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譜編修的尋根衝動

盛世修史修志，是中國曆朝歷代的傳統。這是一個雙向印證的過程，即盛世之時必有修史修志的衝動，而修史修志又成為盛世的標識之一。在民間，則體現為編修族譜。欣逢盛世，修譜成為當代中國民間的一大盛況，在南方尤為凸顯，其中又以客家人最甚。時至今日，修譜已不限於一族，許多姓氏都編修了區域性連譜，甚至上升到編修“通天譜”的最高境界，即天下同姓之人，皆可歸入譜中，並在譜中找尋到家世淵源。客家人又醉心於修繕宗祠，在客家鄉村，幾乎大大小小的村落都有修葺一新的祠堂，成為一姓一族祭祀祖先、商議族務的場所。

修譜是中國人追求精神慰籍的一種表達方式，透過追憶英雄祖先、賡續家族血脈，達到凝聚同族人心、共同奮發努力的目的。同時，新修族譜也將家族新生子嗣列入譜中，意在敬告列祖列宗本家族的不斷繁衍壯大。客家人的迎譜儀式莊重熱烈，充分反映了對祖先的敬重和家族的依賴。

相對南方的虔誠，因於南北文化差異，北方人對修譜則看的很淡。自從永嘉之亂、衣冠南渡，千百年來，北來之民始終深藏著對故國家園的眷戀。東晉和南朝時期，南方政權甚至設定了眾多的僑州郡縣，以保留南渡之人籍貫，這種對家鄉家族的懷念之情綿綿不絕延續至今，修譜修宗祠就是一種外在的體現。而由於古代塞外民族的疊壓遞進，民族融合不斷加深，求生存、求發展的意願更加現實，使得北方的宗族觀念反而不如南方強烈。當代河南新鄉市的劉莊，曾經由史來賀擔任幾十年的村支部（黨委）書記，帶領村民堅持走集體化道路，創造了新中國社會主義農村建設的光輝典範。史來賀是村中獨戶，唯一的史姓人家，而擔任領頭人幾十年直至逝世，這樣的案例在南方鄉村中幾乎是不可思議的，而北方人則能坦然接受，可見南北方家族觀念差異之大。

對家族、宗族和民族的追憶，在古代史籍中能夠找尋到眾多的源泉，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蠻荒時代。在我們的國民教育中，往往不經意間將中國古人類史與中華民族演進史聯絡在一起，讓人隱隱覺得每一個家族都起源於中國古人類時代，從而倍增家族自豪感。在傳世神話中，又有蚩尤生三苗、共工與顓頊爭帝，邊地少數民族也由此進入了炎黃體系。先秦典籍中的歷史載記，則將周邊文明演繹為華夏文明的延伸。如“箕子入朝鮮”，將朝鮮半島文化納入了商文化；“太伯奔吳”，將吳越文化納入了周文化；“莊蹻王滇”，將滇文化納入了楚文化；“無弋爰劍奔於西羌”，將羌文化納入了秦文化等等，不一而足。誠然，由華夏文明演化而來的儒家文明，自誕生以來就具有天然的親和力，但是將東亞古人類文明的起點歸結為唯一的一點，總讓人感覺有點牽強。然而我們最終還是形成了這樣的共識，這就是基於歷史發展的歷史記憶的重構，而且這種重構成功替代了史實。這種重構並不是虛無的編造，而是族群認同意識的生成。

族譜編修與族群認同一樣，也存在著歷史記憶重構的過程。據我所見的族譜中，基本上都追溯到炎帝和黃帝，更有甚者追溯到伏羲創世時代，僅僅上溯到先秦時代的族譜，應是十分謙遜的家族了。根據一般常識就應當瞭解，中華文明經過數千年發展，姓氏來源是多源的，一姓往往有數個甚至十數個來源，單一來源的姓氏十分罕見。每個家族都上溯到遠古神話時代，無非是要證明本族的華夏正統性，而這正是南渡家族最為看重的“衣冠”。客觀地說，經歷千百餘年的多次戰亂，許多家族的根源已模糊不清，而一旦世事清平，家族耆老則視追本溯源為己任，編修族譜就是最常用、最直接的表達方式。那些中斷了的歷史記憶，在家族文化精英的精心修復下，得到了完整的銜接。所以現在看到的族譜，都有了綿延不絕的傳承。這種接續不在乎歷史的真實，而在於家族的認同。中國人又歷來有“為尊者諱”的傳統，因此，族譜中只有光鮮亮麗的一面，絕沒有灰暗的一面。對族人的記述也多有誇美之詞。做官則以最高官位名之，不論得名正與不正；做學問則以最高職稱名之，不論實銜虛銜；讀書必稱優等生，上學必稱高等學府，經商者則為著名人士，創業者則為大實業家。對本族中的叛逆者，則透過“逐出家族”的方式予以清除，上不了族譜，等同於失去了家族根基，也由此成為個人最大的恥辱。與此相反，近年來竟有個別家族，公然宣示本族為奸臣逆賊之後，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無異於自絕於人民，自絕於中華民族。

每一次族譜編修，就是一次家族史的記憶重構。族譜編修越頻繁，離家族的真實歷史就越遠，而離族人的美好回憶就越近。在族譜編修過程中，家族既實現了尋根的宏願，緬懷了英雄的祖先，又對後來者寄予了厚望。隨著時代的發展，家族能夠給予個人的幫助十分有限，人們對家族的依賴越來越小，家庭小型化、個體原子化狀態越來越明顯。編修族譜，成為人們敬仰祖先、迴歸家族的一種儀式，較之於其真實性，儀式感反而顯得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