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社會之前，知識分子更要先反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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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馬斯· 索維爾（Thomas Sowell，1930-），1958-1968年先後在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索維爾曾在康奈爾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學術機構講授經濟學課程。 曾擔任政府部門經濟顧問，他也是斯坦福大學“羅斯與米爾頓·弗雷德曼”學會高階研究員，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駐校學者。

《知識分子與社會》是托馬斯·索維爾反思及批判美國社會中“公共知識分子”的著作，從觀念、經濟、社會、媒體、法律、戰爭等方面，檢討了西方（美國）知識分子在社會發展中的輿論導向作用。

索維爾與《知識分子與社會》

文 | 劉軍

“科技知識分子”與“觀念知識分子”

索維爾透過大量歷史和現實的案例，分析了知識分子導致社會變動的背景、原因和後果。其發現的驚人之處在於，很多時候，聲譽顯赫、學富五車的知識分子為社會病症所開出的“藥方”，經常被實踐證明並非良藥，反而會帶來巨大的、災難性的後果。但知識分子卻常常無視那些災難而固執己見。此書主旨即在於批判知識分子的言論判斷即便不符合事實，或者造成巨大災難，卻往往毫髮無損。換句話說，知識分子似乎擁有一般社會成員並不具備的特權，其言論行為被免除了社會責任，處於無可苛責的狀態。

索維爾此著中所說的知識分子，是一個狹義的概念，大致排除了科學\技術類、醫科、金融類等領域的“科技知識分子”，而專指以“處理理念、觀念”的“觀念知識分子”，大致相當於美國學者科賽所說的“理念人”。

科學、技術類知識分子被排除在外，是因為這些知識、技術從業人員的工作結果一般要經受現實標準的驗證，或真或偽，或高或低，一般都有現實驗證的可能性。複雜、純粹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簡單、實用如建築師的大樓、醫生的處方或基金經理的投資組合，或遠或近、或遲或早，都能夠得到邏輯或事實的驗證，而這類知識分子的聲望、名譽乃至報酬和財富，均會據此而變動。但是，觀念知識分子則不然，他們以生產、傳播、消費觀念/理念為業，據此換取報酬、財富、聲望乃至不朽的名譽，但卻似乎豁免於現實原則的驗證。在觀念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這裡——正如理查德·波斯納在《公共知識分子：衰落之研究》中同樣觀察到的——知識的市場機制似乎失靈了。

理查德·波斯納《公共知識分子——衰落之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

言論免責：思想市場的失靈

現代觀念知識分子的“言論免責”，是一種奇怪的社會現象，值得我們深思。

自從知識經濟時代隨著工業化時代而到來，人們曾嘗試建立諸多制度和理論，來理解、調節和管理思想市場、知識社會。其中的一種取向，是採取思想市場的自由化、市場化理論。其經典理論認為在保障表達權利的前提下，讓思想自由競爭，可以去偽存真、優勝劣汰，即所謂的“真理越辯越明”。

但是，人們也很容易發現，如同完全市場的假設一樣，思想市場也只是一個美好的假設或者理想。其中的原因很多。一來是因為芸芸眾生的思想生產力和知識話語權並不平等；二來，辨明真理的思想市場需要高度發達的思想生產邏輯和言論交流規則，這些都不是能夠輕易獲得的“無成本的”的知識市場基礎設施（所謂自由不是免費的），而是需要高度發達的昌明法治、強勁文教加以保障。現實往往缺乎此，從而思想市場往往失靈。

另一個治理思想市場、知識市場的取向，是採取精英主義的專業組織自律，將知識的判別權力交給知識分子分化而形成的專業共同體，由其透過行業自律，來甄別專業知識分子的專業水平、貢獻和聲望，其最易理解的特徵就是“同行評議”。知識分子透過在職業團體中經受同行審查而發表成果、創造公共知識，透過貢獻於學科、專業領域的知識積累而獲得聲望，而在其成就被同行否定、拋棄或超越時，承受專業聲望及其附屬的業內報酬的下降、消失等代價。專業知識分子團體自治透過一系列精心設計的制度來保證，比如終身教職、學術自由、創造發明優先權競賽、引用數量排名以及保護知識創新的產權機制（專利版權制度，嚴懲剽竊、抄襲）等職業特權與職業規範的建立。

除了這兩類領域——我們大致可以稱其為公共領域和專業領域——還存在著伴隨著知識商品化、市場化而產生的一個思想\知識經濟領域，即知識生產與消費的市場經濟。這個領域更多地受到純粹市場化的生產與消費規律的調節。比如，現代大眾傳媒的收視率、收聽率或者訂閱率，對於很多“媒體知識分子”是絕對的權杖。有些人一旦被傳媒受眾拋棄，其市場價值就會呈現下跌態勢，而為理性的媒體經濟所拋棄。

總的來看，上述三種規制思想、知識市場的方式，看上去都不是那麼靠譜。市場知識分子有時靠炒作、醜聞、八卦等吸引眼球就能賺錢，“眼球經濟”此類現象屢見不鮮。另外，有些專家在專業領域犯錯誤，往往也得到免責的豁免權。比如，索維爾的同行、赫赫有名的經濟學家加爾佈雷斯（Galbraith，John Kenneth，1908-2006）的很多預測，結果證明都是錯誤的，但是其錯誤言論似乎並未受到懲罰，其學術聲望似乎也沒有受到損害。

《加爾佈雷斯傳》

中信出版社2010年

事實上，即便在專業領域，因為體制惰性、意識形態派性以及小集團主義等原因，犯錯的學術知識分子一般也很少受到懲罰，比如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因“索卡爾”事件而聲名狼藉的某些學者，至今仍然活躍於美國主流學術圈內。學術制度的自我糾錯、自我淨化機制，並不如理想主義者設想得那樣運作有效、出手迅捷。

索維爾

“說錯了沒啥”，因此“隨便說”

越出專業領域、進入公共領域發言的“公共知識分子”，索維爾在書中也著墨頗多。他尤其針砭了聲名顯赫的專家越出自己的專業領域而發表的大量“非專業”或“公共”言論的現象——其中很多言論今天聽起來其幼稚愚蠢的程度令人咋舌。比如在“二戰”爆發的前夜，羅素主張廢掉英國的陸海空三軍；蕭伯納認為希特勒著手管理的歐洲可以讓他安心入眠，而責怪美國人“過於畏懼獨裁者”。

這類越出了知識分子專業領域的言論，誠如波斯納冷嘲熱諷的那樣，並不比報頭刊尾的讀者來信或者街談巷議的大眾閒談更具備“知識含量”，卻因為這些知識分子的“名人效應”，往往具備放大了的社會影響力。波斯納在其《公共知識分子：衰落之研究》一書中，對於公共知識分子錯漏連連的“胡言亂語”做了經濟學式的分析。他的核心觀點是，當前社會中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大多是學院教師（擁有博士學位、終身教職），多為專業領域內的狹隘專家和職業保障無虞者。他們在公共領域內的“胡言亂語”，一般不會影響其職業保障（不會因此而失去終身教職），公共知識分子在公共領域的退出成本極低，從而導致其提供的公共知識產品質量缺乏保障。通俗地說，就是“說錯了也沒啥”，因此就“隨便說”。

理查德·波斯納（1939- ）

在這裡，權力與責任是不對等的。觀念知識分子在思想市場、觀念市場上成為擁有特權的賣家，卻缺乏制約其話語權/市場統治權的對等機制，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理論、言論被現實顛覆的觀念知識分子，其言論仍在流傳，擁躉仍然存在，其觀念的鐵蹄，仍然在很多人的頭腦中“跑馬圈地”。

市場機制、專業機制和公共責任倫理機制均告失效，使得知識分子的苛責問題顯得困難重重。

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的悖論

歷史地看，擁有語言、知識、觀念、技術等符號化資源優勢及特權的知識分子，其社會歷史角色和地位，經歷了顯著的變化——從巫師到祭司，從喪事操辦者到儒生，從主教、廷臣到公務員，從貴族科學家到科學院、大學實驗室裡的研究員，從教士到大學教師、新聞記者，從發明家到跨國公司研發總部的工程師……而對於知識分子的社會分析與反省，也不乏振聾發聵或妙趣橫生的研究。

比如，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看到了現代專家與知識分子必然“棄聖絕賢”（祛魅）的趨勢後，深感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無地可依，曾經悲嘆“專家沒有靈魂”。英國學者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認為現代知識分子唯科學主義的“理性自負”傾向，是製造20世紀諸多浩劫的內在思想誘因。法國學者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激烈地攻擊法國激進知識分子服膺的意識形態純屬“鴉片”——這些人對於民主制度的缺點毫不容情，對滔天大罪卻態度寬容。英國學者鮑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認為“後現代”知識分子已經從社會的“立法者”變成了“闡釋者”，雖然仍然掌握著解釋價值的話語權，但已經失去了“立法者”的權威。索維爾此書，可謂在此知識分子批判系列中又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左起：韋伯、哈耶克、阿隆、鮑曼

細究起來，索維爾此書中對於有些知識分子的思想的理解，有斷章取義之嫌。另外，對於某些專業學者的學術誤判，也有過於苛責之嫌，因為科學發展畢竟有“試錯”的過程。但總的看來，索維爾此書還是揭示了知識分子與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的一個側面：知識分子應該對其思想言論的社會後果負責；必須約束知識分子的思想言論特權，嘗試建立思想言論的問責制。

當然，如何約束知識者的特權，如何建立知識分子思想言論的問責制，則是一個歧義叢生、眾說紛紜的問題。我們自然無法主張思想管制，但又如何規制思想市場，建立言責自負、言責一致的思想市場機制呢？是強化法治治理？還是進一步整固行業自律？是強調事實驗證？還是遵循邏輯推理？是依賴規範衡量？還是高呼價值判斷、道德判斷？這涉及現代社會發展趨勢中一些最複雜難解的問題。

對於這些問題，目前還沒有一致的答案，問題仍然是開放的。但是，索維爾所揭示的諸多歷史事實的觸目驚心或滑稽可笑之處，還是有必要引起我們的警覺。在業已到來的知識經濟、資訊經濟、創新經濟時代，在法治保護的思想市場競爭、社會協作的專業團體自律以及市場規律平衡的調節機制的協同運作之下，在政府、社會與市場的合力之下，我們有必要儘快建立起負責任的知識生產與消費制度，開闢走向創新經濟、創新社會、創新國家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