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工匠鄧希平，打破社會偏見，一生風華鍛造顏色釉傳奇

出生於40年代的她，是國家培養的大學生，因此她要用知識報效祖國。走上那一段通往景德鎮的學瓷之路後，她一生都沒有回頭。將畢生所學的的科學知識、技能運用到顏色釉的生產之中，是她一生無悔的決定。

她用科研成果讓那個時代的人看到了讀書是有用的，女性也能在科研的事業上做出影響行業的成就。

採訪 | 小雅

撰文 | 小雅

圖片 | 鄧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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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新世界的門

1965年夏天，鄧希平坐上了從南昌開往景德鎮的長途汽車。車子行駛在全是碎石的泥路上，沒完沒了地顛簸著，周圍的風景開始變得越來越荒涼。炎熱的八月，車裡沒有空調，汗水溼透了她的白襯衫。距離目的地越近，她就越忐忑，感覺自己好像被帶去了一個不知道有多遠的山坳坳裡。

那一年她23歲，從武漢大學化學系畢業，被分配到了輕工部景德鎮陶瓷研究所。從地圖上看景德鎮似乎離武漢也不遠。武大學生處給她規劃的行程是：從漢口坐船去往九江，從九江坐火車去往南昌，最後由南昌坐班車通往景德鎮。

這一趟行程，整整三天。為了省下兩塊錢一天的住宿費，她在九江火車站待了一個晚上，又在南昌汽車站待了一個晚上。當她最後坐上南昌開往景德鎮的長途汽車時，已經極度疲憊。

車上來景德鎮報到的大學生除了她以外，還有一個被分配到景德鎮瓷廠的男孩，聽到他們打聽去景德鎮報到的地址，車上一位工礦醫院的醫生說正好有車來接他，就順便把這兩個學生一併捎走。長途車到站後，果不其然，有一輛車開過來了，但沒想到居然是輛救護車。

鄧希平回憶在景德鎮的第一天：自己灰頭土臉像個泥菩薩，行李也沒到，坐著救護車來到了輕工部陶瓷研究所，負責人事的姑娘把她領到女生宿舍，安排洗澡給她換了一身乾淨衣服就睡下了。

第二天醒來，她在研究所走了一圈。發現這裡環境特別好，有很多的樹木、花草，房屋排列整齊，完全不像山坳裡，她那顆忐忑的心開始逐漸恢復了平靜。這是她第一次離家，也是告別校園後人生的第一站。

在景德鎮的第一年是鄧希平記憶裡最幸福的一年。

那一年有五個大學生被分配到了這裡，那時正值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很多應屆畢業生都要去農村搞社教。但研究所卻讓這五個大學生留在了所裡的實驗工廠進行勞動鍛鍊。所裡安排了工程師給他們補陶瓷工藝課，陶瓷生產的每個工序都安排他們實習一段時間，用一年時間補完整個陶瓷工藝學。

她是這五個人的組長，他們一邊勞動，一邊還負責所裡的文娛宣傳。兩個女學生負責在陶研所的廣播站播報每日新聞，男學生則負責每日的宣傳板報。

鄧希平是學習能力非常強的女孩，她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從喜歡上讀書那天起就在學業上展現了很好的天賦。每一學科都能考好，尤其是物理化學是她的強項。

在武漢大學她學習分析化學專業，這門學科特別強調動腦和動手的能力，在武大的實驗教學中，老師都是讓學生自己來做實驗設計，老師會告訴你設計方案是否能做。但是否做得好，必須透過實驗來檢驗。每一次試驗都會有總結會，實驗完成得最快最好的學生介紹好的經驗，做得最慢的學生則分析自己遇到的問題，透過這樣的方法幫助學生提高思維和動手的能力。

也是基於這樣的實驗訓練，她對新鮮事物上手都很快，雖沒有專業學習過陶瓷，但經過一年的鍛鍊後就對陶瓷工藝有了初步的認知。

從科研人員到顏色釉學徒

1966年，這五個大學生分配到科室工作，組織上安排三個男孩去研究室，做技術員，一個學習美術的女孩被分配到了美研室，但卻把鄧希平放進了顏色釉組，讓她做學徒。

曾經的鄧希平，跟師傅在學習顏色釉

她對這個做法特別不理解，“為什麼別人都能做技術員，我卻要做學徒？”，之後，政治部主任講的一個真實的故事，終於解開了她心中的疑問。

1954年國家急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精密儀器製造技術，但對方提出要用景德鎮顏色釉的技術進行交換，當時景德鎮的情況是：珍貴的高溫色釉都只是家族祖傳技藝，一個家族一種釉，以父子相傳的方式傳遞下去，很多已經瀕臨失傳，景德鎮陶研所吸收了一些珍貴顏色釉技藝的民間傳人，由政府提供工作崗位，大家聚在一起共同來恢復這些工藝。

但老師傅們沒有太多的文化，他們會配釉，卻不知道其中的道理，要完成技術資料的整理是不可能的。因此，國家就把上海矽酸鹽研究所的陶瓷專家和工程師借調到景德鎮，同時配備了一批大學生畢業生和年輕的技術人員，安排一個老師傅帶兩個大學生，總結顏色釉瓷的製造工藝。

師傅們按照祖輩家傳的方法來製作，跟著師傅的大學生把使用的原料記錄下來並拿到上海矽酸鹽研究所做測試，接下來還要記錄怎麼配釉，怎麼施釉，怎麼燒成，用了半年時間最後形成一套完整的技術資料。

這份資料被稱為“中德技術合作資料”，它換回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精密儀器製造技術資料”，為解放初期新中國的工業建設發展作出了貢獻，這是景德鎮傳統顏色釉瓷生產工藝。

歷史以來總結出的第一份科學技術資料，揭示出了許多顏色釉瓷生產中不為人知的秘密，為後人學習顏色釉工藝打開了方便之門。為了使顏色釉技藝能傳承下去，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每年陶研所都要選派幾個優秀的大學生畢業生或青年技術人員進顏色釉組拜師學藝。

鄧希平1966年進入了顏色釉小組，成了最後一批跟著老師傅學習的學徒，她在陶研所師從聶物華、陳鴻高兩位老師。

師傅教她辨別原料，用手去摸、用眼睛看，有時候甚至要用舌頭去嘗，不懂的時候她會去圖書館找資料。

為了測試燒成制度（溫度曲線，壓力曲線，氣氛曲線），她還要突破舊習俗的阻礙到窯裡去安裝測試管（舊社會迷信認為燒窯時女人到窯裡，會造成倒窯）。

景德鎮傳統制瓷有72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會對最後的結果產生影響。因此，她要跟著師傅從山頭找礦開始，跑遍了景德鎮周邊的礦區，記錄下礦料成分，此外，還需要從中藥鋪找各種藥材做原料，如：珍珠，瑪瑙，鍺石……前人為了做出顏色釉瓷不惜用金、銀、珠寶做原料也是有的。

或許就是顏色釉的變化無常，讓她覺得充滿挑戰，對於學術本身的無限追求，讓她忍受了學習過程裡所有的艱辛。

鄧希平被推向了這個小眾的科研領域，她沒想到自己此後的一生，都會鑽在裡面，這個世界無窮無盡，有太多的問題等待她去解答。

釉色是陶瓷的外衣。古人的才智讓白作為起點，黑作為終點，在色彩中呈現自己的精神世界，由於配方中各種原料比例、燒成氣氛、火度及窯位等方面的差異，都會影響色釉呈色，最終五色雜陳其中。

高溫顏色釉以獨立的形式進入陶瓷裝飾，是歷史上最早的一種陶瓷裝飾方法。

它關注工藝本身，關注技術對材質的探索，它用各種天然礦石配製的釉施在胚胎上，進行高溫焙燒，燒成後釉面形成寶石結構呈現不同顏色，也被譽為人造寶石，是景德鎮四大傳統名瓷之一。

由於窯變的不確定性，顏色釉瓷的成品率很低，燒造難度非常大。清代前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鎮瓷業達到了歷史的最高峰，這時的顏色釉也進入了鼎盛時代。但與此同時皇家對顏色釉陶瓷的生產和使用進行了嚴格的規定。

明清兩代官窯生產的顏色釉瓷器，民窯不許生產，如果違犯此規，嚴重者殺頭。《明英宗實錄》卷一六一記載，正統十一年（1446年）時下令：“禁江西饒州府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瓷者，首犯凌遲處死，籍其家貲，丁男充軍邊衛，知而不以告者，連坐。”它以嚴酷的法律，來保證了皇家對顏色釉瓷器的壟斷。

而正因為這種壟斷，它的傳承也經歷了多次毀滅性的斷代。

就像曾經顯赫一時的祭紅釉瓷器在明代中期銷聲匿跡以後，直到清代康熙朝在瓷工們的刻苦鑽研和探索之下，才使失傳百餘年的銅紅釉燒製技術得以恢復創造出郎窯紅釉。

每一種釉色的誕生，都涉及到了幾十種複雜的礦物，裡面含有很多具有變數的微量元素，它是活的，時刻都在發生變化。

“你沒有辦法去控制它，只能去適應它。”鄧希平這樣形容這項特別的技術。如今很多的礦物也都不復存在，要找到替代的方法，必定需要很多經驗的探索。除了研究釉料配方之外，還涉及到了很多絕密的操作手法，這些都是經驗的傳承。

她回憶2013年她將失傳千年的唐代“秘瓷”和失傳600年明代“流霞瓷”的窯變技藝恢復並以創新融合的方式展示在一件作品上試製成功“秘釉流霞盞”，而這一項成功前後歷經了23年，其中的艱苦可想而知。

流霞盞大碗

在試驗走投無路時，她會暫時停下來進行休整，但從自己進入這項研究後，這些試驗無時無刻不環繞在她的腦海，只要靈感一現，立馬就開始試驗，就是這種不懈的堅持，讓她獲得了思想和技術上的突破，登上了顏色釉瓷領域的頂峰。

燒出"鈞紅"釉，被表彰的那一天

如若沒有時代的磨礪，鄧希平也許會在輕工部陶瓷研究所安靜地做著自己的科研專案，然後平淡過完自己的一生。

但新中國成立後，歷經了很多的變革。文革的那段時期，對於知識分子而言無疑是一段灰暗無光的時光，“臭老九”，就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代名詞，把知識分子排在“地、富、反、壞、右”之中。

1968年，研究所被解散了。

鄧希平被下放到景德鎮江村公社。人生最好的時光沒法做科研，這是她心頭的痛。

1972年下放幹部重新調回原來的工作崗位，鄧希平自願去建國瓷廠。之所以做這樣的決定，是因為她深知此時的研究所還需要時間來恢復，但研究一刻也等不了。只有建國瓷廠是國家定點生產傳統顏色釉瓷的瓷廠。

其中名貴色釉瓷還是國家領導人出訪和外國元首訪華贈送的國家禮品瓷，產品銷往世界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經濟效益非常好。

廠裡有足夠的資金支援她的研究，到建國瓷廠後技術科長要求她與兩位顏色釉老師傅一同組建顏色釉試驗組。

他們去領了三張桌子，在一個十平方不到，沒有窗戶的泥房子裡開始搭建新的研究室。試驗裝置一無所有，廠裡說：凡是能買到的去開單子，讓供應科購買。

但很多小型實驗裝置，化驗裝置都買不到需要廠裡金工組，電工組配合進行製作。製作裝置是一個艱難的過程，需要電工、金工、木工……的配合，她每天第一個到廠裡，如果需要電工她就到電工組的辦公室堵著，等著分配工人工作，就這樣半年後簡易的實驗室終於被搭建起來。

但挑戰才剛剛開始，文化大革命中的工廠尊重老師傅，但卻對鄧希平這樣的大學生抱有懷疑態度。做顏色釉試驗需要用試片，也需要拿一些泥坯來試驗。

當時生產車間員工實行計件制，他們不相信鄧希平能做出顏色釉，於是經常找一些破損的坯給她做試驗。她就覺得這樣不行，於是跟成型班組的組長說：“你給我壞坯就算釉燒好了瓷器也一定是壞的，浪費國家財產；如果你給我好坯，燒好了成品是你的產量，燒壞了由技術科給你打條子計算產量，保證你組裡不受損失。”

成型組長被說服了，於是轉身挑挑揀揀，最後從一堆做好的坯裡拿了兩個最小的給她。她想這兩個坯是好不容易爭取來的，一定要燒一個建國瓷廠沒有的顏色釉，而且是自己有把握的釉，最後她決定燒自己曾經做過的橘黃色紋片釉。

這段時間在工廠的經驗告訴她，凡事一定要親力親為，她曾經做試驗放在柴窯裡的坯，明明是放在那個窯位，但開窯出來卻變了窯位，結果就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這一次她就看著裝坯的師傅把坯放到窯位上才離開。最後開窯了，兩個坯一個都沒壞，全身是芒果一樣鮮豔的黃色，釉面開大紋片。

成型組長高興壞了，拿著兩個瓶子去生產科，領導看到很驚訝，表揚他說：成型組也會做新產品了，問是誰做的。組長說是顏色釉組的鄧希平。此後，師傅們都開始配合她，相信她能夠做好顏色釉的研究。

1973年，建國瓷廠顏色釉主導產品——“鈞紅花瓶”，由手工成型，改為注漿成型，成型效率雖然提升了，但燒出來的鈞紅釉瓷器全燒破了。整個顏色釉車間被迫停產。

郎紅觀音尊

“鈞紅花瓶”是建國瓷廠最重要的盈利產品，為了解決這個技術性問題，廠裡每天都要召開會議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其實，問題歸根到底是因為成型工藝更改後，胎體的重量減少了一半，胎體變薄後承受不了均紅釉發紋產生的應力，最後把坯體拉裂了，花瓶就破了。但廠裡覺得手工坯體改為注漿坯體是技術革新不能倒退，要改就改釉料，所以要求負責均紅釉的師傅來解決這個問題。但試了兩個月，都沒有找到突破口。

建國瓷廠作為景德鎮第一家國營瓷廠，是十大瓷廠的母廠，這樣下去工廠生產受到嚴重損失無法向國家交待。於是廠裡就開始向社會求助，尋找能解決這一問題的老師傅。

當時鄧希平的任務是配合這些師傅做試驗，上門來獻策的人絡繹不絕，她忙得不得了。而大部分的人都是從讓均紅釉少發紋的思路來解決這個難題，但改變後的釉不是繼續破就是燒不出紅顏色，問題並未解決。

鄧希平記得當時有一個留著鬍子的師傅，他說：“我有一個祖傳的鎮驚粉，在石胎上塗上鎮驚粉，然後再上鈞紅釉，這樣就能不破。”鄧希平想，如果這個粉有用，就可以破解難題了，一定要多做幾個試驗。

但是，最後鎮驚粉試驗仍然失敗了，但這個老師傅給了鄧希平一個啟示，應該用其他的方法來解決難題，一定要改變思維方法。

她忽然想到了氣球，如果我們用一根針在氣球上一戳，它就爆了。但是用兩個手握住氣球想擠破它就困難了，原因就是把同樣的力均勻分佈開，那就不容易破。也就是說，我們如果讓鈞紅釉不發紋做不到，那就讓它多發紋，把紋變得很細很細，分佈得很密很密，讓裂紋的應力均勻分佈開，花瓶可能就不會破，這就是逆向思維的方法。

想到這裡，她推翻原來的試驗配方，根據新的思維方法擬定新配方做試驗，果然試片上出現了蛛網式的紋路，負責監督試驗的生產科長當時就拿著試片跟上級彙報，技術廠長肯定了新的試驗方向找到鄧希平，問她如果擴大試驗需要什麼幫助？鄧希平說給她一週的時間，她可以做出五個試驗的瓷器。

為此她必須日夜加班一人完成所有的工序，分別放到三個柴窯裡去試燒。一週後，這五個瓷器竟一個都沒燒破，她高興極了，大家都覺得解決這個生產難題有希望了。

因為時間緊迫，廠裡直接跳過了中試環節，讓顏色釉試驗小組負責投產。投產可不是開玩笑的，色釉組長左師傅很警醒，他提醒鄧希平這中間涉及到很多的人力物力，很多的環節是要讓工人上手的，牽扯了車間80多個工人，任何環節出了問題結果都會很嚴重。

為了保證各個生產環節不出紕漏，他們成立了鈞紅投產領導小組，將原有生產車間的鈞紅釉原材料封存停止使用，由技術科和保衛科貼上雙封條，新配方所需的原材料，直接由供應科倉庫調集。

48小時後，配好的釉料取出少量被分裝進了3個密封桶，分別交給實驗組（做好記號），技術科，保衛科三個部門。以備後查，其餘的釉料交車間投產。臨近開窯的日子，鄧希平很擔心，幾天幾夜都睡不好覺生怕出問題。

開窯的那天，所有的廠領導都到了現場，在開啟匣缽的那一刻，全場的人都摒住了呼吸，一直開到最後這一批瓷器，竟沒有一件燒破的。那一刻現場響起了連綿不絕的掌聲，久久都未平息。

這件事轟動了景德鎮市，為此廠裡中層以上幹部召開了技術總結會，鄧希平仍然記得那一天。技術廠長餘昌松在總結時說了“讀書還是有用的”，這句話把鄧希平感動得流下了眼淚，當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知識分子臭老九的帽子仍戴在頭上。

這一句話對她意義非凡，因為在那一刻知識分子的地位被肯定了。也正是從這一天開始，改變了廠裡的領導和工人對她的看法。

再不會因為她是外鄉人、女孩、年紀輕、沒有祖傳的背景，而被排斥在顏色釉領域之外，從此她在建國瓷廠可以踏踏實實地從事顏色釉的工作了。

窯變花釉七旋瓶

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召開，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得到了肯定。景德鎮恢復中斷了十多年的專業技術職稱評定，鄧希平成為全市第一批晉升的40名工程師中最年輕的唯一的女工程師。

守著解體後的研究所，負重前行

科學的春天來了。

鄧希平的思想得到徹底解放，在經歷多年科研實踐後，

鄧希平意識到，研究工作者要把科學技術和生產實踐緊密聯絡起來，知識分子和工人必須結合在一起，研究成果也需要工人的幫助，才能最終應用於生產

，才能發揮出巨大的作用。

她陸續攻克了很多技術難關，1978年，鄧希平主持的“0號柴油燒鈞紅釉”科研專案獲江西省重大科技成果獎；在這個專案中她創造的62﹟無鉛鈞紅釉打破了銅紅釉無鉛不紅的歷史，併為所有顏色釉配方不含鉛指出了方向。解除了廣大顏色釉領域工人師傅鉛中毒職業病威脅，實現了巨大的社會效益。

1985年，“大件郎紅釉新配方”專案獲國家科技進步獎；1989年，“陶瓷彩虹釉”專案獲國家發明獎；1989年，“陶瓷彩虹釉”獲國家發明獎；1990年，“彩虹釉藝術瓷盤”專案獲尤里卡國際發明博覽會金獎……

1984年後，鄧希平擔任建國瓷廠副廠長、總工程師，在實驗組的基礎上，建國瓷廠正式成立了顏色釉科研所，新產品新工藝不斷湧現，顏色釉陶瓷的研製和生產得以迅速發展。

上世紀70-80年代，僅“三陽開泰”一個品種作為國禮贈送給外國首腦和部長以上級別的人物就多達40多次，那是建國瓷廠最輝煌的時光，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曾經的國營瓷廠體制出現了很多的弊端，如人浮於事、管理鬆散、生產效率低下、浪費現象嚴重……

當時建國瓷廠上上下下有3700多人，但一線生產工人只有1000多人，廠裡面臨著虧損的難題，到改制前的幾個月都發不出工資，國企改制迫在眉睫。

1995年10月建國瓷廠改制，由一家國營瓷廠變成四十幾個獨立核算的經濟實體。由實體的負責人承包，利用原有的廠房，裝置組織生產，實體內的工人自己養活自己。承包人必須有社會責任感，承包人不能開除員工，也不許降低工資。

第一批承包的責任人都是思想好，有領導能力的，基本上以車間主任，黨支部書記為主，其中也有群眾基礎好的班組長。鄧希平是廠裡的領導，必須要貫徹國家的方針政策，在改制那年，她已經五十三歲。

她的內心有很多的不捨和無奈，其中她最放不下就是自己一手建立的科研所。

當時研究所的書記和所長都不敢站出來承包，原因是研究所的科研人員，年齡偏大，工資偏高，長年離開生產一線，沒有線上產品，加上科研所沒有生產廠房和裝置。承包以後要自己生產產品養活自己，確實有很大的難度。但是有一點就是大家都熱愛顏色釉的研究工作，不願意離開科研所。

鄧希平是科研所的主管廠長，承包問題未解決，她也吃不下飯、睡不著覺。

按她的年齡她原本可以選擇提前退休，也有很多私營單位來邀請她去工作。但她知道留不住科研所這些人，就保不住全市唯一的顏色釉科研基地，很多正在進行的科研專案就得停止，景德鎮傳統顏色釉的發展就會推遲，以後再重建科研所就十分困難了。

她沒有辦法放棄這些科研成果，獨自離開，所以她只能帶著科研所走下去。

於是，在異常困難的情況下，她被推上了人生再創業的路。她和先生一輩子都在國營單位工作，沒有什麼存款，還有兩個孩子上大學。她和這批科研人員前期只能靠集“資”（工資）、信譽借貸籌集流動獎金，一起抗過這段艱難起步的時間。

沒有裝置，但鄧希平信譽好，人頭熟，她就到廠裡其它實體去借，借泥巴，借裝置，然後分期還款。

沒有廠房，當時廠裡只給了一個200㎡的廢棄油庫作生產場地，這個油庫上還有一個50多噸重的油罐，要用吊機把它搬走才能空出地來，而吊機吊一次需要1000塊錢，廠裡都拿不出來鄧希平想辦法動員朋友買廠裡庫存的瓷器，籌來1000元錢，請吊機才解決了這一問題。

新的實體僅用了8天的時間，簡易的廠房就被搭建起來。

鄧希平回憶說，自己就是分秒必爭，在和市場賽跑。

沒有窯爐，鄧希平就去找南光陶瓷公司搭燒瓷器，這段時間一群以前搞科研的人，硬是自己推著板車，把坯體從景德鎮的勝利路運到了曙光路。

當時市場上“三陽開泰”的產品賣得最好，一級品在當時可以賣到420元，而且很緊俏，只要做出來就有人要。對科研所的人來說要做“三陽開泰”並不是難事，但很多科研人員多年都沒有親自動手做顏色釉瓷，更多的時候都在指導工人，指導別人和親手做還是有很大差別。

所以他們自己工藝操作上也出了不少問題，加上搭燒沒法控制燒成的質量，所以剛開始做“三陽開泰”幾乎沒有1、2級品，三級品都不多，四級和其他的根本賣不了錢，“雪上加霜”一邊等著錢進原材料、發工資；一邊瓷器又燒不好，但大家沒有互相埋怨而是坐下來研究解決瓷器毛病的方法，互相鼓勵共渡難關。

三陽開泰扁肚瓶

承包的頭三年裡面，實體的全體人員沒有休息過一個星期天，也沒有過一個節假日，賺了錢就立馬還錢，接下來就是考慮到員工的生活保障，要讓他們與社會上的工資持平，能夠安心繼續開發新產品，繼續做研究。

其他公司陸陸續續跑來挖人，但跟著她乾的人，沒有一個人離開，直到退休。鄧希平回憶那段時光，雖然覺得很苦，吃了很多虧，受了很多磨難，卻也覺得是自己的人生經歷中的一段難得的鍛鍊。三年後實體債務還清了，情況開始好轉，她從前只會埋頭做科研，如今也被逼著學營銷，面對市場，學著定價，學著做產品宣傳。

她明白了在市場開放的環境下做科研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科研需要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援，才能走得更遠。

她慶幸堅持了下來，如果沒有這個基地，沒有這批人，曾經顏色釉的研究必然會推遲。

2010年，在景德鎮市政府的支援下，鄧希平成立了鄧希平陶瓷藝術館和景德鎮顏色釉陶瓷藝術研究院，2013年籌建了景德鎮名坊園鄧希平陶瓷有限公司，該公司有一個2400㎡的顏色釉陶瓷展廳，展示了五十多年來鄧希平研製、創新的1000多種顏色釉作品，打造了一個顏色釉瓷文化藝術交流和展示的嶄新平臺，如今每年都會有一萬多人來到這裡參觀、學習。

考慮到傳承，她把東南大學畢業的女兒也叫回了身邊，親手教她顏色釉的工藝，她更多承擔向外界傳遞顏色釉知識的任務，鼓勵更多年輕人加入到研發，傳承的隊伍中來。

那一天，她見到我們，原本約好兩小時的採訪時間，她卻整整口述了五個小時，其間甚至都忘了要吃飯，一直到工作人員反覆催促，她才停了下來。

她讓我想到《無問西東》的一句話：

這個時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缺的是從自己的心裡給出的，真心，正義，無畏，和同情。

出生於40年代的她，反覆強調自己是國家培養的大學生，因此要用知識報效祖國。將她畢生所學的的科學知識、技能運用到顏色釉的生產之中，是她一生無悔的決定。

半個世紀以來，她創新了40多種顏色釉，複製出可生產的傳統顏色釉瓷器品種達1000多個。她研究的“窯變釉裡藏花”生產工藝，創造出了“鳳凰衣釉”“羽毛絲釉”“翎羽釉”“彩虹釉”等一系列全新的窯變釉，使景德鎮的窯變生產技術上升到了一個全新的水平，

回到1965年武漢出發，到達景德鎮的那條路，沒有人告訴她前路是什麼，他們也沒有走過這條路。路有多遠，只有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才會知道。雖然看不清前方，但走下去了才能看到自己的心，找到方向。

從青蔥走到白髮，將青春和熱血獻給科研事業，這是她要走的長路，她走了，後面的人就能看見光了。

手藝漫遊計劃·景德鎮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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