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價值與困境（下）：上天擲骰子決定你的出身公平嗎？
儒家裡的“直”並不是“正直”的意思， 而是“直來直往”。你焚書坑儒，我堅壁清野；你禮尚往來，我才平易近人。身份可以不對等，待遇可以不對等，但是人與人之間的尊重必須對等。但仔細深想，這真的公平嗎？
“禮”是什麼？禮就是一套繁瑣的規則，其實很像軍階和臂章，它藉由區隔出不同的社會階層來明確每一個階層的分工。因為和諧意味著穩定，穩定（在農業社會里）意味著繁榮，而繁榮，則意味著個體有著更大的可能去追求自己能力範圍內的最大幸福。
但由於當代社會離“生存”這個概念實在是太遠了，那些能夠禍害我們祖先的猛獸，現在都乖乖的趴在動物園的玻璃窗內吐著舌頭散熱，那種滅國級的戰爭在21世紀也堪稱十分少見，所以在物質主義微風細雨的香豔侵蝕下，人們並沒有真正所謂“生存的焦慮”，“房貸與卡債的焦慮”也不在儒學提供的客服範圍內。
因此理解儒家學說，對於現代的我們變得異常困難。
儒家的目的是創造一個穩定社會，提供農業有利的發展
儒家思想在當今社會顯得格格不入，不是思想問題，而是時代問題。剝離時代背景去讀儒家經典，基本等於耍流氓。讓孩子背《論語》而不解釋時代的差異，效果相當於虐童。
也就是說，儒家的整套邏輯是讓諸葛亮有諸葛亮的幸福，臭皮匠有臭皮匠的幸福。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大人有大樂，小人有小樂。大家各安其位，各司其職；互不侵吞，互不攻伐，則天下治矣。
很少人講清楚為什麼“大同”的境界是：“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那是因為在儒家定義裡，各安其位的社會里人人明白自己的本分，不會得隴望蜀，吃完碗內看碗外。既然沒有人會去偷搶拐騙，自然也就不需要睡覺鎖門了。儒家不斷的強調“守禮”，目的就在於維繫社會的穩定。
一個穩定的社會，才能夠提供農業以有利的發展。農業的典型特徵就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什麼都不變，就是最好的變化。要是一天到晚坐斷東南戰未休，動不動就有好事者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烽火連三月的，還怎麼六畜興旺，五穀豐登呢？
平天下的本意並不是開疆拓土，而是維持穩定。古代士大夫的理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恢復到上古時代的那種超穩定社會結構裡去。
《周禮》說：“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常常被理解成一種特權主義，但事實上這是儒家的一種溫情脈脈。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如果只看前半句，好像是在維護貴族階層的利益，但其實重點在後半句的“禮不下庶人”。儒家想象出來的美好社會有點象是漫威宇宙：貴族的能力越大，責任也就越大。禮、樂（詩）、射、御、書、數這六藝，培養了這些菁英的能力，也陶冶了他們的性情。繁瑣的同時，製造出了威嚴感和儀式感。
孔子的補習班，其實很像軍官培訓班
孔子給出去的除了他的思想，更多的是儒家文化裡的那些繁文縟節。學生把它們學走之後，就能夠繼續靠這套手藝來維持這個社會的等級秩序，進而維持社會穩定。
但是為什麼需要有威嚴感和儀式感呢？因為這樣才能在最大程度上禁絕犯上作亂的可能。士大夫們文能提筆，武能拿槍，說起來輕鬆，做起來可不簡單。所謂“禮不下庶人”，其實就是對普通人的豁免權。它不要求黎民百姓跟著貴族一起受罪，強迫自己把每一套禮節記清楚、每天勤勉的練習好把六藝給吃透、把食衣住行育樂弄得剋制而乏味。
“禮”是階級。而階級是榮譽，是責任，更是表率。
既然不想要黎民百姓亂了規矩，讓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推翻統治階級的暴政，那麼統治階級自己就必須先守規矩，並用繁瑣的儀式來讓規矩具象化。
繁瑣帶出一種莫名奇妙的神聖感，就像在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越是讓人暈乎乎的繁文縟節，越是讓人正襟危坐。但正襟危坐是不可能多舒服的，地位對貴族而言除了是一種享受，也是一種制約。
在這層意義上，諸葛亮和臭皮匠的快樂才有可能等同。
因為貴族能夠掌握更多的資源，因此需要“禮”來約束貴族的行為，階級之間才不會變成零和博弈，贏者通吃。總結之下儒家的邏輯是這樣的：“禮”鞏固了階級、階級維持了穩定、穩定帶來了繁榮、繁榮最後則落實到具體的每一個人身上，變成幸福感。所以負者歌於途，行者休於樹。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
關於正襟危坐，我們可以舉《禮記》裡吃飯的例子：“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
古代貴族活得特別累。進食的時候，左邊必須擺帶骨頭的肉，曰“殽”；右邊則是大塊完整的肉，曰“胾”。食物放左邊，羹湯放右邊；魚肉和燒烤放外面，醬料和酒漿放裡面，一點也不能搞錯，否則就是“非禮”。非禮十分嚴重，因為那代表了對另外一個人的怠慢。因此貴族進食必須一絲不苟的，吃個飯搞得像畢業典禮還是國慶閱兵一般嚴謹，一點推杯換盞，喧鬧歡騰的氣氛都沒有，也是嗚呼哀哉。
為什麼要這麼做？背後的理由才是其中的精髓。
因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約束”
在家裡約束自己的行為，出了門約束自己的情緒。
人每天都會面對一些令人不快的大小雜事。往大了說，這就叫“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往小了說，這叫“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雖然可以表達自己的不滿，但不撒潑打滾，每天對階級敵人保持刻苦的鬥爭仇恨。
要是工作不得志，情商低的人可能會“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枷鎖，而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情商高一點的人可以選擇比較小樓昨夜又東風的方案，象是在自己的社交帳號上賦一首《詩經 四月》。
《四月》裡說：“山有嘉卉，侯慄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表達起來就很含蓄，意思大概相當於：“哎呀山上有著這麼多美麗的植物呀，有板栗也有楊梅，本來都是可以吃的，但就不知道什麼人把它們毀了？”
懂的人，自然就懂了。抒發幽怨的同時，不帶任何一點刻薄。
儒家追求的“禮”，背後除了階級，這份意識形態的更深處提供的是一種交往空間的距離感。說話留三分，做人處事含蓄一點，給彼此充足的面子，這構成了儒家所心心念唸的“中庸”：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不過度”，便是幸福的秘訣。
過度，就是一種索取。當索取沒有了底限，一念無明，也不過就墮入了另一個無間地獄。
心有不甘，拔刀亂砍，這不是俠客精神，而是假面屠夫。
所以儒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呢？除了時代感喪失了以外，其實最重要的問題就在於“禮”所對應的“責任”不見了。禮具有雙重性，它同時是特權和責任。禮崩樂壞之後，特權階級所要付出的責任被刻意忽視，而他們所能享受的待遇卻被無限放大。到了皇阿瑪的時代，一口一聲“奴才”的，三呼萬歲，皇恩浩蕩，無論統治階級如何胡作非為，都是英明神武；而老百姓的損失，也都雷霆雨露俱是君恩了起來。那才是魯迅所批評的傳統文化。
《三綱五常》裡說：“君為臣綱，君不正，臣投他國。國為民綱，國不正，民起攻之。父為子綱，父不慈，子奔他鄉。子為父望，子不正，大義滅親。夫為妻綱，夫不正，妻可改嫁。妻為夫助，妻不賢，夫則休之。”
儒家的“等級”是有附帶責任條款的。君王不仁、國家不義、父輩不慈、丈夫不賢、妻子不淑……一旦其中一方違背了自己所應當承擔的責任，另外一方都有不合作的自由。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於淵。掰掰。再見。
待遇可以不對等，但是人與人之間的尊重必須對等
現在的國文課本，非常大缺大德的把大段大段的儒家典籍大剪大貼，象是在玩馬賽克藝術一樣放進課堂裡，咕咕哌哌的大叫幾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強迫學生抄下幾句看起來十分理所當然的“名言佳句”，接著就往下一課匆匆趕去。這樣除了可以花樣百變的展示當代人類對儒家思想的迂腐理解之外，其實一點意義也沒有。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感激的前提在於，父母的行為值得子女的感激。否則還孔融讓梨呢，如果孔融的哥哥平時老是欺負孔融，孔融就不會讓他梨子吃了。這才是孔子說的：“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這裡的“直”並不是“正直”的意思， 而是“直來直往”。你焚書坑儒，我堅壁清野；你禮尚往來，我才平易近人。儒家講求的是對等。身份可以不對等，待遇可以不對等，但是人與人之間的尊重必須對等。
幸福，就在於得到尊重。
無論是仁，還是義，說到底，都是“尊重”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而已。
但同時，我們就應該忍受擲骰子決定的出生嗎？在閻羅王那裡擲到一點投胎當奴隸；擲到兩點投胎到農民；擲到三點投胎當士；擲到四點投胎當大夫；擲到五點投胎當諸侯；擲到六點投胎當天子如何？而且這個骰子的機率分佈並不均勻，骰到一和二的時間佔大多數，這樣的遊戲公平嗎？
儒家認為是公平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嘛。但仔細深想，真的公平嗎？誰不想體驗一次被貴族身份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感覺呢？
這或許就是中華文化雖然一直迴避，但總必須鄭重回答的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