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尚往來，中國人的交際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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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情感的慰藉，懼怕孤獨和孤立。為了滿足情感交流，人需要交際，也建構了關係。中國人向來重視“關係”，這種關係包括著血緣、地緣、情緣等基本倫理關係，也包括契約關係、政治關係等。如何更好地處理這些關係，成為古往今來的人們非常關注的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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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本位，禮樂生活：中國人的生活樣態

不同文化孕育了不同的生活樣態。中國文化是禮樂文化形態，所以中國人的生活樣態也就具有了鮮明的禮樂特色。這種禮樂生活，不僅體現在家庭與社會生活之中，也滲透在政治生活之中。中國人的禮樂生活，說到底是一種倫理生活。

梁漱溟先生在比較中西方社會以後，得出結論：“西洋始既以團體生活過重，隱沒倫理情誼；繼又以反團體而抬高個人，形成個人本位的社會；於是他們的人生，無論在法制上、禮俗上，處處形見其自己本位主義，一切從權利觀念出發。倫理關係發達的中國社會反是。人類在情感中皆以對方為主，故倫理關係彼此互以對方為重；一個人似不為自己而存在，乃彷彿互為他人而存在者。這種社會，可稱倫理本位的社會。”倫理是什麼？在梁先生的觀念中，“吾人親切相關之情，發乎天倫骨肉，以至於一切相與之人，隨其相與之深淺久暫，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義。父義當慈，子義當孝，兄之義友，弟之義恭。夫婦、朋友，乃至一切相與之人，莫不自然互有應盡之義。倫理關係，即是情誼關係，亦即是其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係”。

在中國，每個人生來就處於一種人倫關係之中。中國古代的倫理關係，主要包括父子、夫婦、兄弟、君臣和朋友五種，是謂五倫。現代哲學家賀麟先生總結說：“五倫的觀念是幾千年來支配了我們中國人的道德生活的最有力量的傳統觀念之一。它是我們禮教的核心，它是維繫中華民族的群體的綱紀。”倫有輩分、類分、條理、次序之義。倫理就是指這些主要人際關係之間應有的、合理的準則。儒家主張，人們處於五倫之中，有不同的倫理角色，負有不同的責任和義務，比如“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君臣有義、朋友有信”，等等。當然，除了這些基本的倫理關係之外，還會涉及到更多，比如《白虎通》提到的“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其實再加以拓展，就是涉及宗族親戚、鄰里鄉黨、師友同學、長官下屬、商業夥伴等等。這些關係如何處理？儒家主張，要用禮（禮儀、禮俗）來協調這些倫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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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尚往來，自卑尊人：中國人的交往準則

《禮記·曲禮上》記載：“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因為，人際交往是相互的、對等的，所以從禮的視角來看，禮尚往來才是合乎禮的要求的，同時從現實效果的角度而言，禮尚往來也是可以產生巨大的情感回報的。這種“禮尚往來”的原則主要是在身份相同或相近的主賓之間實行。

古代五禮（吉、兇、軍、賓、嘉）之中的賓禮，主要是就貴族之間的交往而言的，包括朝、聘、盟、會、同、遇、覲、問、視、誓、錫命等。這些天子、諸侯、卿大夫之間的禮儀非常繁瑣，且具有政治意義，屬外交活動，如果失禮往往損失自身乃至本國形象。所以古代貴族非常重視這些禮儀的學習和訓練。春秋時期，魯國有個執政大夫孟僖子，曾隨同魯昭公出訪楚國，因不能以禮處理外交事務受到人們譏笑，孟僖子深以為恥，遂發奮學習周禮，臨終時還念念不忘囑咐兩個兒子跟隨孔子習禮。

民間日常生活中也格外重視賓客之禮。《儀禮》有《士相見禮》一篇專門講述入仕計程車初次去見職位相近計程車的禮節及貴族之間交往的雜儀。這些士人的相見禮儀，對民間交往禮儀有較大影響。在傳統社會，由於溝通不便，拜訪無法提前預約，一般都是登門拜訪。根據周禮，客人第一次登門拜訪時需要帶特定禮物，稱為“贄”。一般士人之間互相拜訪以雉（野雞）為贄；若是下大夫之間拜會要執雁為贄。後世則演化出各種形式的見面禮。主人應在再三推辭之後笑納見面禮。客人走後，主人一定要將那份禮物送回去作為回訪，否則就會失禮。這是主賓第一次見面的禮儀規定。儘管這種程式化計程車相見禮未必能在後世完全通行，但其中所體現的互相謙讓、互相尊重的精神卻在後來的賓客之禮中得到傳承。筆者所在的山東，號稱“孔孟之鄉，好客山東”，這是凡到過山東的朋友都熟知的。山東人的待客之道，其實在儀式的背後蘊含著主人對客人的熱情、尊重和禮敬，絕非表面看起來的那種“強迫”。

在比較熟悉的親友之間，賓客禮儀要簡單得多，但其中有一些還是必須注意的。如《弟子規》所說“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人問誰，對以名，吾與我，不分明”，直到今天，雖然居住形式、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其中體現的交往規則還是有啟發意義的。

除了賓客之禮，宴飲之禮也非常重要。很多人都非常熟悉《詩經·小雅·鹿鳴》這首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當我們吟詠此詩，一幅主賓和樂的圖景便浮現眼前：廳堂之上音樂盈耳，在悠揚的樂聲中，賓客與主人觥籌交錯，把酒言歡。宴飲，在中國自古以來就是溝通情感的重要途徑。

在《儀禮》之中，涉及宴飲的有《鄉飲酒禮》《燕禮》《公食大夫禮》等篇。隨著時代變遷，這些宴飲禮日益化為民俗。然而，不管是王室、貴族間的宴飲，還是民間、百姓的聚會，都不僅是為滿足口腹之慾，還有更深層的目的，即透過一起宴飲這一社交方式以溝通和聯絡感情，增進友誼，推進倫理關係，提升道德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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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雁傳書：藏在尺牘中的人情與禮俗

在古代，由於交通不便，人際交往會受到很大侷限。“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如果不能見面，又如何進行情感的交流，建構維繫關係呢？古人創造了一種別樣的社交方式——寫信。書信對古人表達親情、友情和愛情而言，簡直不可或缺。“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洛陽城裡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雲中誰寄錦書來”，這些動人的詩句，無不是對書信的期盼。甚至在古代有專門代寫書信的職業，就是為滿足那些山野村夫書信交際的需求。

至遲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就出現了書信這一交流方式。“郢書燕說”的著名典故，就足以證明。而在考古發現的大量的秦漢簡牘之中，儲存了那個時期的諸多書信的原本，十分珍貴。後來，書信不僅具有交流資訊、溝通情感的實用功能，而且逐漸形成為一種文體，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楊惲的《報孫會宗書》等都收入歷代的文選，作為範文廣為流傳。書信，在古代又被稱為書、信、函、札、箋、簡、尺牘、尺素等，另外還產生了不少別稱和雅稱，如魚雁、鴻雁、朵雲、鸞箋等，這都是書信文化發達的產物。

隨著魏晉時代書法的成熟，書信也成為後世的一種藝術形式、審美物件。書法史上很多著名的“帖”就出於文人之間的書信往來。比如東晉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喪亂帖》《腹痛帖》，王獻之的《中秋帖》《送梨帖》，北宋蘇東坡的《春中帖》等皆稱書法神品。而清代、民國時期留存下來的尺牘、書信，其數量之巨，也成為重要的史料，為今人所珍視。著名如魯迅的《兩地書》，俞平伯與葉聖陶的《暮年上娛》，谷林的《書簡三疊》等都蘊藉深遠，趣味盎然，值得品讀。

作為一種交往方式，書信當然也要注重禮儀。書信禮儀最重要的原則就是《禮記·曲禮上》所強調的“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這一原則具有普遍性，只有自我謙卑謙讓謙遜，才能抬高對方以示尊重。這不僅體現在交往的禮容上，也體現在語言的使用上。作為書面語言的書信，當然對此要求就更為突出。古人非常講究，這一點只需要讀一讀古人尺牘或近人書信集就會有深切的體會。

傳統的書信，一般包括六大部分：稱謂語、提稱語、思慕語、正文、祝願語和署名。就寫信物件而言，大體有長輩、平輩和晚輩的不同，也有親疏遠近的差異，因此，體現在提稱語方面就要使用不同的說法，比如對長輩，可以使用尊鑑、賜鑑；對於老師，可以用函丈、道席；對於平輩則可以使用足下、閣下、臺鑒等。關於稱謂語，古今差別很大。現代人曾經流行用“某某同志”，現在則更多使用“某某先生”“某某女士”等，但在古今兩種傳統之間，就會出現一些誤會。

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許廣平對魯迅給她回信稱其“廣平兄”而誠惶誠恐了。前些年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有年輕人給錢鍾書等前輩寫信，他們的回信照例寫“某某兄”，結果那年輕人自豪地炫耀：錢鍾書與我稱兄道弟了。其實，老師稱學生為“弟”即弟子的意思，並不是兄弟的用法。老師若稱學生為“兄”，那表示師生關係還不夠親密，而陌生的長輩稱某人為兄，那純粹是客氣而已。類似的誤會，需要我們多閱讀古人、近人的書信，或者翻翻《秋水軒尺牘》之類的實用性書籍，自然就熟能生巧，駕輕就熟，不易犯錯了。如果這些顯得過於老套，要求過高，那麼，最起碼的禮儀要求就是，不能忘記稱謂語和署名，即書信是給誰的要寫清楚，如某某老師、某某先生，最後還要記得落款，否則便極為失禮。

隨著電話的出現，書信的使用便降低了；筆者上世紀90年代後期讀大學時，書信還是與友人交往交流的重要方式，隨著手機尤其是簡訊、微信、影片聊天功能的出現和普及，除了公務函件之外，書信幾乎退出了日常生活。但是，書信化身為簡訊和微信，其實依然存在交往禮儀問題，而如今相當多的人在微信往來的過程中，出現嚴重的失禮行為。這就需要我們重溫古風，並轉化到我們的生活實踐中來。

其實，不論是書信往還，還是賓主交際，都需要禮來維繫。眾所周知，“禮”的基本精神，那就是“敬”，因此人際交往的基本原則就是表達敬意的方式：“自卑而尊人”，如此則“有禮走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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