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歷史意識

對於二十世紀初發生在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基本成主流的解釋是：由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胡適、蔡元培、錢玄同等一些受過西方教育（當時稱為新式教育）的人發起的一次“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學革命運動；新文化運動從內容到形式的深刻變化，是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的重要標誌之一。

關於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內容的闡述，可以體現在四處“新”之所在，即：一、提倡民主，反對專制。二、提倡科學，反對迷信。三、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四、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這種歷史認知影響甚巨，是建立在“傳統和現代”、“愚昧和啟蒙”、“舊和新”、“保守和革命”、“中國和西方”、“專制和民主”、“迷信和科學”、“落後和進步”等對立認知模式的基礎上做出的歷史判斷。很明顯這是一種採取對立視角來看待中國歷史的觀念方法；它很便捷地描摹出新文化運動的宏觀歷史影像，當然也由此“化約”了許多細緻入微的生動色素，某種程度上使歷史影像失真或變形，遮蔽了不同側影的豐富性及其相互間的複雜性，帶著預設的偏見而失去對歷史整體性的把握。新文化運動研究、五四運動研究，乃至中國近現代文學藝術史研究，大體上就是按照這種認知模式而展開的。

然而，當事人在參與歷史活動時未必認同這種認知模式，至少不會同意由這種認知模式做出的對他們的評判。細讀當事人的論著，就會發現此種認知模式的問題。這裡主要談談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是當事人繼承歷史、參與歷史和創造歷史的認識能力及其觀察方法。陳獨秀總體上是“從中國認識歷史”與“從歷史認識中國”，而不是採取上述二元對立視角來看待自己發起的新文化運動。

陳獨秀“從中國認識歷史”，遵循現實需求原則，也就是說，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的評價和汲取必須跟中國發展的現實需求緊密結合，事實上也是可能的。在《做作舊詩》一文裡，陳獨秀反對作舊詩，因為舊詩不能自由表達思想；但是，反對不等於禁止，禁止別人作詩是無效的。而且，就實際上說來，做舊詩實在是能不能的問題，並不是該不該的問題。他的意思是，只要有足夠的水平，也是能夠用舊詩自由表達思想的；就像希臘文或拉丁文等歐洲“死”文字，有才力的詩人如波德萊爾也是能夠運用來做自己的詩。新文化運動以白話文運動為始，諸賢希望經此為開通風氣發揮更大的啟蒙職能，這是中國近代以來的延續性任務。

在1914年的《論戲曲》裡，陳獨秀弘揚中國戲曲對改造國民精神的重要功能，說戲館子是眾人的大學堂，戲子是眾人的大老師，即著眼於開通風氣和啟迪民智方面具有強大的傳播效能。雖然後來在歐風美雨的沖刷下，文明新戲與舊戲曲二元對峙，彷彿不可相容，且舊戲曲在激進的“新和舊”認知真實模式裡被視作腐朽物，實際上陳獨秀仍然沒有全盤否定舊戲曲，而是打破“新和舊”對立的認知模式，儘量對之“改弦更張”，提出五個建設性改造方案。這些改造方案突出了啟蒙工具職能，恰恰與引入的文明新戲在批判社會的啟蒙功能是一致的。由此可見，無論新戲劇或舊戲曲，在陳獨秀看來，都得服從於中國發展的歷史任務。舊戲曲固然要改造，文明新戲也必須改造，不可能完全移植。這就突破了”中國和西方”幾乎等同於“落後和先進”的對立視界。

陳獨秀“從歷史認識中國”，則意味著在理解歷史之際，實已替歷史進行了新的詮釋，因為人的歷史意識總是在自身的現實存在境遇中產生；陳獨秀以此對待現實中國及其國民精神，就把傳統中國和現實中國聯絡起來考察了，不作截然分裂的評判，事實上是跳出了“傳統和現代”對峙觀念。曹聚仁說中國社會建築在東亞大陸，畢竟要受舊文化的影響，一切思想決不能離了歷史獨自存在。陳獨秀在《國學》一文裡表示完全贊同，對歷史材料進行研究不但不反對，而且認為必要。在1928年的手稿裡，陳獨秀提醒文學界，認為不但古典文的時代過去了，而且洋八股的白話文時代也快過去了，文學的新時代應該是用大眾實際語言描寫大眾實際生活的大眾文學時代。這自然也跳出了“文言和白話”的對立詮釋樊籬。陳獨秀早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就並沒有把“文言和白話”視作寇仇式兩套文化系統。

1917年，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三號裡“三答錢玄同”，特意強調文學創作應採取“文言一致”的方針，多多夾雜通行的文雅字眼，以期與純然白話不同；具體來說，俗話中常用的文話（如豈有此理，無可奈何，萬事皆空之類）更是應當儘量採用；此意在於希望文學創作達到“文求近於語，語求近於文，然後達到”文言一致”的地步。陳獨秀所說的“文言一致”指的就是“文言”和“白話”在文學創作裡實現互補通融。那麼，既然“文言”和“白話”的對峙關係是後人虛構出來，那麼所謂“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的通行說法，也成了關於新文化運動詮釋學的二元論神話。陳獨秀《新教育之精神》說其“所謂新，非絕對除去一切經史詩書考據……之謂，更在知其所新之之道。譬如研究經史，而能知其新之之法則，則昔日讀聖經，考訓詁，講道學，仍然是新。若不然，哪怕日日讀ABCD，習數學，習理化，還不能算得新，甚至比較舊，還要差些呢！”可見，在對待具體歷史事件時，採取”舊和新“的認知模式，很容易粗糙化、粗獷化和粗暴化，很容易站在具體歷史語境之外，只作遙遠的觀望和神遊的臆想。

一場運動自從發生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蘊蓄了變數，這種變數是發起人無法掌控的。陳獨秀在《告新文化運動的諸同志》、《新文化運動是什麼》、《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等文章裡，對新文化運動遊離出起初宗旨的發展勢態表達了深度焦慮和苦心勸導。他指出大量新報湧現，掛的是“新思潮”、“新文化運動”的招牌，卻是懷揣投機射利的動機，做著黑良心之事。另有一些是在獨立辦一個人雲亦云的新刊新報，沒有真正的創新性，不講究學理，只是釋出非科學的籠統論調，極易生出向後反動的流弊。

陳獨秀看到，主張新文化運動的一些人，既不注意美術、音樂，又要反對宗教，追求抽象的絕對價值。他覺得這是把人類生活弄成機械狀況，不懂生活趣味。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而反對迷信，不是要把宗教絕對剔除。宗教是舊文化中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需求，因為能夠利導人們在情感上追求濃厚、摯真和高尚，如同美術、音樂可以開闊人們的審美趣味，與迷信是兩碼事。陳獨秀提倡科學，主要在於發揚科學精神，而科學精神重在懷疑、研究、分析、歸納、實證這幾層工夫。所以，不獨在自然科學領域要講究科學精神，即使在人文社會學科各領域都要講究科學精神，運用科學精神去創造新成果。

他由此反對迷信，不僅反對傳統文化裡的迷信內容，也反對現在的各種偶像迷信；他也讚賞孔子反迷信的言行，表彰傳統文化裡的科學精神。陳獨秀要破除虛偽的偶像（包括專制國家機器），實現宇宙間實在的真理和心坎兒裡徹底的信仰永遠合一的境界。可惜後人在詮釋時，以“科學和迷信”的框架套住新文化運動的口號，在自然科學的範圍裡打轉，以為“賽先生”和“德先生”分涉物質和精神兩個領域。而實際上新文化運動諸賢，在高揚民主和科學時，通匯了物質和精神兩個領域。身處歷史，創造歷史，重估一切傳統價值，卻非摧毀一切傳統價值，這才是陳獨秀諸賢張揚“賽先生”和“德先生”的初衷。只是人們在狂熱逐新趨勢之中各執極端，使新文化運動漸漸陷入了“舊和新”、“保守和革命”的視界迷途。

創造文化本是民族重大的責任、艱難的事業，必須有不斷的努力，決不是短時間可以得著效果的事情。陳獨秀反對拿文化運動當作改良政治及社會的直接工具，《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明確表達，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本來是兩件事，有許多人當作是一件事，這真是遺憾之至。在陳獨秀看來，文化運動的內容是文學、美術、音樂、哲學和科學這類事情，社會運動是婦女問題、勞動問題、人口問題這類事情。兩種運動可以有交集，可以互相借用或表現，但畢竟是兩種不同的運動。這與後人評價新文化運動的主流看法不同，主流觀點認為，新文化運動從內容到形式的深刻變化，是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的重要標誌之一。不知陳獨秀作何感想。這可能是陳獨秀歷史意識的侷限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