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石臺孝經》拓本

李隆基隸書《石臺孝經》拓本，天寶四年（745）刻，18行，行55字。現藏西安碑林。

《石臺孝經》刻於唐玄宗天寶四年（公元745），是唐玄宗李隆基親自作序、註解並書寫。李亨篆額。高620釐米，共4面，每面寬120釐米。書法工整，字跡清新，秀美多姿。此碑由四塊黑色細石合成，方額、蓋石、頂上等均做了非常藝術化的處理，碑下有三層石臺階，故稱《石臺孝經》。

保存於西安碑林博物館中央的石臺孝經碑雕鑿於唐玄宗開元年間，留下了兩位帝王的四種字型，記錄了唐時期盛行的“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也為李隆基與楊玉環的千古愛情佳話拉開了序幕。

“人們通常稱石臺孝經碑為西安碑林第一碑。這不僅因其是碑林第一迎客碑，更重要的是此碑集三帝於一身：碑文，文帝孔子所撰《孝經》；唐玄宗以隸書抄寫；由唐肅宗題寫碑額。”石臺孝經碑造型極富特色，稱得上是西安碑林中形制最氣派的一方頂天立地碑。

公元713年，臨淄王李隆基以兩次兵變，殺伯母韋皇后，誅姑姑太平公主，立父唐睿宗，後又黃袍加身，史稱唐玄宗。為避“名不正言難順”之諱，以確保帝位，他宣佈以“孝”治天下。天寶三年（公元744年），玄宗詔令天下家藏《孝經》一部，讓子弟精讀勤學，並於第二年親自書寫《孝經》，刻碑以示天下。

據說當年，唐玄宗李隆基愛上親兒子壽王的王妃楊玉環，以致日思夜想，茶飯不思。高力士靈機一動，勸李隆基令各位皇子研讀《孝經》，以啟發壽王以孝道為重，獻出玉環。李隆基欣然採納，並對諸皇子解釋說：“孝之精義乃在於順，順者，以父母之願為己願，以父母之想為己想。”希望壽王有所感悟。同時，高力士進一步謀劃，令楊玉環自薦為道士。免去壽王妃的身份。天寶四年，玄宗立孝經碑後，詔玉環還俗，冊封貴妃。

李隆基（685-762），唐朝皇帝，712年9月8日至756年8月12日在位。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母竇德妃。廟號“玄宗”。諡“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故亦稱為“唐明皇”。清朝為避諱康熙皇帝之名（玄燁），多稱其為唐明皇。另有尊號“開元聖文神武皇帝”。李隆基在位期間開創了唐朝的鼎盛時期，史稱“開元盛世”。玄宗在位後期爆發安史之亂，從此唐朝國勢走向衰落。

唐玄宗的《孝經序》略解

唐玄宗的《孝經注》的內容，在後文《孝經》的解讀中會引用並解釋。唐玄宗的這一名《序》，可分為五段，我們不妨逐一講讀一下。

朕聞上古其風樸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

按，這一段大意是，我聽說上古時候民風教化是樸質疏略的，雖然因應自然的親愛父母之心的孝已經萌生，但是取其恭敬禮節的猶尚簡少，等到已有了仁義之說，那麼親愛的聲譽日益顯著了。聖人知道孝道是可以用來教化人民的，所以就嚴而教敬，就親而教愛。於此因順移孝為忠之道昭彰，立身揚名之義也彰顯了。孔子說：“我的心志在於《春秋》，德行在於《孝經》。”此可知道孝是道德的根本。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于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

按，此段大意是，《孝經》說：“往昔聖明之王用孝治理天下，尚且不敢遺棄小國之臣，而何況對於那些公、侯、伯、子、男呢？”我曾經多次讀思此言，景行先哲；雖沒有德教施加於百姓，但希望博愛能作為四海典型。嗟嘆啊，夫子逝世而微言漸絕，異端興起而大義乖離。況且又於秦代被滅絕，後來所得到的皆秦焚書後之微末。《孝經》傳播濫觴於漢，醇粹既沒，則餘下糟粕在流傳。所以魯史《春秋》，此學分為五家之傳；《國風》、《雅》、《頌》，此學分為四家之詩。離開聖人越加遠，源流也日益多別。

近觀《孝經》舊注，蝽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

按，此段大意是，近觀《孝經》的舊注，尤其駁雜不堪。至於追隨效法前人的，約將近百家。業擅專門的，將近有十家。希望升堂入室的，必定自己另闢門戶。想攀上奔逸車駕的，必定馳騁於別的軌轍上。因為這樣的穿鑿附會，也就使得大道隱於小道之所成中，至言隱於浮偽榮華之內了。且傳注以通暢經文為要義，要義必定以得當為主宰。至極得當就是能會歸於一，使得精妙之義無二，怎麼能不翦除那些繁蕪，而撮取那些樞機要道呢？

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

按，此段大意是，韋昭、王肅，是先儒的領袖。虞翻、劉邵，則又次於其後。劉炫闡明孔安國的古本，陸澄譏諷鄭康成的註釋。若在理論上或能允當，又何必責怪其人呢？所以如今特舉六家之異同，會合五經的旨趣；省約文字而遍佈通暢，經義則昭然；分注錯雜於經文內，而條理則貫通。寫在琬琰美玉之圭上，庶幾有補於將來。

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按，此段大意是，再說夫子談《孝經》，心志在於能取垂訓今後，雖五孝之所用則有區別，但百行之孝的源頭不殊。因此一章之中，共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相說明的；具載的話則文字繁瑣，省略則又會文義空闕。今留存於疏中，以能廣為發揮。

西漢及魏晉，經過宋齊梁陳，註解《孝經》的近百家，至於有唐之初，雖然備存秘府，而簡編多有殘缺，當時流傳的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孝經》注；另外就是梁代的皇侃《孝經義疏》，然而多紕漏謬誤，理昧精研。因此唐玄宗朝，召叢集儒學官，使集議《孝經》的註解。這就有了劉子玄（劉知幾）辨鄭玄的《注》有十謬七惑，司馬貞駁斥孔安國的《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於是唐明皇就在先儒的註釋中採集菁華，刪除煩亂，萃取義理，把允當的用為註解，至於天寶二年（743年）注成，頒佈天下，並自己用八分隸書書寫，勒石於石碑，這就是“石臺孝經”。

此序言很簡短，但要言不煩，就像他的注那樣。我們如果讀過唐玄宗的《孝經注》，又讀過他的《孝經序》，可以看到這位皇帝非常重視《孝經》，其中的原因是大可研究的。如果簡單地歸納一些，主要有三點：

其一，以孝治家。皇家的內部秩序要整頓好，也確實不容易，唐玄宗自己就親身經歷過好多的事情，比如太平公主的作亂，又如自己和太子以及諸子的關係處理上，再如自己和其父在皇位繼承問題上，還有自己和兒子在皇位的繼承問題上。唐玄宗希望透過提倡孝道，把皇家的內部秩序整頓好。

他一方面宣揚《孝經》，一方面自己也做出樣子來，有記載說“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之”。比如初即位的時候，唐玄宗特地做了長枕頭、大被子，與兄弟宋王、申王、岐王、薛王、豳王同寢。宮殿中還設立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稱為“五王帳”。明代李贄在《史綱評要》中說了三個字：“近兒戲！”確實為入木三分之評。然而，再反思一下，也並非全是兒戲，在某些歷史時段中皇帝的這些做法也會起到一定的凝聚作用的。甚至這也成為一個教育皇家後代的著名的典故而流傳不息，如焦編輯的教育皇家後代的《養正圖解》就選擇了唐玄宗的這一則故事。

其二，以孝治國。《孝經》中的一個重要智慧就是“孝治”，將“移孝為忠”、“以順移忠”成為治國的重要做法。唐玄宗重視這一點，因此召開類似今天的高層的學術討論會，研討《孝經》的有關問題，還自己親自作注，並撰寫《孝經》全文立於學官，等等。他能取得“開元盛世”的盛況，也許和這種倡導與做法不無關係。但是他的誤國，被趕下皇位也和沒有很好地實踐《孝經》有關。比如《孝經》強調要納諫，他後期沒有做到；而如果對照《聖治章》的那些內容，他全背道而行了。比如“六事”之與“六可”，如“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他都沒有做到，如此卻能不栽跟斗，那才怪呢！“安史之亂”以後，這位皇帝對此應該有一番更加觸及靈魂的體會了。歷代有許多皇帝都關心《孝經》，提倡孝道，也許主要就聚焦在這兩大問題上吧。

其三，文化建樹。唐玄宗在文化建設上也是有一定的貢獻的，其他不煩說，比如《孝經》的整理、註釋以及推廣就是一大貢獻。今天《十三經注疏》中只有一位皇帝留下了他的著作，那就是唐玄宗的《孝經注》，而西安碑林的“石臺孝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國寶級文物。如果我們參觀泰山，登上南天門，來到大觀峰，面對唐玄宗的《紀泰山銘》大片摩崖，高二丈六、寬丈五，二十四行，每行五十一字，共一千多字，金光閃爍，會被它的壯麗而震撼的。明代的王世貞《州山人稿》雲：“雖小變漢法，而婉縟雄逸，有飛動之勢。餘嘗登泰山，轉天門，則見東可二里穹崖造天，銘書若鸞鳳，翔舞於雲煙之表，為之色飛。”筆者嘗駐足於西安碑林的“石臺孝經”之側撫摸再三，亦曾仰望巍巍泰山《紀泰山銘》摩崖感慨再三，一代唐明皇早已成為了一黃土，而這些文物卻在天長日久地傾訴著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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