遺物，特別是注意有無紅燒土、木炭、燒骨等類似灰坑填土的土質及遺物。該墓地在闢為墓葬之前，屬於生活區，目前業已清理發掘部分灰坑，墓室填土內的陶片多是打破之前的地層、灰坑所致，當然亦有時人營建墓葬、下葬填埋時所使用的器物破碎後混入墓室填土。通過出土的陶片可以大致還原被破壞的原遺蹟單位，我們稱之為“虛擬單位”［28］。如果填土出土陶片全部都是西周早期，那我們只能虛擬出一個單位，如果陶片有早有晚，且陶片數量相差不多，我們則可以虛擬出至少兩個歷時性的單位。雖然晚期遺蹟出土早期的陶片不足為奇，但是陶片的數量是判斷虛擬單位的重要衡量指標。對於諸如有仰韶、齊家、西周、戰國等長時段而言，只要陶片數量夠多，其虛擬單位是很容易區分的。
4.墓葬填土剖面的指示意義
透過預留的剖面層位和發掘過程中的平剖結合
（圖十四）
，我們可以看到墓葬填土有不同的堆積狀態，如水平狀堆積可能是在下葬過程中經過人為的平整所致，波狀（傾斜）和坡狀堆積可以判斷填土的來源方向，復原墓葬填土在原地表的堆放位置。波狀堆積說明填埋墓葬時是有多人同時在不同區域填土，坡狀堆積則證明墓葬時從某個方向向其相對方向填埋，凸鏡狀堆積表明填土集中某一區域回填，凹鏡狀堆積預示著從墓室上部相對兩側回填。通過了解墓葬填土的來源方向，試圖復原墓葬營建時墓上堆土的位置和下葬時的填埋過程。
圖十四 2017PYⅠM14發掘過程中的平剖結合
M1、M2是一組有過道互相連通的墓葬，M1的南側還有一翻土臺與之相連，所以在發掘初期我們就擬定了預留剖面的位置
（圖十五）
。從翻土臺預留曲尺形剖面，翻土臺的西側剖面向北延伸至M1墓室內，在過道處折轉貫穿過道和M2，形成一跨越翻土臺、M1、過道、M2的曲尺形剖面。透過這一剖面，解決了四個遺蹟之間的共時性關係，屬於同時填埋，且填土方向有不同的來源問題
（圖十六）
。
圖十五 M1、M2預留剖面三維掃描圖（上為北）
圖十六 2017PYⅠM1、M2預留填土剖面堆積層位（自東向西拍攝）
2017PYⅠM13是一座甲字型大墓，發掘初期依據墓葬開口平面形制，我們在墓葬東部預留一貫穿墓室至墓道的曲尺形剖面，透過這一剖面我們得知，墓道填埋時多從南向北填埋，墓室則是水平狀堆積，填埋時有專門經人整平，且墓道填土和墓室填土並無疊壓關係
（圖十七）
。
圖十七 2017PYⅠM13墓道預留剖面（自西向東拍攝）
2017PYⅠM10是一座挖成後未埋人的“空墓”，深10米，墓室中部挖一圓形坑，放置牛頭殉牲。我們在其西側預留一剖面，發掘過程中平剖面相結合，讓我們知道了該墓葬的填土多是由淤土和自然風力搬運的填土構成，人為填土較少，且淤土層基本呈南高北低的坡狀。預留剖面為我們判斷該墓葬的性質和復原當時的地貌提供的大量科學的資訊
（圖十八）
。
圖十八 2017PYⅠM10墓室內淤土堆積層位（自相向東拍攝）
5.下葬季節
部分墓葬填土及剖面可見大小不一的黃色生土塊，推斷該墓葬屬於冬天下葬，黃色土塊系挖出後置於地表的凍土塊，在下葬過程中直接填入墓室所致
（圖十九）
。另有墓壁的轉角處有大小、深淺不一的坑窩，當屬雨水沖刷和風蝕所致，結合填土剖面有無淤土可判定是屬於營建過程還是下葬過程中的沖刷，M6西壁和西北角在4米以上有雨水沖蝕痕跡，以下則沒有，表明墓葬在填埋4米後，有過短暫的的擱置。部分墓室在不同位置有很厚的淤土堆積，多屬下葬過程中所致，透過剖面對這些淤土進行細緻劃分，可看出每一次的淤積厚度，可推測降雨量的大小的時長，對這些層位採土樣進行孢粉分析
（圖二十）
，可對當時的氣候、環境作出部分復原。所有墓葬填土剖面都採土樣做浮選，以期透過浮選出的季節性植物種子，用以判斷墓葬的下葬季節。
圖十九 2017PMM1填土內包含的生土塊（自南向北拍攝）
圖二十 2017PYⅠM1採集浮選土樣及孢粉取樣現場（自東向西拍攝）
6.墓葬營建和下葬過程蠡測
一座墓葬經考古清理發掘結束後，通觀整個墓葬，透過發現的工具痕及尺寸，對墓葬營建挖墓時的工具作出分類，與業已出土的考古農（工）具實物作對比，可大致推定時人所使用的的器具。透過墓室規模，計算土方量，結合工具痕，測算營建一座墓葬的時長。
透過上述預留剖面的觀察，結合填土遺物、孢粉、浮選等精細化發掘工作，如果有盜擾或者“毀墓”等現象就能夠及時辨別作出判斷。透過墓室內棺、槨、墊木、殮席等葬具的細緻清理，可復原棺槨結構、隨葬品擺放、二層臺的處理方式等，結合剖面填土堆積推測墓葬下葬過程。
7.祭祀坑的發掘（破邊法）
姚河塬墓地的祭祀坑與以往發現或發掘的祭祀坑不同，該祭祀坑呈直筒井狀，直徑近1米，深10米左右［29］。對於這樣的遺蹟，如果直接發掘填土，除去發掘困難外，面臨無法預留剖面、拍照、繪圖等最大限度的提取現場資訊。所以，我們設計了以遺蹟本身二分之一向外側擴充套件3米的矩形框，下挖框內的生土，保留遺蹟本體，形成一操作間，我們稱之為“破邊法”、“反清法”
（圖二十一）
。挖掉生土後，清理掉祭祀坑表面附著的生土，形成一半柱狀，進行拍照繪圖後，開始按照二分之一解剖發掘，劃分堆積層位，拍照、繪圖、提取資訊
（圖二十二）
。透過解剖，發現祭祀坑的堆積多者達44次，用人、馬、牛、羊、兔子、雉等祭祀，且有大的間歇層，普遍有淤土層，表明是一個歷時性的長期祭祀遺蹟。
透過“反清法”，擴充套件了操作空間，便於解剖發掘，獲取更多田野資訊，同時諸如大疆航拍器、三維掃描裝置等也能夠進入開展作業，對於今後同類遺蹟的清理具有指導意義。
圖二十一 2017PYⅠJ1“破邊發”發掘（自西向東拍攝）
圖二十二 2017PYⅠJ1堆積層位剖面（自西向東拍攝）
8.車馬坑發掘
古代車馬坑的發掘是田野考古中最難的一環，是“土中找土”。因此，車馬坑發掘方面設計了具體的發掘方案和一些資料表格。根據埋葬後的車輛疊壓順序，對姚河塬車馬坑中的車輛埋葬擺放順序進行復原。具體發掘過程中，因古代車輛均是木頭材質，埋入後腐朽會形成空洞，在發掘過程中只要發現空洞就灌入石膏，能夠儲存部分車輛形狀。
姚河塬車馬坑的發掘與以往發掘不同之處在於全程有專門研究古代車輛的關曉武教授和張萬輝博士參與，整車清理後先是進行RTK測繪、三維掃描等常規測繪。之後是細緻的解剖，記錄解剖資料
（圖二十三）
。一根輻條、一件輪牙解剖所測得的資料在10組以上
（圖二十四）
。考古學家剝剔出來的車輛構件尺寸測量資料與埋葬前的車輛實際構件尺寸資料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在利用考古測量資料進行結構復原與資料研究分析時，要充分地考慮車輛實際結構資料的還原與換算問題。透過解剖的一系列資料集，進行電腦模擬運算排除下葬後擠壓變形的資料，為復原姚河塬遺址車馬坑中的車輛結構及車輛的結構設計特點、車輛製造工藝、車輛效能及功能等提供了重要的資料支撐與技術保障。車輛研究的最終考古報告在刊佈時，將會附上所有解剖的資料集以供學者研究參考。
圖二十三 姚河塬墓地CMK1輪8解剖圖（白凱）
9.鑄銅作坊區的發掘
鑄銅作坊區發掘前設定了若干發掘規劃，以“聚落考古的工作理念為綱”，強調多學科合作。採用功能區、活動面與關鍵面、單位屬性、遺蹟組合和背景本位等概念，以掌握功能區內部堆積結構的關聯性及形成過程，研究功能區的範圍、分期年代、文化內涵、人群等問題，從而研究聚落遺址的結構、形成過程與性質，有效解決以前聚落考古研究中的歷時性與共時性難題，對劃分遺址不同時期的聚落範圍、研究社會組織結構、經濟形態、族屬關係等均有重要意義。
發掘過程中全程採用RTK對出土遺物按照發掘層位進行測點，設計了一系列程式碼將陶質、陶色、紋飾、器形等用不同顏色作以區分，動物骨頭種屬現場鑑定測點，石器、石塊、陶範、泥芯、坩堝、爐壁、紅燒土、木炭等等，只要是發掘出土的遺物全部測點用程式碼表示。最後按照層位分別成圖後分析這些遺物在作坊區內的空間分佈
（圖二十五）
。我們可藉此提出一系列問題，諸如是不是鬲、甗等炊食器在作坊區內普遍分佈，水器是不是多於炊食器，動物種屬馬、牛、羊、豬的佔比是怎樣的，哪些區域集中出土陶範，哪些區域集中出土泥芯，木炭、紅燒土的分佈是怎樣的？然後針對上述疑問，我們做出具體的分析。
積極開展鑄銅作坊區發掘現場檢測，對所有單位嘗試用P-XRF進行檢測，做出遺址金屬元素分佈圖，結合各類遺物出土情況，探討不同生產環節的空間佈局問題。發掘時著力尋找錫砂或錫礦的遺物現象，並採用重選法篩選金屬顆粒；同時用P-XRF對地層或遺蹟進行檢測，尋找包括錫元素在內的銅、錫、鉛等金屬元素的異常。透過田野考古細緻的發掘，多學科的介入，我們對姚河塬鑄銅作坊的研究重點在於資源的獲取與鑄造技術這兩個方面，並取得初步的研究成果。
圖二十五 姚河塬城址鑄銅作坊區第層出土遺物分佈圖
10.取樣研究
除上述孢粉及浮選取樣外，所有墓葬、馬車、車馬坑、祭祀坑全部採集系列樣品測年，墓葬採取腰坑內殉狗，馬坑、車馬坑採取馬匹的骨殖，祭祀祭祀坑是直筒井狀（類似於水井），分層埋放人、馬、牛、羊、雉等多種動物，多者達44層，這些層位有很多間歇層，表明是隔一段時時間祭祀，所以取樣時按照填土層位分層採集測年動物標本，便於研究祭祀坑的歷時性關係。DNA方面，人、馬、牛、羊等動物均全部取樣做全基因測序，以期解決親緣關係，起源地等學術問題。穩定同位素方面，取樣人和動物牙齒開展鍶同位素和碳氮同位素的研究，用以溯源、遷徙、食物結構、取食經濟模式等方面的研究。殘留物方面，採取了人的牙結石，陶器內壁殘留物，以期研究姚河塬人群有無食用馬奶的證據［30］。所有人和動物的腹土全部予以收集，透過對墓葬腹土的分析研究，可以獲得許多古人生活時期的飲食、健康、衛生條件以及與當時的自然環境相關的資料［31］。墓葬出土硃砂全部採集，我們知道現代硃砂礦藏主要集中分佈在我國的西南地區，因而有著廣域的交換網路［32］，採用硫同位素和汞同位素相結合的方法進行取樣分析，可以探討姚河塬遺址硃砂的交換網路。對墓葬出土的大量海洋和淡水貝殼及其製品進行取樣研究，鑑定貝殼種屬，釐清貝殼製品的加工工藝和用途，並透過氧同位素等科技手段，嘗試追蹤各類貝殼的來源，復原姚河塬遺址人群的貿易交換網路。透過這些系統科學的資訊資料，將會在傳統考古、環境考古、科技考古和體質人類學考古方面實現深入研究的可能，在研究區域內經濟、技術、環境和人之間的關係方面實現新的突破。
（四）資料整理
姚河塬遺址每年批覆發掘面積600-1000平方米不等，從每年3月份開工到春節前10天放假，整個年度的工作時長約11個月左右，除去天氣原因導致的停工外，每年在田野發掘的時長約4個月，這裡面大約有近7個月的時間用於室內資料的整理。
1.陶片拼對
所有鑄銅作坊區出土的確認能經水洗的遺物，先是經清洗後在每件遺物寫上探方地層或者遺蹟單位的號，然後按照遺蹟單位進行遺物數量統計和器形統計，之後開始拼對。就陶片而言，在拼對一段時間後將整個鑄銅作坊區的所有陶片全按照之前的陶質陶色混在一起繼續拼對，上述拼對過程中不同層位、不同遺蹟單位拼在一起的陶片需要填寫《陶片拼合表》做好資訊記錄
（圖二十六）
。有意思的發現是鑄銅作坊區多有不同層位，或跨越不同遺蹟，相距較遠的遺蹟單位出土的陶片能夠拼對起來的現象。這對探討遺址地層、遺蹟間的共時性關係大有裨益。對我們僅憑藉單獨一個灰坑進行的分期排隊和層位疊壓關係來建立的分期標準提出了反思。
圖二十六 姚河塬遺址不同層位、遺蹟單位可拼接器物登記表
2.資料整理
考古資料是一切田野考古發掘工作的生命線，所有的田野考古工作最終都是為了盡最大可能獲取資料，復原古代人類社會複雜化程序。但考古資料的整理是一個漫長而嚴謹的科學工作過程，具有獨一份、唯一性等特徵。隨著聚落考古研究理念的不斷深入，現代考古學資料整理階段呈現出多角度分類、量化分析、綜合復原等特。資料整理分析工作，是一項細緻的工作，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發掘資料是否具有科學的價值，很重要的方面是要看整理分析的科學性。
姚河塬遺址資料整理方面有一套繁瑣的流程，為此撰寫了1。5萬字的《姚河塬城址田野考古發掘及資料整理手冊》，圖、表、文字三者相結合，從考古發掘到資料整理做了細緻的要求，規範了田野發掘和資料整理方面的各項環節所應該注意和避免出現的錯誤，是對《田野考古工作手冊》的一個補充，做到人手一冊，有章可循。
墓葬與遺址在資料整理方面略有區別，針對姚河塬墓地的特殊葬制葬俗，編制了很多統計表，諸如《墓葬發掘記錄》《墓葬發掘記錄表》《墓葬殉牲登記表》《散亂人骨登記表》《完整人骨登記表》《墓葬出土陶片數量統計表》《墓葬出土陶器器形登記表》《墓葬出土石塊統計表》《取樣登記表》《繪圖登記表》《器物登記表》《器物卡片》，遺址發掘方面亦需要填寫《取樣登記表》《出土石塊登記表》《繪圖登記表》《器物登記表》《器物卡片》《陶片數量登記表》《陶器器形統計表》《陶片拼對登記表》《遺址區出土動物骨骼登記表》，針對鑄銅作坊區的發掘設計了《坩堝登記表》《爐壁登記表》《熔渣煉渣登記表》《陶範登記表》《爐壁登記表》等，上述這些表格大多有設計統計學相關的指標，為定量考古學［33］和考古統計學［34］增加了研究內容，在撰寫發掘記錄的過程中將上述表格的內容文字化，所獲取的資料更具有統計學意義，更加科學。所有資料整理結束後全部列印裝到檔案中，檔案袋封面貼附內容清單（
圖二十七）
。
圖二十七 姚河塬遺址探方及遺蹟檔案目錄（2020PYⅠH31檔案袋目錄）
（五）合作模式
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始終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學術平臺，1995至1996年中日原州聯合考古隊在固原南塬隋唐墓地開展合作發掘［35］，2009、2014、2016連續三年在寧夏舉辦了“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具體到姚河塬遺址而言，從2017年開展流域調查時就有8家單位參與調查工作，開展考古發掘至今國內有16家高校的學生參與了姚河塬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部分學生的碩博士論文就以姚河塬遺址為選題開展研究工作。
考古學現如今業已逐漸成為一門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為目的、廣泛採用自然科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技術的學科。能否在考古學研究中更加廣泛、更加有效地運用多種自然科學等相關學科的方法和技術，成為衡量一個遺址考古學研究水平極為重要的標尺［36］。
姚河塬遺址在多學科合作研究方面，涉及到3個國別10家單位20個專題的研究內容，參與人員有近30位專家學者。所涉研究內容有古環境、古地貌學、體質人類學、動物考古、冶金考古、植物考古、馬車與復原、原始瓷、墓葬填土孢粉、遺址區孢粉、腹土（古寄生蟲）、碳氮穩定同位素、C14測年、古DNA、鍶同位素、硃砂、殘留物分析、蚌貝類產地研究、陶器成分分析、陶器製作工藝、漆木器、玉石器研究等。
正因為多學科參與對姚河塬遺址進行綜合研究，使得遺址所獲取的資料更加全面和具體，提高了研究物件的深度和廣度，研究成果更加科學。
（六）學習型考古工地
在考古發掘過程中，邀請商周考古領域專家現場指導發掘工作，更邀請不同領域的專家來到考古工地現場開展學術講座，先後有近40場次，涉及考古學理論與方法、冶金考古、考古測年、體質人類學、動物考古、車馬研究、殘留物分析、蚌貝類研究、原始瓷器研究、考古調查、考古勘探等方面
（圖二十八）
。固定每週三晚上開展專題性考古講座或個人遺蹟清理發掘彙報，專案負責人對考古工地20餘人的團隊成員講授《商周考古專題》，侯富任講授《動物考古學專題》等講座，提升了隊員們的知識面。隊員個人每當發掘完一個遺蹟後要對該遺蹟做PPT簡報，向大家彙報該遺蹟單位發掘清理的過程，發掘時的思路，所取得的收穫，存在的問題等，期間聽者隨時可以介入提問或者發表議論，培養了團隊地學術氛圍及其田野發掘水平，同時鍛鍊了每一位田野參與人員勇敢的自我表達能力，也使得演講者更自信的投入到工作中。演講結束後由專案負責人做點評，主要將發掘過程中好的創新理念或發掘思路，以及發掘清理時存在的問題。避免隊員們在今後的的發掘過程中再犯同樣的錯。通過幾年來的堅持，留在姚河塬考古隊的成員已經在田野考古發掘、資料整理、考古工作理念等方面有了質的飛躍。姚河塬考古隊始終秉持著完全開放的學術理念，鼓勵隊員（技師）個人獨立撰寫與姚河塬遺址相關的學術文章，屬自己的名字發表獨立，部分隊員已經就漆器保護、製陶工藝、考古繪圖等方面獨立撰寫相關學術文章，達到了學習工作兩不誤。
圖二十八 姚河塬遺址講座學習現場
以上，我們總結了姚河塬遺址的田野工作理念，透過細緻的田野考古發掘和資料整理，得出了諸多新的認識，部分田野考古工作理念實踐可作為今後田野考古工作的參考，為西周封國考古工作理念提供借鑑。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構建中華民族歷史、中華文明瑰寶的重要工作，認識歷史離不開考古學。姚河塬遺址的考古發現展示了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展示了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我們要做好姚河塬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和闡釋工作，將埋藏於地下的古代遺存發掘出土，將塵封的歷史揭示出來，將對它們的解讀和認識轉化為新的歷史知識，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亦是對百年中國考古學歷程最好的紀念。
附記：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案“周王朝向西北的拓展：以姚河塬商周遺址為中心的考古學研究”（專案編號18ZDA217）的階段性成果。本專案亦獲寧夏優秀人才支援計劃資助。文中的插圖均繫於雁北手繪，在此致謝！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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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光直：《臺灣考古何處去》，《田野考古》，第3卷第1期，1992年。後收入張光直：《考古人類學隨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第78頁。
［2］ 劉慶柱：《總序》，載科林·倫福儒著，陳淳譯：《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第6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頁。
［3］ 趙輝：《石家河遺址群的田野調查方法》，載《考古學研究（三）》，科學出版社，1997年。
［4］ 中美兩城地區聯合考古隊：《山東日照市兩城地區的考古調查》，《考古》，1997年第4期。
［5］ 陳星燦、劉莉、李潤權：《鞏義市聚落考古調查取得豐碩成果》，《中國文物報》，1999年5月19日第一版。
［6］ Gideon Shelach，1998。A Settlement Pattern Study in Northeast China：Results and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of Western Theory andMethods to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71，pp。 114-127。
［7］ 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隊：《洹河流域考古研究初步報告》，《考古》1998年第10期。
［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一工作隊等：《河南靈寶市北陽平遺址調查》，《考古》1999年第12期，第1-18頁。
［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潁河文明 潁河上游考古調查試掘與研究》，大象出版社，2008年。
［10］ 許永傑：《聚落考古在中國—歷程·現狀·問題》，《華夏考古》2009年4期，第123-131頁。
［11］ 許永傑：《聚落考古在中國—歷程·現狀·問題》，《華夏考古》2009年4期，第123-131頁。
［12］ 嚴文明：《聚落考古與史前社會研究》，《文物》1997年第6期，第27-35頁。
［13］ B。G。Trigger，“Settlement Archaeology its Goals and Promise”， American Antiquity，32。1967，P。151。
［14］ 宋新潮：《關於城市考古的幾個問題》，《中國文物報》2016年12月27日，第3版。
［15］ 許宏主編：《夏商都邑與文化 1：“夏商都邑考古暨紀念偃師商城發現3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許宏主編：《夏商都邑與文化 2：“紀念二里頭遺址發現55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16］ a。徐蘋芳：《中國城市考古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劉慶柱：《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研究的幾個問題》，《考古》2000年第7期。許宏：《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17］ 臧振華編輯：《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上下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1997年。關於中國歷史學與考古學關係問題，請參考夏鼐：《什麼是考古》，《考古》1984年第10期。朱風瀚：《論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關係》，《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8］ 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 年，第81頁。
［19］ 宋新潮：《關於城市考古的幾個問題》，《中國文物報》2016年12月27日，第3版。
［20］ 張慶捷：《跨向21世紀的山西考古工作》，載山西省考古學會等：《山西省考古學會論文集》 3，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頁。
［21］ a。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寧夏彭陽姚河塬遺址I象限北墓地M4西周組墓葬發掘報告（上）》，《考古學報》2022年第1期，第43-74頁。
［22］ 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寧夏彭陽縣姚河塬遺址鑄銅作坊區2017-2018年發掘簡報》，《考古》2020年第10期，第30-52頁。
［23］ 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寧夏彭陽縣姚河塬西周遺址》，《考古》2021年第8期，第3-22頁。
［24］ 透過調查發現新石器時代的人群均居住於山頂向陽處，商周時期人群轉移到山下臺塬地，戰國秦漢人群則下到河谷沖積扇居住，反映了人群逐水而居和環境的變遷。
［25］ 這種輸出的紙質版影像圖的好處就是一個方框內500米，能夠直接和現場眼睛看到的地貌相印證，採的點或者遺蹟範圍也可在紙質圖上面直接畫出來，回到室內再提取座標成圖，誤差可控制在20釐米左右。主要是針對沒有手機訊號條件下的調查工作。
［26］ 透過進一步分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2020年底確認遺址面積92萬平方米。
［27］ 200升大油桶是加厚鐵桶，高90釐米，直徑58釐米，重18公斤。從中間一分為二，改制成2個吊土桶，底部焊接可以手工拉開、閉合的隔檔，每次可盛裝0。12立方米的土。
［28］ 雷興山教授提出了這一工作理念，並面授具體操作方法，在此致謝，
［29］ J1直徑0。90米，深7。5米，J2直徑0。95米，深9。25米。該地貌業已經過梯田修整，被推掉約3米，所以祭祀坑的深度均在10米以上。
［30］ 姚河塬遺址有大量的馬匹被用於殉牲，整個墓地墓葬僅有38座，馬坑有6座，車馬坑有4座，但是馬匹的總數卻達到120匹左右，與同時期的西周諸侯國遺址相比較，數量少明顯偏多，推測姚河塬遺址是一處西周時期重要的馬匹飼養繁殖基地。
［31］ 國內開展腹土考古研究的學者不多，可參考的文獻有李友松：《中國古屍寄生蟲學研究之綜述》，《人類學學報》 1984年第4期，第407-411頁。任啟坤：《賈湖遺址墓葬腹土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大學，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張居中等：《賈湖遺址墓葬腹土古寄生物的研究》，《中原文物》2006年第3期，第86-90頁。藍萬里：《賈湖、西坡及興田遺址相關遺存的寄生物考古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2010 博士學位論文。藍萬里等：《腹土寄生物考古研究方法的探索和實踐》，《考古》2011年第11期，第87-93頁。魏元一等：《鄭州春秋時代墓葬中的寄生蟲》，《人類學學報》2012年第4期，第415-423頁。
［32］ 硃砂相關的研究參見董豫等：《先秦遺址出土硃砂的化學鑑定和產地判斷方法評述》，《東南文化》2017年第5期，第89-95頁。胡安徽：《中國古代硃砂開採技術探析》，《中州大學學報》2017年第6期，第71-74頁。餘菀瑩等：《試論宣漢羅家壩硃砂葬——兼論巴人與丹砂的淵源》，《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第1-7頁。張國碩等：《試析夏商時期的硃砂奠基葬》，《考古 》2018年第5期，第79-89頁。馬蕭林：《靈寶西坡出土硃砂及相關問題研究》，《中原文物》2019年第6期，第62-66頁。
［33］ 考古學的定量研究是指對考古現象中各種數量關係的研究，使用數學作為研究的方法。參見陳鐵梅：《定量考古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34］ 陳鐵梅、陳建立：《簡明考古統計學》，科學出版社，2013年。
［35］ 日文版參見原州聯合考古隊：《北周田弘墓：原州聯合考古隊發掘調查報告2》，勉誠出版，2000年。中文版參見原州聯合考古隊：《北周田弘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日文版參見原州聯合考古隊：《唐史道洛墓：原州聯合考古隊發掘調查報告2》，勉誠出版，2000年。中文版參見原州聯合考古隊：《唐史道洛墓》，文物出版社，2014。
［36］ 袁靖：《中國科技考古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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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為印前編輯稿，引用請據原文。馬強：《精耕細作——姚河塬城址田野考古工作理念探討》，《南方文物》2022年第1期，第14-2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