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理想中的明朝，是什麼樣的？看他講的這個寓言就知道了

明太祖朱元璋是著名的開國之君。在他領導下，中國成功地結束了元末以來的戰亂紛爭，重新復歸於統一的中央政府之下。在天下從大亂轉變為大治之際，明太祖用一則著名的寓言概括了他對新社會的構想。想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嗎？

一、太祖的身世與他的歷史眼光

我們都知道，明朝的開國重勳同大漢朝一樣，有許多從社會底層上來的貧寒人士。而明太祖朱元璋也曾屬於“貧民階級”的其中一員。太祖從小出生於農民家庭，幼年時代曾因貧窮而為地主放牛。在戰亂紛飛的時節裡，他由於種種因素選擇了皈依佛門。在1344年春天，剛剛進入皇覺寺的他正決心做一名安貧樂道的僧人。

25歲那年（1352年），太祖放棄了默默無聞的生活，轉而參加郭子興領導的武裝力量。他們先後在戰鬥中擊敗了煊赫一時的陳友諒、張士誠等地方軍閥，最終以一己之力趕走了蒙古人，統一了幾乎全部南北方。

頭戴紅巾的朱元璋及其岳父郭子興

從一介小民，躍升為九五至尊。太祖自己可能都沒有想到，幸福竟然來的如此突然。而有明一朝，恰恰是受稱道於其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及政治建制的完善。由此我們不禁要問：一位受教育程度極低，僅僅靠著“馬背得天下”的一介小民，究竟何德何能？他又是如何為中國的歷史添上如此濃墨重彩的一筆的？

在中國歷史上為數眾多的開國之君中，朱元璋無疑是一位個性色彩濃厚、形象極為複雜的政治人物。對於他的評價，也往往是從褒到貶無所不有。《明史》曾有評議，認為他是“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兼而有之”。明史專家吳晗稱：其從始至終執行了“以猛治國”的嚴酷方略。不過，似乎“寬猛相濟”才是中國人最為嚮往的中庸之道。那為何明太祖要借“胡惟庸案”和“藍玉案”打破“中庸”，而硬要在“猛”的道路上“不再回頭”了呢？

1352年起義軍攻克濠州：郭、朱二人分手

二、明太祖治國之道的“合理”與“非理”

我們知道，每一位歷史人物都是活生生的整體。明太祖的治國之策看似有其非理性的一面，實則又蘊含有相當程度的理性光芒。

太祖在建政期間，還是做了相當多的“恢復生產、愛惜民力”的事情。比如，他曾下令命離散在全國的農民歸田，並且用減免賦稅和大力嘉獎的方式，鼓勵農民播種墾荒。另一方面，他還極為關注水利設施的興修和續建。僅僅在開國的前五年內，便成功恢復了全國200多條廢棄日久的水道。

不僅如此，太祖似乎更是一位懂得經營的“農村實幹家”。他制定的解放奴婢、減免賦稅，和由政府出面出租種子和協調犁具、犁畜的做法極大地刺激了全國經濟的恢復。在此基礎上，他命人推廣種植桑、麻和棉花等經濟作物的栽培。到了明朝中期，江南一帶已經靠著不斷擴大的“小市場”，形成了一批依賴出售製成品獲利的工商階層。

明代中國農人

太祖善政的種種功績，均被後人稱之為“洪武之治”加以紀念。然而，在使舉國上下的百姓忙於恢復穩定生活的同時，太祖卻並沒有給他們享受安寧的機會。在太祖親自審定的《大明律》中，他同時用“十惡”、“五刑”和“八議”威嚇或嚴懲臣民。

他還加強了民間的保甲制度，使得人人“交相監督”，無有一人不受制衡。剛剛輔助其執掌國器的親黨，轉眼間也變成了人人自危的“惡黨”。就連宰相、將軍等厚祿之人也難逃卸磨殺驢的悲劇。

中國古代兩大法典之一：《大明律》

三、一切為了家國社稷：《蜂蟻論》中透漏的政治理想

太祖曾提出過一則著名的《蜂蟻論》。其中最為重要的有這麼兩句：“

蜂有巢、有戶、有守土者，有宮、有殿、有尊王室之綱甚嚴者。出入有驗……又蟻者穴居，有治宮室門戶，其形命雖微，能知寒而閉穴，識陽回而闢戶，巡防守界，採食盤旋，列陣於長堤之下，出奇於草木之上，眾蟻有繩，如兵之聽將命也。

”這段談話雖然只有寥寥數語，但其中卻處處透漏著朱元璋的政治理想。

可能是朱元璋在年少牧牛時，曾仔細地觀察過蟻群和蜂群的活動。他認為這些甚為渺小的動物，是有著如此複雜的章法。他們的社會組織形式是那麼精密，甚至於可以做到各司其職而不相掣肘。雖“築巢、守土、護衛”者甚繁，然卻能各行其是。

明太祖朱元璋畫像

在螞蟻和蜜蜂的世界裡，是用自身的“機能、體型與潛力”劃分自己的社會功能的。這樣的環境中無論是少了哪個部分，整體都會面臨無法生存的窘迫。而人類則屬於更為分散的共同體，每個人有自己的家庭，每個人都有獨立的慾望和想法。面對困難，人會考慮的是為什麼會發生這個問題？誰來解決這個問題？甚至偷偷逃避問題。而螞蟻和蜜蜂們則會“機械性”地應激，去主動、直接地考慮共同解決問題的方法。

明太祖一直致力於建立一個烏托邦一樣的社會，他想將大明的百姓變成高效且忠誠的螞蟻和蜜蜂。我們可以譴責他創設了殘忍的密探和監督政治，也可以怪罪他十分敏感地推行“文字獄”政策。我們或許可以這麼理解：所有的這些“過分苛刻”，大概都來自明太祖對蜂蟻型社會的追求吧。

朱元璋設宴款待群臣

上述的歷史事實向我們展現出了一個特殊的明太祖。他的種種作為，乍看起來確實像是由兩位相互獨立的分裂體組成：一位顯得相當溫情，而另一位又顯得過於嚴酷。毫不避諱的說，在海外有一部分研究漢學和明史的學者，有一小部分甚至懷疑太祖是一位“心理扭曲的病人”。但熟悉中國文化的我們卻不能用這種單調的觀念看問題。

雖說在明太祖統治之下的社會，看似是有些“過於靜止和嚴肅”。但正是因為遵行規矩，才能使國家執行有序；國家一旦執行有序，才可推動社會進步。而總歸一些人進步的慢，又有一些人因佔有優勢而獲利頗豐。由此規律導致，社會常常會形成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團”。為了控制這些集團而使用“嚴刑重典”、提倡“上下有序”便成了君主必須懂得的手段。

大明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北伐”成功的王朝

文史君說：

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家。一個依靠水利灌溉的農業國，往往必須要集中所有人的力量去興建水利工程。由此，中華民族自古便形成了“齊心協力辦大事”和團結統一的優良傳統。朱元璋發於畎畝，由此才深知發展農業和發展經濟的重要作用。在亂世中，使社會恢復正常的方法就是秩序。而在和平期間維持統治所需要的仍然是秩序。

因此，他才會在“愛民”的同時加大了社會治理的力度。再加上太祖對於社會秩序和集體精神的追求又是那麼的偏執，於是他才會採取這種過於猛烈的社會改造手法。然而，人類社會終究不能與簡單的動物世界同列，在明太祖的推演中看似完美的有序社會，實際執行起來卻一點都不完美，只留下了恐怖的愈發集中的皇權。

參考文獻：

［法］馬驪著，莫旭強譯：《朱元璋的政權及統治哲學：專制與合法性》，吉林出版集團2018年8月出版

常成：《吳晗先生對朱元璋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研究及其影響》，西昌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瓷國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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