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長安城西市考古新發現與相關研究
摘要：唐長安城西市近些年有許多考古新發現，內容主要涉及十字街、石板橋、石涵洞、街道和水溝、木板橋、磚砌水涵洞、水井、灰坑、骨器作坊以及一些重要佛教遺物等。這些新發現為西市的規劃格局、商業遺存結構、佛教文化以及西市繁榮與變遷等研究提供了珍貴資料。研究表明，西市眾多商業遺存模式為臨街開店，並集店後製造、加工於一體的“前店後坊”格局。西市不僅是商品交換與貿易的集散地，而且是集加工製造、住宅、娛樂、漕運等於一體大型商業綜合體。
唐長安城西市，位於廓城偏北皇城之西南，其位置與東市（位於皇城之東南）東西對稱（圖一）。長安城東市和西市，初建於隋開皇二年（582年），時稱都會市和利人市，唐代稱為東市和西市，規模相當龐大。
東市和西市，是唐長安城最為繁華的商業活動場所和國家經濟活動中心，也是7～9世紀最大的國際經濟貿易中心和商品的集散地，更是聞名於世“絲綢之路”的起點和重要標誌之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自20世紀50年代末起，就開始對東市、西市在內的唐長安城進行系統考古勘探、發掘與研究，至今已走過半個多世紀，通過幾代人的努力，獲得了大量珍貴的考古資料。東、西二市的考古資料，內容涉及市場範圍、坊牆、坊門、街道、水系、十字街、店肆、作坊以及市署等。考古資料是東市和西市當時社會生產、生活的實證，也是當時人類活動最客觀、最直接的體現。隨著考古工作與研究的深入，使得我們對於長安東、西市歷史面貌的認識日漸明晰。
東、西二市的考古工作，西市開展得相對較多，資料也較為豐富。特別是近些年，西市遺址透過多次多區域的考古勘探與發掘，又有許多重要的考古新發現，如東北十字街、西北十字街、骨器作坊、經幢等。考古新資料對西市以及唐長安城的研究來說，十分重要。筆者近些年有幸多次參加西市遺址的考古勘探、發掘與資料整理工作。現就西市考古新發現與相關研究拙筆成文，以就教於方家。
一、西市歷年考古工作概況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後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於1957年起，即派工作隊對唐長安城開始專門進行考古工作勘察、發掘和研究，逐漸積累了豐厚的學術資料與基礎。有關西市歷年來的考古勘察與發掘工作如下：
1957～1959年，主要對長安城的東西兩市及部分的街道和裡坊進行勘察，並且也作一些小規模的發掘來核實勘察的情況。另外，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1957屆同學也曾於20世紀60年代進行過西市的調查工作。
1960年底起至1962年底，西市遺址發掘了三處，發掘的規模都不大，在房址及其上部的堆積層中，出土了大量的磚瓦和陶、瓷器殘片、鐵釘、鐵棍與小鐵器的殘塊和一部分石刻，以及其他遺物等多件。
1975年前後，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1975屆同學曾對西市進行過調查。
2005～2006年，西安唐城隊在配合大唐西市的考古工作中，對西市遺址中部偏東區域，進行了大規模考古勘探，面積達20餘萬平方米。同時又進行了局部發掘，面積約6000平方米左右，其中收穫最大的是對西市東北十字街和南大街區域進行的部分考古發掘。發現併發掘了西市東北十字街遺址、街北石板橋遺存、街道兩側磚砌水渠以及部分商業店鋪遺蹟等。此外，在西市南大街北部還發掘了一處規模較大的手工業骨器作坊，出土了大量骨料與少量骨器半成品，為研究唐代骨器手工業與市場結構與佈局提供了珍貴資料。
2008～2009年，大唐西市專案建設過程中，西市文物保護修復小組又在西市遺址西北區域，發現併發掘西市北大街西段道路、北大街中段石涵洞、水井、砌磚水涵洞等遺存。
2016年西安唐城隊又在配合大唐西市三期考古工作中，對西市西南部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勘探與性與發掘。也發現了作坊遺址並出土了少量骨料與骨器半成品。
二、西市既往主要考古成果與收穫
西市既往主要考古成果與收穫多是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勘探、發掘取得的。主要包括西市範圍、坊牆、街道，街道兩側店鋪等勘探、測量與發掘。這些成果與收穫，開創了西市系統考古研究的先河，為西市的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 西市的範圍
考古勘察表明，西市遺址範圍在今西安市蓮湖區中國航空器材公司西北分公司以南，東桃園橋以北，東桃園以東，糜家橋以西範圍。平面呈長方形，範圍實測南北1031、東西927米，“南北佔兩坊之地，東西南北各六百步（合892米），四面各開二門，（市內）定四面街各廣百步”，面積達0。96平方千米。
（二） 坊牆與坊門
1959～1962年考古發掘時，在西市的北面、東面尚有夯築的坊牆基址，牆基皆寬4米許。西市四周的坊牆，東、西坊牆實測南北1031米，南、北坊牆實測東西927米。
西市門址（坊門）：考古工作雖未發現有市門的遺蹟，但據市內街道的分佈情況，並參照已明確的漢長安城東、西市均一市八門的形制，唐長安城西市也應是如文獻所記載的“四面各有二門”（即一市八門）。
（三） 西市的街道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考古工作重要的收穫之一，就是對於西市“井”字街道構架的考古成果與認識。考古工作表明，西市內有南北向和東西向的平行街道各兩條，均寬16米，四街縱橫交叉成“井”字形，將整個市內劃分成九個長方形區域（圖二）。這也充分說明文獻中所載“市內四街”是可靠的。西市內的四條街道，以“井”字形的排列狀況，依次又可稱為東大街（即“井”字形街道中偏東側的南北向大街）、西大街（偏西側的南北向大街）、南大街（偏南側的東西向大街）和北大街（偏北側的東西向大街）。“井”字形的北大街位於西市北坊牆以南336米，東大街位於西市東坊牆以西293米，南北向二街相距309米，東西向二街相距327米，另外在市四周圍牆內側也有沿坊牆平行的街道，街寬14米許。
（四） 西市街道兩側的店鋪
西市在臨街的部分，考古發掘還發現有一部分房屋建築遺址，房屋均沿街分佈，儲存較差，多數僅存一部分牆基或居住面。從發掘來來看，房屋的規模不大，面闊4～10米（約合一間～三間），進深3米多，從位置來看，應是當時的一些臨街商業店鋪無疑。西市內商業店鋪的整體佈局目前尚不確定，只知“（西）市內店肆如東市”。
已經考古發掘和調查的店肆遺蹟計有下列五處：西市南大街東端街南、北大街中部街南、南大街中部街南、東大街南部、西大街中部（表一）。
（五） 西市街道兩側的水溝與市內水渠
在街的兩側，均有與街平行的水溝。水溝大致可分早晚兩次修建，上下重疊在一起。早期的溝較窄。早期溝底寬0。75、上口寬0。9米。溝壁未砌磚，溝兩壁均附有木板，木板之外豎有立柱，以此來防止溝壁坍塌。晚期溝的兩壁均砌以長方磚，溝上部多已破壞，溝壁的砌磚已無存。溝底平鋪素面方磚（大都被破壞無存）。溝口與溝底的寬度都是1。15米、深0。65米。溝口與晚期街面平。晚期磚砌水溝，1960年、1961年、1962年在南街東端。北街所發掘的情況相同。
考古工作在對西市以及附近裡坊進行勘察和鑽探時，發現永安渠流經西市東側的時候，有沿西市南大街北側向西又伸出一段長約的長約140、寬約34、深約6米的支渠，橫貫市內。這條支渠可能就是《長安志》卷十所記：“（西）市西北有池，長安中（公元701至705年）沙門法成所穿，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為放生池”中的水渠道遺蹟。
三、西市近些年的考古新發現
西市近些年的考古新發現主要是2006年、2016年大唐西市考古專案中取得的，另外，2008~2009年大唐西市基建工程還隨工清理出土一些重要遺蹟遺物。內容涉及十字街與石板橋、石涵洞、街道和水溝、木板橋、磚砌水涵洞、水井、灰坑、骨器作坊以及一些佛教遺物等。
（一） 東北十字街與西北十字街
1。東北十字街與石板橋
東北十字街，即西市東大街（南北向）與北大街（東西向）交匯的十字路口。2006年7~8月筆者帶隊進行了考古發掘，發掘面積2500餘平方米。發掘顯示：十字街埋藏在地表下1。8米，東大街與北大街街道寬度皆為16米，街道路面儲存相對較差。在街道兩側，還發掘出一些小隔間的建築遺存基址，基址進深約3米，儲存較差，格局已不甚清楚，應是臨街的店鋪遺存（圖三、圖四）。
值得一提的是，在東北十字街北側（即北大街北側與東大街交匯處），還發掘出一處石板橋遺存（圖五）。橋東西殘長5。5、南北1。75米，是為十字街北側東西向路溝上部過路（南北通行）用的石板橋。石板橋做工講究，橋兩端側壁均用巨大的條石橫放鋪砌，內側壁中部則均用豎立的兩塊方形石板砌成，底部鋪磚石、上部再加蓋石板。所蓋石板體形較大，南北放置，東西鋪開，整體呈傾斜狀，南高北低。橋面石板共計鋪設有7塊，每塊石板長1。75、寬0。75、厚0。25米，石板間邊沿連線處又有“蝶形”凹槽，槽內有明顯的鐵鏽痕跡，應是固定石板的鐵卡遺痕。石板橋東西兩端與街道北側的磚砌水溝相接，其功能又相當此處路溝的一段過水涵洞，涵洞內寬0。9米，高1。25米左右。
另外，我們在東北十字街南側（即北大街北側與東大街交匯處南側）的水溝中，還發掘了一些較大青石塊，材質與石板橋砌石相同，青石塊發現位置與正好與北側發掘出的石板橋遺存南北對應。結合西北十字街南側也發掘出有石板橋遺存（詳見下述）等綜合判斷，東北十字街南側推測也應設有石板橋，只不過已破壞殆盡。
2。西北十字街
即西市西大街（南北向）與北大街（東西向）交匯的十字路口。2006年，筆者帶隊對上述東北十字街勘探發掘的同時，也對西北十字街進行了勘探試掘，發掘出了西北十字街南側街道路面與水溝區域性。發掘顯示：埋藏在地表下1。6米，南北向的西大街道路寬度為16米，東西向的北大街僅揭露了區域性，其街道路面的寬度應該與發掘出的東北十字街處北大街寬度同為16米，西北十字街破壞嚴重，儲存較差。經考古實測，發掘出的西北十字街與東北十字街東西距離為305米，與既往考古實測基本一致。
（二） 北大街中段石涵洞
2008年，在大唐西市專案一期住宅基坑內東北部，隨工清理出一處東西向“唐代石板橋遺址”遺存，該遺存埋藏在地表下1。5~2。5米左右，東西殘長5。6、南北寬1。70、高1。58米（圖六）。兩側壁均用巨大的條石橫放鋪砌，底部鋪石，頂部再加蓋石板，所蓋石板體形較大，南北放置，東西鋪開。南北兩側立壁砌石儲存較好，但頂部破壞嚴重，僅殘存一塊石板，石板長1。72、寬0。7、厚0。25米左右。總體來看看，做工講究，但所用石材，大小不一，多塊砌石為建築石材二次再利用。
有關“唐代石板橋遺址”的年代，清理者依照地層堆積並結合東北十字街發現的石板橋相關情況，認為是唐代晚期，這也與西市歷年的考古發掘情況相符。
有關“唐代石板橋遺址”的性質，清理者認為是“西市西北十字街南側石板橋遺址”，這一點值得商榷。西市內部“井”街道的結構與位置較為清楚，南北方向二街（即東大街與西大街）東西相距305~309米，東西方向二街（北大街和南大街）南北相距327米也已被多年的考古工作所證實。考古實測後發現，該遺存位於2006年發掘出的東北十字街（原址現保留展示於大唐西市博物館）以西約210米，西北十字街以東約100米，所處位置為西市北大街中段稍偏西位置。不可否認，該遺存確實位於西市北大街道路南側，但位置卻並非是西北十字街。還有，從形制來看，該遺存頂部所蓋板石板為平鋪，與東北十字街北側發現的石板橋項部石板南高北低傾斜鋪設稍有不同，更像是作為一處過水涵洞。因此，該遺存的性質是作為北大街中段道路南側一處暗藏的過水涵洞，問題不大。或是作為石板橋在使用，間或是附屬於周邊大型建築建設的配套設施而在此設定，暫不能定論。西市包括北大街在內的其他主要街道道路兩側，晚期水溝多為磚砌，特殊地點才會有所不同，比如東北十字街處，只是在十字街北側區域性採用石砌，設定石板橋。北大街中段道路南側發現的該石涵洞，其設定的特殊性毋庸置疑，但具體性質還有待進一步分析。故暫時稱之為“北大街中段石涵洞”。
（三） 街道與水溝
2006年，考古勘探確認了西市北大街535米的一段，東大街和西大街370米的一段，並進行了局部發掘。結果顯示：晚期（相當於晚唐時期，以下同））街道表面距地表深1。5~1。8米，南北寬16米，路土厚0。3米許，路面車轍痕跡較明顯。在街道的兩側，還設有水溝。水溝分早、晚兩次修建，並有復建和修補痕跡。早期（相當於隋至盛唐時期，以下同）水溝溝壁附有木板，在木板之外豎有立柱，以此來防止溝壁坍塌，如今尚遺留有部分已朽的木板以及柱洞等痕跡（圖七）。晚期水溝為磚砌而成，是在早期溝的上面改建或移位而建。
1。晚期街道與水溝
（1）南大街中段磚砌水溝
2006年，考古工作者在南大街中段街道北側，發掘出了一段東西向晚期磚砌水溝。水溝埋藏在地表下1。5米，溝寬0。9～1。0米，深1米左右，水溝兩側立壁砌磚、底部鋪磚，做工講究。從發掘出的遺蹟現象來看，水溝兩側立壁的砌磚方式明顯不同，其中，水溝北立壁全為橫鋪磚砌成，南立壁則為底部“一丁一豎”上部再橫鋪磚砌成（圖八），這應是磚砌水溝在使用過程中經歷過修繕所致。結合以往的考古發掘成果，上述街道與磚砌水溝，應是西市晚期（晚唐時期）遺存。
（2）東北十字街處道路兩側的水溝
2006年，考古發掘出的東北十字街處，在東西、南北交匯的街道兩側（即北大街東段和東大街北段區域性）均發現了晚期磚砌水溝，但儲存較差。其中，在十字街北側，即北大街北側水溝儲存相對較好，東西發掘長20餘米，分為東西二段，東段與十字街石板橋東端相接，西段與十字街石板橋西端相接。水溝寬1。0～1。1米，深1米左右。兩側立壁砌磚、底部鋪磚斷續殘存。在十字街南側（即北大街南側）、十字街東側（東大街東側）、十字街西側（東大街西側）水溝，破壞極為嚴重，僅發現零星砌磚殘跡。
2。早期的街道與水溝
（1）北大街中段的街道與水溝
2008年，在大唐西市專案一期住宅基坑內東北部，上述北大街中段石涵洞遺址以西30米左右，發掘出了一段車轍路面與水溝。考古實測後發現，此遺存位於東北十字街正西240米左右，實為西市北大街中段街道與水溝的一部分。路面埋藏在地表下4。0米左右，南北寬16米，東西發掘長度5米。路面上車轍分佈密集、轍印清晰，車轍均呈東西向，或平行或交錯，車轍間距大致為1。3米左右（圖九）。從考古解剖情況來看，此大街路面做工考究，先是將黃生土上部地面進行平整或填墊形成路基（厚0。2米左右），再在路基上平鋪一層較為純淨的黃土形成路面（0。15米～0。3米）。路面部分經過長期踩踏、輾軋土質異常硬實。另外，在此段路面的南北兩側還發現了路溝遺蹟，路溝均為土溝，上口寬1。3、底寬1米左右，在溝內兩側還發現有木質擋板與木樁痕跡，擋板和木樁已朽無，僅殘留少量朽跡與樁洞。由此不難判斷，此段街道與土狀水溝，應是西市早期遺存。
（2）北大街中段以南的水溝和木板橋
2008年，在大唐西市專案一期住宅基坑內東北部，上述北大街中段石涵洞以南，發現二處水溝遺存，均為南北向，且東西平行。為便於描述，按照發現早晚，分別簡稱為“北大街南水溝1”和“北大街南水溝2”。
北大街南水溝1
位於北大街中段石涵洞南側以西30米處，發掘長度南北37。5米。水溝為南北向，埋藏在地表下4米，溝上口殘寬0。6、溝殘深0。6米。溝內兩側沿著溝壁位置還發現有較多排列整齊的木樁洞，其中西壁為一排，東壁中段10餘米範圍為二排，二排範圍再向南北延伸卻又成一排。木樁洞間距0。2~0。4米，洞徑5~8釐米，木樁洞外側見擋板殘跡，擋板已無存，僅見黑褐色朽木灰跡。據現場發掘出的殘存木灰痕跡判斷，木擋板厚約2~3釐米，高約0。25米。另外，在水溝中段偏北位置，水溝上部表面還發現殘存有平鋪木板的痕跡，鋪設的木板範圍南北約10米，應是供通行之用的簡易木板橋。在木板橋南端的水溝1東壁，還發現一小型排水口，該排水口由立面為四塊磚簡單砌成，其中二塊磚斜立成側壁，底部和頂部各鋪蓋一單磚。在木板橋南端的水溝1西壁，與小型排水口東西相對應位置，還發現一段砌磚，砌磚有5層，殘高0。27米。砌磚內側緊貼溝壁，磚外側見有木樁洞，磚下可見黑褐色淤泥，故該段砌磚應是水溝使用過程中修繕加固所致（圖一〇）。
水溝1發掘過程中，出土陶瓷片較多，器形見有陶盞、陶罐、陶硯、陶彈丸、瓷盞、白瓷碗、黃釉瓷碗等，其中陶盞、瓷盞、白瓷碗為最多，各發現達10餘件。另外，在水溝表面還發現二件胡人頭，一件為三彩，一件為素面。胡人頭頂及兩頰部均各有一穿孔，頭頂穿孔相對較大，造型別致，似為可以吹奏的樂器（陶壎）。其中，三彩胡人頭著辮髮，深目高鼻，鴨狀嘴。頭高0。35、寬0。3米，頭頂孔徑7毫米，頰部孔徑4毫米。素面胡人頭為一半成品坯胎，未上釉，僅模印出頭部前半部分面目、半頭頂形狀，後半部分的腦後形狀尚未模印加工。模印出的面目為頭髮中分，深目高鼻、面容慈祥。坯胎頭通高0。65、通寬0。5米，頭頂孔徑7毫米，頰部孔徑3。5毫米。
北大街南水溝2
位於北大街中段石涵洞南側以東3米處，北大街南水溝1以東30米處，發掘長度南北40米。水溝亦為南北向，且與北大街南水溝1東西平行分佈。水溝亦埋藏在地表下4米，上口殘寬0。5米、殘深0。5~0。8米。因破壞嚴重，僅在水溝部分段落見有木樁洞和擋板痕跡，擋板和木樁已朽，可見木灰殘跡。水溝內殘存較多磚瓦殘塊、陶瓷片，器形見有陶盆、陶罐、陶盞、陶羊、陶硯、瓷碗等，在水溝北端還發現有骨飾殘塊數件。另外，在水溝南部靠近東壁發現大量唐三彩殘片，堆積範圍東西0。3、南北5米。這些唐三彩殘片器形見有豆、缽、枕等，另外還發現有雞、駱駝等動物形象。
（四） 磚砌水涵洞
2008年，在大唐西市專案一期住宅基坑北端偏西，西市北大街南側石涵洞西南70餘米位置，發掘出一處磚砌水涵洞遺存。該遺存南北殘長13。65、東西內寬1。2、殘高1。5米。埋藏在地表下4。5米左右，南北走向，整體長方磚砌成，大致可分為券頂、兩側立壁和底面三部分。其中，券頂為單磚平鋪橫立拱券，破壞較為嚴重，僅在東壁頂部中間位置殘存4~6層拱券磚跡；兩側立壁磚為橫向鋪疊，上下層層壓縫砌立，立壁砌磚尚保留有10層，東西厚度0。38米，高1米；涵洞底面平鋪單層磚，南高北低，砌法規整，做工考究（圖一一）。涵洞各部分砌磚規格相同，均為長方形素面繩紋磚。磚長38、寬19。5、厚9。5釐米。另外，水涵洞北端兩側立壁砌磚向北稍微斜出，略呈喇叭狀。此外，在水涵洞西壁偏北處還發現有一處南北寬約1米的東西向磚砌水渠道與涵洞立壁與底面相接，破壞較甚，時因東西向磚砌水渠道上部有現代建築疊壓，故未清理發掘。
考古實測發現，該磚砌水涵洞位於西市西北十字街以南70米左右，毗鄰西市西大街（南北向）東側。另外，水涵洞所用砌磚均為長方形素面繩紋磚，明顯帶有隋至唐初風格。結合地層堆積以及以往發掘成果初步判斷，此水涵洞應是西市遺址西大街中段、西北十字街以南一處早期（隋至唐初）規模較大的地下水涵洞。
（五） 水井與灰坑
2008年，在大唐西市專案一期住宅基坑隨工考古清理中，還發現了許多水井和灰坑遺蹟，其中唐代水井47處、灰坑12處。
筆者現將幾處較重要的遺存資料摘出，主要說明遺存發現地點、遺蹟單位、遺物種類、發掘清理情況等，希望對西市綜合研究來說，提供更多參考資料。
1。水井
（1）23號水井（編號2008TCXJ23）
位於北大街中段南側水溝1南端偏東2。7米處，開口於地表下3。5米。發現時井口用陶缸口朝下覆蓋，陶缸為平沿、曲腹、小平底，缸口直徑1米。23號井從井口向下發掘清理0。5米，西側井壁見有一段砌磚（應為加固井壁所用），砌磚壁高1。4、面寬1。1米。磚面有明顯的煙燻痕跡，應該為廢棄後經焚燒所致。井沿外側向下清理0。2米，發現井壁外東、西兩側各有一個早期灰坑均被井打破，西側灰坑平剖面平面呈不規則圓形，南北0。85、東西0。6米，坑內距井口0。5米處發現可修復陶罐2個、三彩罐1個，並散見陶瓷片、銅錢等。東側的灰坑平面呈方形，邊長1。8米，坑內距井口0。4米處，發現一件較完整的三彩胡人頭，梳辮髮，深目圓眼，高顴骨，鷹鉤鼻，頭頂及兩頰部各有一穿孔，頭頂穿孔相對較大，造型別致。胡人頭高3。5、寬3釐米，頭頂孔徑7毫米，頰部孔徑4毫米。似為可以吹奏的樂器（陶壎）（圖一二）。另外，在井北壁外側向下清理至距井口沿0。3米處的填土中，還發現一較完整的石魚，造型肥美，魚長8、寬4釐米。
（2）26號水井（編號2008TCXJ26）
位於磚砌水涵洞東北部。井暴露口發現於地表下7米，上部已破壞無存。暴露口平面呈不規則狀，東西長1。7、南北寬1。4米，殘餘深度1。5米。井壁未發現砌磚，暴露口向下0。2米至井底1。3米深度，埋藏有大量遺物，器形見有陶罐、陶撲滿、陶硯、石紡輪、蓮花瓦當等，其中以灰陶罐為最多，多達20餘件（圖一三）。
（3）38號水井（編號2008TCXJ38）
位於北大街中段南側水溝1北端偏東4米處，井暴露口發現於地表下7米，上部已破壞無存。暴露口平面呈圓形，內徑0。95米，殘餘深度2。9米。井壁砌磚，砌磚規格較統一，磚長31。5、寬14。5、厚4。5釐米。井內填土鬆軟，包含較多磚瓦。暴露口向下1。1米，發現1件方磚，磚邊長36、厚7釐米；暴露口向下1。2~1。3米，發現方形礎石1件，邊長38、厚9釐米；圓形石杵1件，長45、底徑13。5釐米；石權1件，橋形紐，球腹圓形底，通高22、腹徑18。5、底徑16釐米，重9。6公斤；銅錢百餘枚，多為開元通寶，還見有隋五銖、亁元重寶等；鐵斧1件，已鏽，斧面長10、寬7釐米（圖一四） 。清理至暴露口以下2。7米處，見大量黑色小碳塊，土呈紅褐色，井壁也有明顯的煙燻痕跡，應為火燒所致。再向下清理至井底見砂土並見大量鐵器，鏽蝕嚴重，可辨器形有一件六邊形鐵環、回形鐵箍、鐵鏈等。
2。灰坑
（1）1號灰坑（編號2008TCXH1）
位於上述北大街中段早期車轍道路以東3米的西市北大街道路中心。開口埋藏在地表下3。5~4。0米左右，平面呈“之”字形，實為南北兩個方形坑相連形成的灰坑。北側方坑平面正方形，邊1。5米，南側方坑平面長方形，東西1。4、南北0。9米，深度均為1。5米左右。灰坑內填土多為綠色水鏽土，土質疏鬆。南側長方形坑開口下1。1米發現大量獸骨堆積，堆積層厚3~4釐米，多為獸角、腿骨、腳骨、骨材下角料等。北側方形坑開口下1。15米，與南側坑幾乎相同深度，亦發現大量廢棄骨料堆積，堆積層厚3~4釐米，多為條形骨材、錐形骨材以及大量黃色骨粉。另外，在南側坑南壁、北側坑北壁以及南北坑連線口三處位置的骨料周邊還各發現了一件瓷盞。不難看出，此灰坑應是西市早期道路中心一處骨器廢料坑。
（2）7號灰坑（編號2008TCXH7）
位於上述北大街南水溝2中部以西12米處。暴露口埋藏在地表下4。0米左右，發現時已被破壞。發掘得知，此灰坑實為早期一圓形土井，暴露口徑0。95、底徑0。6、殘深2。05米。井內填土鬆軟，包含較多陶缸殘片、小陶球。小陶球發現最多，其中，直徑3。2釐米小陶球發現三枚，直徑1。8釐米的小陶球發現近60枚（圖一五）。小陶球大部分經過燒製，多呈綠色、紅色，陶球面飾有環狀紋。另有部分未經燒製的陶球泥坯多枚，呈褐色，素面無紋飾。推測應是附近手工業作坊作坊遺棄的成品、半成品和泥坯。
（六）骨器作坊
1。南大街北側骨器作坊
2006年，在西市西大街中部偏南的東側不遠處，考古發掘不僅出土了較多精美的骨器，還發現有大量的加工骨器的遺蹟分佈以及專門的骨器廢料堆積場所等。推測此處可能是西市一處規模較大的加工、製造骨器的作坊。筆者作為發掘者之一，於2017年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對出土的骨器與骨料進行了整理。現將部分發掘與骨料整理情況概要介紹如下。
“西大街中部偏南的東側不遠處”骨器作坊，實測位於西市南大街中段偏西的道路北側20米左右、西市西南十字街東北60米左右。考古工作者在該範圍地表下1。8~2。5米，發現有大量磚、瓦以及較多的圓形、方形坑、水井、建築遺址殘跡等，南北縱深達40餘米。在建築遺蹟的北部，還發現了一處骨器廢料堆積場所，所出土了較多精美的骨器（骨簪、骨卡、刻花骨飾等）以及大量獸角、獸骨等多種骨器廢料殘件。另外，還出土了用於加工製作骨器的工具等。
整理查明，本次出土制骨相關遺物1412件，包括成品、原料、坯料、餘料和半成品，以及食餘垃圾等遺物。其中可鑑定種屬的制骨遺物總計1235件。分別屬於黃牛、馬、驢、山羊、綿羊、鹿、雙峰駝、羚牛、象和蚌共10種（具體數量及比例見表二）。
制骨工具僅發現一件銅質雕刻器，其他制骨工具並未發現。透過對加工痕跡的觀察，並結合唐代金屬冶煉技術水平，推測制骨中的片狀切割工具應為鐵鋸。此外，根據骨器表面光滑程度，推測該時期應有磨石等打磨器。發現的成品骨器20餘件，半成品2件，殘次品1件，邊角餘料近30件。成品骨器有骨簪、骨釵、象牙篦、骨珠（疑似紡錘）等。初步判斷，此處應是西市一處規模較大的手工業作坊遺址，是為加工、製造骨器的重要集散地之一。值得一提的是，這處骨器加工作坊亦位於西市南大街北側臨街店鋪之北，應是市場臨街骨器店鋪內部的加工作坊。
從可鑑定標本數來看，總體而言，黃牛數量最多，象牙、馬和山羊其次，其餘動物種屬數量較少。
2。南大街南側骨器作坊
2016年，西安唐城隊為配合大唐西市三期專案工程，對西市西南部進行了勘探與發掘。其中在西市南大街西端道路南側小，也發掘出了少量獸角、獸骨骨料與骨器半成品，發掘情況與2006年類似，但規模明顯小的多。依據發掘情況綜合判斷，此處應存在一處骨器店肆與骨器手工業作坊。
（七） 佛教遺物
西市遺址在近些年考古發掘過程中，還出土了一些佛教遺物，較為重要。
1。善業泥佛像
2008年發現於西市一期基坑中部11號水井（編號2008TCXJ11，實測位於西市遺址北大街南側水溝2以南10餘米）中。佛像為豎長方形，紅陶質，高15。5、寬13。6、厚3釐米（圖一六）。呈沙門形，背面光平，無紋飾，正面單龕，模製佛像。龕內佛像飾圓形身光和頭光，上有飾以流蘇的寶蓋，面向左側。著袒右肩式袈裟，貼肌透體，左手撫膝，右手平託一寶珠，右腿下垂座下，形體清瘦，舒坐於束腰須彌座上。佛像左右兩側，呈放射狀伸出六條雲狀蔓枝，枝條間有結跏跌坐的佛、合掌跪拜者、獅子、惡鬼等。從龕內佛像造型與內容判斷，應是地藏菩薩與六道圖（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相結合。
2。銅造像
2008年發現於西市一期基坑中部7號水井（編號2008TCXJ7）中，實測位於西市遺址西大街中段以東40米左右。7號水井為一早期唐代水井，與銅造像一起出土的還有2件青瓷執壺、3件紅陶小罐和1件玩具小瓷狗。銅造像出土於井2中。銅造像鏽蝕嚴重，面容不清。造像由佛身和方形底座二部分組成，通高約10釐米，底座邊長2。5釐米。佛像為立佛，著袈裟，形體清瘦，立於四足方座之上，飾桃形背光（圖一七）。
3。石刻經幢
2009年發現於西市二期基坑西南（東桃園村東南角），實測位於西市遺址西南角。八稜狀，上線刻《佛說面燃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文。刻文佔據四個稜面，另外四個稜面素面無經文。通高117釐米，稜面寬約8釐米（圖一八）。
經幢原文：
“佛說面燃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大德三藏□（跋）木珂譯，從大本中略出。即誦□（召？）請妙言曰：/那慕菩布哩。一。伽哆唎。二。怛他伽耶。三。須至心念七遍。飲食甘露美味，爾時即誦開咽喉真言。佛告月受（愛？）菩薩召請彼已。爾時十/方一切六趣餓鬼悉皆赴進瞻仰。即誦召請妙言曰：唵。_（一）。引。菩布哩。二。伽哆唎。三。怛他伽哆耶。四。須至心念七遍。佛告月受（愛？）菩薩/言誦此妙言已。是諸餓鬼以此呪力咽喉通息，猛火息滅，身心泰然。爾時行者當先施水，每於晨朝或日中日沒時取□（水），面向東方，加/□（掬）七遍，灑於空中。其水一諦（滴？）墮地，變成十斛甘露漿。諸鬼神等充足飽滿。即說妙言□（曰）：那莫□（素）嚕皤耶。一。怛他櫱哆耶。二。怛啒他。三。/唵。四。素嚕素嚕。五。皤囉薛溥。引六。賀。引七。是諸餓鬼呪人邊合掌仰觀於行者，如見父母。即稱南無□（哲？）。即誦妙言三遍。時觀一切餓鬼悉集。/南無多寶如來真言曰：□謨婆誐嚩帝。一。跛囉步哆。引。枳帝。二。唵。三。婆囉婆囉。四。二婆囉。三婆囉。吽。牛音引。誦七遍。稱妙勝如來名號已。/即誦妙言曰：（曩？）謨□□怛他。引。櫱跢。南無如色身如來真言曰：（曩？）謨婆誐帝。一。素嚕播也。引一。南無廣愽身如來其言。/（曩？）謨婆誐帝。一。尾補何誐。引。從此大甘露味經略出。其要有堅學請悉之。誰（惟？）有智者。見如是利而不受持者。當知此人失大利□（者）。/超越六十億劫生死之□，於彌勒前決定授記。善男子行觀音行。一切賢聖視□（之）如子。此人功德如彌勒菩薩。天王真言曰：/謨□□多沒南唵。引。室伐囉摩吒野婆。□。賀。引。/元和十四年歲次已（己）亥三月廿五日建立眾生臺弟子張遠。弟士清。”
四、相關問題的探討
（一） 西市考古新資料反映出的店肆與作坊
既往對西市商業遺存的已經發現的店肆遺蹟計有五處：西市南大街東端街南、北大街中部街南、南大街中部街南、東大街南部、西大街中部（詳見上述）。
近些年西市諸多的考古工作和新發現，其中也包含了諸多新的店肆、作坊等商業遺存的新認識。主要有：東北十字街飲食業店肆、東北十字街東飲食業店肆、南大街中段骨器店肆與作坊、北大街中段玩具、樂器、食貨行店肆、西大街北段陶器店肆、南大街西段骨器店肆與作坊等（表三）。
不難看出，上述八處店鋪遺蹟分屬不同行業，這也就證實了文獻中記載的市內按行分割槽的佈局。
關於西市內的行業，記載有二百二十行之多，如西市北大街有王會師店（《法苑珠林·眷屬篇之餘感應緣》引《冥報拾遺》）、“市署前大衣行，雜糅貨賣之所”（《西京新記》卷三）、酒肆（《廣記》卷七六引《國史異纂》及《紀聞》）、胡姬酒肆（《李太白集》卷六《少年行》）、鞦軎行（《廣記》卷一五七引《逸史》）、卜者（《廣記》卷二一六引《原化記》）、賣藥人（《唐國史補》卷中）、賣飲子藥家（《廣記》卷二一九引《玉堂閒話》）、藥行（《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油靛店、法燭店、煎餅擂子店、秤行、絹行（《廣記》卷三六三引《乾撰子》）、鼓行（《廣記》卷四三六引《續玄怪錄》）、衣肆（《廣記》卷四五二引《沈既濟任氏傳》），還有收寶物的胡商（《酉陽雜坦續集》卷五《寺塔記》）和波斯邸（《廣記》卷十六引《續玄怪錄》）等。具體更多的行業，妹尾達彥先生已有全面詳細的研究。故不在此再重複討論和敘述。
（二） 西市內部空間規劃的再思考
西市內部規劃基本為九宮格局，這一點無論從文獻還是考古成果來看，基本一致。西市佔有二坊之地的龐大面積，內部建築規劃佈局、行業分佈等尚不明晰，考古資料也僅限於坊牆、兩縱兩橫4條“井”字形的主幹道（街道）、路溝以及臨街店鋪遺存等。雖然一些研究者根據歷史文獻、建築佈局對市內規劃進行了復原，但終究缺少考古實證資料。
隨著考古資料的積累，西市內部空間結構也更多的呈現出來。包括店鋪分佈地點、店鋪性質，十字街、建築遺址、水井及一些重要出土遺物所反映的形制佈局資訊等，也為西市空間格局的認識提供了有力實證。2006年西市考古發掘出二處十字街道、街道旁邊早晚期水溝（早期為木質檔板加木柱；晚期為磚砌水渠）且涉及到了“井”字形的主幹道（街道）框架內部及外沿縱深區域。2006年西市南大街中段北側，臨街發現現有大量磚、瓦建築遺存殘跡南北縱深達40餘米，這些建築遺存北端還發現了一處骨器廢料堆積場所，出土制骨相關遺物千餘件，包括成品、原料、坯料、餘料和半成品，以及食餘垃圾等。2008年北大街中段南側，發現的大量骨器廢料，街道南側發現的三彩成品、半成品。還有北大街南側水溝1、水溝2，東西平行，且與北大街縱橫相接（實為曲巷道路水溝）均是西市內部街道規劃佈局的實證資料。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東市中部偏東處發掘出了3條唐代道路、店肆及作坊遺蹟等。3條唐代道路南北走向，也可能為市內曲巷道路，在道路的東側發現了密集分佈的水井、窖井、滲井、灰坑和臥泥池等遺蹟，並出土礪、石臼、骨器殘料、玉石廢料等，推測此處可能是東市內一處玉器和骨器店肆及加工作坊所在。以上有關主幹道框架內的規劃佈局雖收穫有限，但印證了在主幹道框架內的規劃佈局中曲巷街道與主幹道規劃佈局基本類似，同為臨街設店鋪，店鋪後為加工作坊的整體佈局模式。
西市臨街設店鋪，店鋪後為作坊這一整體佈局，如今已被2006年、2008、2016年多地點的發掘結果證實。這種臨街開店，店後配套依附規模大小不一的作坊，構成了臨街開店且店內（店後）製造加工一條龍“前店後坊”格局。這一格局也說明了西市（東市類似）不僅是商品交換與貿易的集散地，而且是集加工（手工業作坊）、住宅（波斯邸、北坊新宅等）、娛樂（雜戲、胡姬酒肆等）、漕運等集於一體大型商業綜合體。是古代中國最大、世界最早的SHOPING MALL！其功用、規模、國際影響等在世界中古時期無之能比，無所能及。
另外，現藏於碑林博物館《魯子謙墓誌》，記載反應了西市的規劃佈局的一些重要線索內容，有比較重要的研究價值。志文大意為魯謙之魯璠是西市行醫之人，大中十一年（857年）四月十日父親亡故。魯謙因痛惜父親的去世，身染重疾，並於當年六月廿一日逝於西市錦行裡私第。年僅18歲。墓誌中提到的“錦行裡”一詞，有可能是西市二坊之地的其中一坊的名稱。也不排除西市內多個坊里名稱中的一個。雖然至今對“錦行裡”一詞尚無深入研究與學術定論。但至少可以說明，西市內部龐大面積仍有裡的規劃所在，這對於我們研究東、西二市內部規劃佈局有重要參考價值。
對於東、西二市內部規劃佈局細化及相關研究還有待考古新發現與新資料的獲取。
（三） 西市新發現佛教遺物考略
1。西市石刻經幢的初步考識
從刻文可知，經幢為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張遠、張士清所立。從經文內容看，所刻經文為唐跋（陀？）木珂譯本《佛說面燃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以此相比，現有唐跋陀木阿譯本《佛說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與此經文內容比較一致，另有唐實叉難陀譯本《佛說救面然餓鬼陀羅尼神咒經》和唐不空譯本《佛說救拔焰口餓鬼陀羅尼經》的內容也比較接近。
值得注意的是，此經幢線刻經文刻工潦草，文中可能還有錯字或漏字，如譯者木珂可能就是木阿，字形相近。另外，“南無如色身如來真言曰”一句中，懷疑南無如後有漏字。
這件經幢中的部分內容，如多寶如來、色身如來的真言見於《佛說救拔焰口餓鬼陀羅尼經》。另外，天王真言可能與《供養護世八大法》中的帝釋天王真言相似。以上經文均可從《大正藏》21冊中找到。
需要說明的是，據西市遺址發現這件經幢刻文中所說，經文均從大本（大甘露味經）中輯出，那麼，如果所說無誤，現在認為出自三部經文中的內容在唐代時可能是屬於同一本《佛說面燃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還有，經文中真言的梵音用字有些與今本也有所不同，這可能也說明唐代不同譯本的存在，也不排除這線刻人員人為原因所形成的錯字、別字。
西市經幢製作設立與有關法事的原因，我們可從《佛說施餓鬼甘露味大陀羅尼經》卷1經文中說明。
“佛告月愛。若有人天意樂受行我大悲法門者。彼人應當於白月八日或十五日。香湯沐浴塗諸妙香。著白淨衣食三白食(謂乳酪粳米食或雲大麥)起悲傷心。於諸眾生願誓安樂。於東方日出時。或夜月圓滿時。於清淨處。或月夜露地。當作三肘香水曼荼羅(雲壇地也)以香泥塗地。除去惡磠。壇開四門(若用日初出肘。當作四方壇。若以月夜盛時。當作滿月形)須四缽乳安其四角。又須四瓶盛滿香水亦著四門以隨時五色草木花安其瓶口。須五鑪香四角佈列一爐安中心。又以一燈其燈用蘇安著中座。復取四缽盛花水及粳米飯。於壇中心作一蓮花座。雜色綩綖敷其臺上。安置佛形或觀世音像。此門安置閻羅等。東門安置天主等。略說。以種種幡蓋交映嚴飾。燒香唯得用阿迦嚕香(唐雲瀋水香)如法結已。行者向西門面向南。於座前置一火爐燒竪勒炭。先取蘇酪蜜和著器中。行者先請十方佛及住大地菩薩金剛天龍鬼神已。繫心不亂想六趣眾生種種苦惱。如向所說。既見此已。悲泣盛徹欲救護。復想己身乘寶花臺飛到其所。調身按摩流淚如雨。欲滅其火陪復悲哽。痛徹骨髓(若心不相應者。當想一切餓鬼如己所愛父妻子)如是作觀十四遍已。即於定中得如來極愛一子之地。想了出觀。面對東方。召請十方一切餓鬼。誦此召請呪滿十四遍已。復想諸鬼遍滿閻浮。次為開咽令得解脫。即呪壇中香水乳飯香花等。用食呪還著本處。行者爾時即取一撮乳酪。誦施食呪。呪三遍一擲火中。如是滿足千遍已。爾時此處有無量百千那由他十方餓鬼。一切集聚間無空缺。歡喜飲食。即現其身與行者語。隨行者意一切施與不違逆。行者即為示教利喜令得解脫。當爾之時。十方剎土現在諸佛遙贊行者。復與遙授菩提之記。一切菩薩歡喜愛念。一切天龍各各將香花瓔珞種種妓樂遙施行者。行者由行威神力故。不起於座即得百千那由他陀羅尼門。百千俱胝三昧門。善男子。舉要而言。是人現身火不能燒。水不能溺。毒不能害。刀不能傷。轉坐受身即十住成如來地。佛告月愛言。是名施甘露味大壇場法。若欲速疾一子地三昧陀羅尼等及阿耨菩提者。要須入大曼荼羅。若為事弊不能成辦者。但如上所說依法受行。一切成驗也。”
不難看出，西市經幢製作與設立的原因，應是特定的人在西市特定場所行法事，為逝者超度，也為生者祈福，這一點應該與唐長安城其他場所理佛、行法事而設立經幢基本相同。同時，這也說明了唐代崇尚佛教，長安城內佛教盛行的事實。西市經幢、銅造像、陶佛龕的發現，也反映了西市不只是貿易場所，同時也是長安城內理佛場所之一，為我們瞭解唐代西市人的生活，提供了新的實物研究資料。
2。西市善業泥佛像考略
西市新發現的善業泥佛像，從龕內佛像造型與內容判斷，應是地藏菩薩像。同類善業泥佛像，1956年在西安市土門村有出土，1986年在西市北鄰的醴泉坊醴泉寺遺址也有出土，相類似的佛像造型，20世紀70年代在醴泉坊醴泉寺遺址出土的鎏金銅造像中也有一尊造型相似。
地藏，是大乘佛教中的大菩薩。玄類譯《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謂其“安忍不動，猶如大地，靜慮深密，猶如秘藏。”故而得名。
地藏菩薩專門解脫輪迴於六道眾生。對地藏菩薩的信仰，自玄奘於永徽二年（651年）譯出《地藏十輪經》以來，便在中國流行起來了。信徒們也隨之引發了造地藏立像以求無上功德之舉。
現存有紀年最早的地藏造像見於麟德元年（664年）龍門藥方洞，此後地藏像大量出現。地藏的形象主要有沙門形和菩薩形。沙門形在北涼譯本及玄奘譯本的《十輪經》中皆有表述，“是地藏菩薩作沙門像”，並提到其兩手有“如意珠”。菩薩形在不空譯《八大菩薩曼茶羅經》記有，地藏菩薩頭戴冠、身披纓洛，“左手安臍下拓（託）缽，右手覆掌向下。”唐代地藏造像較為集中的龍門石窟、敦煌石窟、川北、川中石窟地藏造像主要以菩薩形與沙門形出現。手中持物多為寶珠、錫杖，以舒坐姿較為多見。西市發現的此款善業泥地藏像應是沙門像，地藏左右兩側六種影象應是分別代表六道中的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道。地藏菩薩與六道圖相結合，也應與地藏化度六道眾生有關。因此，西市發現的此善業泥為地藏與六道題材無疑。
善業泥從初唐開始，製作興盛起來。究其原因，主要是崇信佛教之風極盛，信眾們爭相制像以表達虔誠，另外，還因為唐初銅料主要用於鑄錢、鑄鏡，其他一切器物能避免用銅者概不用銅。用泥造像取材容易，工藝簡便，也便於大量製作。
唐長安城作為唐代政治、文化中心與佛教興盛之地，出土的善業泥數量眾多，內容也最為豐富。從出土地點來看，遍佈長安各處，有寺院、宮城、裡坊等，西市善業泥佛像的發現，為唐長安城善業泥研究提供了新資料，也為我們研究西市佛教活動、唐長安城佛教文化發展提供不可缺少的實物資料。
（四） 西市內部的佛教遺存
唐代是中國佛教的繁榮期，以西市為中心，包括皇城以西和以南的坊裡，是唐長安城佛教寺院分佈最為密集的地區，這一地區擁有長安城近三分之二的佛教寺院。西市為京城提供了最重要的公共活動空間，除商業設施之外，西市還有佛堂、放生池。
據《宋高僧傳》周京師《法成傳》載：“長安中，於京兆西市疏鑿大坎，號曰海池焉（《兩京》新記亦作“海池”）。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為放生之所。池上佛屋經樓，皆成所造。”
西市放生池的位置，首見《兩京新記》卷三：“市西北有海池，以為放生之所”。《長安志》卷十所也記載了西市西北有放生池：“（西）市西北有池，長安中（公元701至705年）沙門法成所穿，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為放生池”。
西市放生池上“佛屋經樓”遺存如今尚未有明確的考古資料。但西市作為唐長安城一處重要的公共活動空間，市內的佛教活動頻繁也必不可少。西市遺址新近發現的銅造像、善業泥佛像、石刻經幢等佛教遺物就是西市佛教活動的實證。
西市遺址新近發現的這幾件佛教遺物出土於西市不同地點。其中，銅造像出土於西大街中段以東，善業泥佛像出土於北大街南側水，這二處地點均為西市西北部，距離放生池非常接近，所發現的銅造像、善業泥位置為西市西北區域店鋪之內，但此區域市民的理佛活動除了自身原因，間或也與西市西北放生池一系列的理佛活動有關也不可知。另外，石刻經幢出的出土地點，考古實測位於西市西南角。西市西南角未見有寺院的記載，但西市西南鄰近的崇化坊卻有襖寺一處。據西安發現的天寶三載（744年）《唐故米國大首領米公（薩寶）墓誌》所載，與《西溪叢話》捲上的記錄相對照，可知西市西南鄰崇化坊有襖寺一處。西市經幢發現地點應該存在一處較有規模的敬佛場所，但這與西南緊鄰崇化坊的襖寺有無關聯亦不可知。
如上所述，西市周圍還有波斯胡寺、襖寺等中亞、西亞外族的宗教活動場所。西市附近各坊，自唐初武德四年（621年）即興建了中亞、西亞一帶人民信奉的拜火教的廟宇——胡襖祠或波斯胡寺，此後陸續增建，到開元十年（722年）韋述所撰的《兩京新記》卷三中，即著錄了四所之多（佈政坊有胡襖祠，義寧坊有襖祠，醴泉坊有波斯胡寺和襖祠），由此可知，西市及其附近集居了為數不少的中亞、西亞人，他們有的是跋涉興販的“商胡”、“胡客”。也有的早已定居這裡，成為內地的居民。這些定居或興販內地的中亞、西亞人民，在佛教盛行的長安城，在西市周邊與內部進行的宗教活動也不可避免。
（五） 考古學視野下西市的繁榮與變遷
西市又有“金市”之稱，貞觀以來，即為聚錢之所。龍朔以後，西市的繁榮更遠遠超過了東市，至唐後期則達到了極盛，這一點在西市的考古發掘中也得到了證實。據西市發掘出的道路（街道）、房址遺蹟來看，在早期的路面和房基之上，還疊壓有中期、晚期的路面和房基各一層。在早期的路面上出土物多為盛唐遺物，另出有“乾元重寶”銅錢，可見早期路面一直使用到安史之亂以後的肅宗之時，這樣看來，中、晚期兩層的形成，均應在肅宗之後。在晚期路面兩側的水溝，不僅加寬而且隨之增築了磚壁和磚底，晚期的水溝並與街巷中的磚砌暗水渠道相連。可見，唐晚期西市對排水系統（隨之可能同時對區劃和佈局）作了比較完備周密而又全面的改進，以適應當時之需，這也無疑表明了唐後期西市工商業的繁榮發展。
唐長安城西市和東市，從形制上來說，均屬於中國古典市制中封閉式的集中市制，也就是將若干個同類的商品聚集起來，以“肆”為單位組成，設有專門的管理機構，並集中在一個四面都築有圍牆的場所內，開設市門，形成一個完整的較為封閉的商業區。唐長安城中東市和西市就是以“肆”（如：帛肆、酒肆、衣肆、凶肆等）或相當於“肆”的“行”、“店”（如：鐵行、肉行、絹行、藥行、油靛店、法燭店等）為單位組成的，市同樣設有專門的管理機構——市局和平準局。
其實，這種封閉式的市制是與發展中的城市經濟活動是完全相悖的。在新王朝創立之初，當戰亂剛剛平息，社會生產尚未恢復，城市經濟還不是很活躍的時候，將商業活動限制在固定的市坊區域，按時啟閉，是完全可行的。但隨著城市經濟的繁榮和發展，靠封閉的坊牆來限制商品交換的地點，已與社會現實相違。特別是象唐長安這樣一個封建社會鼎盛時期的“國際大都會”，隨著國力的發展與中外交流的增強，社會經濟異常活躍，城市貿易特別頻繁，由官府設市，將千百個肆行店鋪、堆積如山的貨物限制在一個固定區域，定時進行交易的舊市制則嚴重阻礙了商品流通。舊的市制已成為城市生活和經濟發展的障礙，貨物買賣突破坊牆的固定限制，自由交易，已是形勢必然。也就是說，當一項制度由最初的完備而走向極盛，很可能也隨之孕育著其走向解體邊緣。
唐代中期，擴大市場已成為當時的普遍要求，無論是長安城還是一般城市，都出現了突破舊市制的趨向。例如開元二十九年（741年）禁九品以上置客舍邸店的《詔》中就指出一些官員在長安東、西市的“近場處”廣造店鋪出租。唐玄宗下《詔》只批評了他們，並未撤除，可見迫於形勢必然。在地方城市附近的水陸交通要口，也逐漸出現了橋市、魚市。
晚唐時，擴大市場的要求則更加緊迫，破壞舊市制的事情是迭出不窮。這主要表現為京城與一些地方城市除了已有的市場之外，一些裡坊內也相應開設了店鋪，市場的交易呈現出自由化。再有就是夜市的出現。
衝破舊的市制所出現的商業活動，這不僅方便了城市居民生活的需要，同時也適應了日益繁榮的城市經濟，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於是在京城長安的宣陽坊內就有了彩纈鋪。豐邑坊有租賃喪葬器物的店鋪。長興坊的畢羅店是經營西域風味的食品店。輔興坊的胡麻餅和頒政坊的餛飩都是著名的食品。永昌坊的茶肆不僅專門經營茶葉而且還設有茶座。東市西北的崇仁坊，已“一街輻輳，遂傾兩市”，西市東北的延壽坊，也被“推為繁華之最”。另據《唐兩京城坊考》和《酉陽雜俎》記載，除兩市之外，通化門至開遠門、春明門至金光門兩條大道附近的裡坊內，也是商業主要分佈地。這表明京城長安的市場趨於自由。地方城市中，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便廢除了州縣的市印，地方城市的市場也趨於自由。近幾年唐代揚州城的考古工作也表明，晚唐時，已可以臨街開店。
唐代，是中國古典封閉式的集中市制發展到極盛並開始轉向變革的重要時期。這種變革，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要，也是歷史的必然。唐末五代，臨街蓋店已成了合法行為。宋代，隨著商品經濟的飛躍發展，商會組織、行業街市相繼確立，在居民坊巷內設定生活日用必需品的店鋪以及瓦子酒肆茶樓的布遍全城。“全城皆市”的新型市制登上了歷史舞臺。
後記：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安家瑤先生、趙超先生、龔國強先生、先生的指導與幫助，在此一併致謝！文中線圖為李振遠繪製，照片為何歲利、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