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讀點《道德經》：以正治國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

無事治國

以道德治國，是治國的最高境界，幾千年文明史，除了傳說中的堯舜禹，似乎沒有做得到。他們迫不得已取天下，天下萬民歸心，他們既是聖人也是明君。其他人，既不是聖人，也做不到以道德治國，只能退而求其次，“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用堂堂正正的手段來治國理政，用奇謀妙計指揮作戰，以無為之治來贏取天下的人心。

“以正治國”，也不容易，容易走向暴政，律法嚴苛，這也不許做，那也不能做，做這也犯法，做那也犯法，人人都得削尖了腦袋鑽法律空子提高生活水平，不然就得挨窮，不僅窮，而且十分痛苦。“以奇用兵”，也有個度，要是沒有個度，強軍強兵，天天鑽研陰謀詭計，天天想著打仗，有事沒事就亮個拳頭，人民也是擔驚受怕，如驚弓之鳥，人心惶惶。

“以無事取天下”，那就更難，一國的人心都取不了，還怎麼讓天下人民歸心？

但

老子

說，非得這樣不可，“吾何以知其然哉？”，我憑什麼知道這個道理呢？他下面開始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國家忌諱越是多，老百姓就越是貧困。像古代的“玄”和“元”自，在唐朝之前，那還“玄”是“玄”，“元”是“元”，但從唐朝開始，就開始通用了，“玄”就是“元”，就因為唐玄宗的“玄”字，在說話寫文章都不能說，是一個忌諱。這樣一來，說話寫文章，一個不小心，就會犯法，這樣的忌諱推而廣之，話也不能說，寫文章作詩詞，都得小心翼翼。還有，某些國家雖然沒有明令禁止不能談國事時事，但這是忌諱，大家都不談，有什麼看法，得憋在心裡，憋久了，人就得出問題。如此種種，忌諱越多，底下的人很痛苦，不僅痛苦，而且一做事怕犯了忌諱，小則吃牢飯，大則掉腦袋，不敢做事，這就窮得很。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民手裡頭精良的工具多了，國家就容易出問題。物質文明越是發展，吃飽沒事幹的人就越多，精神越發的貧瘠，國家的禮儀道德自然是越發談不上。禮儀道德成了口頭禪，成了攻擊別人的利器，道德崩壞，一個個人看著聰明，但都是賊頭賊腦的聰明，整個國家就顯得沒有文化支撐，整個社會瀰漫這一股浮躁、焦慮的邪氣，長此以往，必定不得好。這就是“民多利器，國家滋昏”的道理。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人民心裡頭伎倆奸巧多了，犯事兒的人就多起來。各個都以為自己聰明，玩伎倆，耍奸猾，各種邪門的事情就多了。每個人都是“各顯神通”，各種各樣的手段，層出不窮，以此來滿足個人的私慾。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法令越發嚴酷，盜賊就越多。法網密密麻麻，要想滿足自己的私慾，就得鑽法律的空子，走邪門歪路，而統治者為了堵住這些邪門歪路，又多加幾條法令，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上下在不斷的對抗。這就要不得了，律法的最高境界，就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不犯事兒的時候，法律就像不存在，但一犯事兒，就能深切感受律法的威嚴，神聖不可侵犯。

老子

就是根據這四條經驗，得出“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的道理。

聖人之道衰落

聖明君主治國，以無為之道，其原因總結起來就是：“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我無為，上行下效，人民效仿，自然就得到教化；我好清靜，人民自然走正道；我不去以法令擾民，人民自然就富有；我沒有私慾，人民自然就淳樸。

聖主明君之所以能無為而治，是基於道德的感化作用，不必去可以的管理，人民自然就被感化，內心淳樸，走正道，自然沒有是非，沒有是非，犯罪便不會有，人民自然安居樂業，生活富足，精神充盈。

但隨著物質文明的發展，聖人這一套，似乎不管用，聖人之道衰落。見到別人好，自己也想好，就想方設法去追逐，甚至於不擇手段，花招用盡，甚而以身試法，因而律法不得不嚴苛。律法嚴苛，犯事兒的人更多。律法都被人玩弄於鼓掌之間，更別提那道德了。道德本為立身之本，但世事如此，道德填不飽肚子，進而不得不放棄道德，以律法為底線，苦心孤詣，苦心鑽研，拼盡全力以謀求生存。

聖人之道衰落，幾千年的文化，如同一個散發著惡臭的垃圾堆，後世的有心人就在這垃圾堆裡挑挑揀揀，企圖發現些好東西好寶貝。一邊自詡有幾千年的文化，一邊嫌棄這垃圾堆臭、骯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