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杜詩學中附著的偏見太多，今人有必要細加揀擇和辨析
清前期與唐詩派並存的還有宋詩派，但其影響力直到乾隆時才逐漸彰顯。清中葉學術界盛行以文字考訂工夫充實宋明理學的風氣，與此相應，詩學界也先後出現了一批有名望的論者，努力調和明代以來的兩種審美標準之爭，提出以學力調和天分、以詩教節制性情的理論主張。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將天分和學力歸結到性情與詩教，並歸因於釋道和儒教的分歧，同時特別強調讀書和學問對詩歌創作的重要作用。
與王漁洋同時代的馮班就旗幟鮮明地標舉儒教，否定佛教禪學，因為
“儒教說話須要徵於文獻，做事須要讀書與釋教不同”
。他批評嚴羽
“以禪喻詩”
，
“但見其漫漶顛倒耳”
，指出明七子
“王、李妄庸處，人都不解，只是被他倒了六經架子。言不本於聖人，妄也。不知禮義，庸也”
，並認為作詩要有學問才力，不能只憑天性：
“餘不能教人作詩，然喜勸人讀書。有一分學識，便有一分文章但得古今十分貫穿，自然才力百倍。相識中多有天性自能詩者，然學問不深，往往使才不盡。”
清前期的學力派還有李重華，他主張結合天分和學力：
“究竟有天分者，非學力斷不成家。”
認為性靈要合乎儒家美刺的宗旨：
“大致陶冶性靈為先，果得性靈和粹，即間有美刺，能敦厚，不謬古人宗旨。”
同時駁斥明人說詩之只談仙釋二氏的觀點：
“以某管見，詩以風雅為宗，二氏原不入局。……且如昌黎專闢二氏，今其詩卓然為一代宗師。”
不但與胡應麟的論點針鋒相對，而且標舉被嚴羽詬病的韓愈，認為詩家
“奧衍一派，開自昌黎，然昌黎全本經學”
。
這就為晚清的桐城派同光體推崇韓愈開了先聲。在這派調和詩論中影響最大的是翁方綱。他是王漁洋的再傳弟子。他的詩學雖出於漁洋，但為了矯正神韻之弊，主張
“加以精密考訂之功，從此充實涵養，適於大道”
。他主張的肌理說，強調文章的義理就是儒家的忠孝禮義，而且把性情和禮教等同起，來強調讀書談理和儒家經義對詩歌的重要性，自然會落到肯定宋詩。
當時真正能從理論上糾正天分派流弊的詩論家是葉燮。他從推究詩歌創作的本源，詩歌的基本特徵、特殊規律，以及沿和革、正與變等關係著眼，以發展的眼光評價了唐宋詩歌各自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提出了理、事、情三個論詩的概念，不再在妙悟、韻、天分、讀書、功力、詩法這幾個陳熟的概念中兜圈子。論及性情時，提出
“作詩有性情，必有面目”
的精闢見解，指出歷代大詩人只有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蘇軾五人詩
“皆全見面目”
。就詩學理論的深度和獨創性而言，遠遠超出了持天分學力調和論的學者們。
清中葉以後直到清末民初，清王朝漸趨沒落，社會矛盾激化。鴉片戰爭後內憂外患日益嚴重，由於西方文化的影響滲透，學術思想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清初漢學興起，黃宗羲、顧炎武等提出“舍經學無理學”之後又有顏元、李塨的顏李學派和戴震。學派雖然不同，但一致批判禪學、心學和宋明理學，矛頭指向封建秩序和禮教中的根本觀念，不同程度上顯現了離經叛道的民主色彩。一些堅守封建道統的文人學者努力挽救封建文化的沒落，從翁方綱到桐城派及同光體一脈相承，主張折衷漢宋，認為宋儒義理要用訓詁考證，但漢學訓詁考證不足以盡得聖人之理。
折衷的目的是自覺地在道喪文弊之時捍衛名教，即程朱理學的義理精微——三綱五常之道。在這樣的社會思潮中，宋詩派又佔據了上風。但他們雖然宗尚宋詩，卻努力調和性情詩教和學問，尤其到同光時期，陳衍提出
“開天、元和、元祐”
，不同意
“今之人喜分唐詩宋詩”
，沈曾植提出
“詩有元祐、元和、元嘉三關”
之說，已將齊梁唐宋詩視為一個前後發展的詩學體系，從理論上跳出了唐宋詩之爭的藩籬。在評論前代詩人時，他們也提出了不少客觀的有價值的見解。但他們論詩以杜韓蘇黃為典範，實際上還是偏好學力派詩人。
這從他們將韓愈與杜甫並提，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就可以看出。早在乾嘉時，翁方綱就提出：
“韓文公‘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其詩亦每於極瑣碎極質實處直接六經之脈。蓋爻象、繇佔、典謨、誓命、筆削記載之法，悉醞入風雅正旨，而具有其遺味。”
桐城派文人方東樹繼承其師姚鼐“熔鑄唐宋”的理念，本於
“興觀群怨”
的詩教，認為
“六經外無文章”
，並在這個意義上把杜甫和韓愈聯絡在一起，認為
“杜韓之真氣脈作用在讀聖賢古人書，義理志氣胸襟源頭本領上”
，尤其推崇韓愈：
“韓公一生只用得此功，故獨步千古。”
由此可見清後期杜甫雖然重新得到推尊，但已經成為
“因文樹道教”
的典範。
杜詩藝術的評價在宋元以後經歷瞭如曲折的過程，不但與詩學中的天分學力之爭糾纏在一起，更隨著不同時代學術思潮的變化而不斷變更其價值判斷。因此儘管歷代杜詩學中有很多真正出於藝術敏感的真知灼見，但附著的偏見太多，今人有必要細加揀擇和辨析，以現代學術思維作出公正的評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