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碑中官職最高者東漢張禹碑
1993年春，偃師商城博物館在偃師市西南20公里的高龍鎮發掘了一座西晉墓，此墓以漢安鄉侯、太傅張禹墓碑封門。。
一、該碑的現狀
是碑出土時已殘，碑額缺失。現存部分高120、寬72、厚6釐米，表面粗糙。正面陰刻隸書16行，滿行25字，碑側和碑陰無字。全碑除右上角殘損6字、右下角殘損1字、左上角及左側末行殘損51字外，現存331字基本清晰可辯。該碑釋文並標點如下：（略）
二、該碑的定名
洛陽文物研究專家趙振華
已對該碑文字詳細考釋並與史書校對印證，確認該碑刻立於東漢永初七年（公元113年），碑主為東漢安鄉侯、太傅張禹無疑。根據漢碑慣例，初步將該碑定名為《漢故安鄉侯張公碑》，簡稱《張禹碑》。
三、該碑的文史價值
《張禹碑》是近年來出土漢碑的重要發現，對文物歷史和書法研究意義重大。因為資料公開發表時間較晚，故該碑少為人識。
（一）考古價值，為東漢帝陵方位的尋找提供了新的線索。洛陽考古工作者在《張禹碑與東漢皇陵》一文中認為，該碑雖被晉人移動了原位，但是張禹碑出土處的晉墓應該距離張禹的墓穴不遠。根據碑文“在陵之濱”的記載，張禹應該是陪葬皇陵附近的。根據文獻記載，東漢洛陽城南的六個帝陵中，唯明帝顯節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殤帝康陵之葬早於張禹卒年，而後兩帝均葬於延平元年，距張禹之卒僅7年，所以，張禹既為和、殤兩帝重臣，安帝又賜予特殊榮譽，使其依傍其中一陵而葬，合於情理。因此推斷，今偃師高龍鎮現存的10餘座土冢，與文獻記載的陵地封田範圍相當。其周圍應有很多陪葬墓，張禹墓是其中之一。
（二）歷史價值，與史書相印證，並可以補記史書之缺。
張禹碑文精簡，所敘生平事蹟與《後漢書－張禹傳》相符。但張禹碑文所述內容往往籠統，沒有史書記載準確和翔實。推測，這可能是張禹卒後其門人故吏根據記憶大概回憶其生平，幸虧幾個關鍵時間和職務履歷記載準確，為我們今天確定碑的主人提供了依據。如碑文“七年八月廿五日己丑公薨”，《後漢書－張禹傳》載為“七年，卒於家”；碑文“延平之際，榮拜太傅”，《後漢書－張禹傳》載為“延平元年，遷為太傅，錄尚書事”；碑文“封爵安鄉，忠誠是報”，《後漢書－張禹傳》載為“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等，足證是碑主人為後漢張禹無疑，同時碑文也可與史書記載內容相互印證。
儘管史書記載張禹生平事蹟較為準確翔實，但卻失記張禹生年，只知道張禹卒亡之年為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未詳張禹誕生之時，因此也就不知道張禹的享年。而碑文卻彌補了這一缺憾，畢竟立碑時間是張禹卒後一個月，撰碑之人記憶猶新。碑文記錄了張禹“七十有六，構疾不豫”的享年，據此，上推張禹生年為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因此，也就知道張禹舉孝廉的永平八年（後漢書－張禹傳）時為 歲，建初中拜揚州刺史（後漢書－張禹傳）時約為 歲，永和二年轉兗州刺史（後漢書－張禹傳）時為 歲，永和三年遷下邳相（後漢書－張禹傳）時為 歲，永元六年入為大司農（後漢書－張禹傳）時為 歲，永元十二年拜太尉（後漢書－孝和皇帝記）時為 歲，延平元年遷為太傅（後漢書－張禹傳）時為 歲，永初元年封安鄉侯（後漢書－張禹傳）時為 歲，永初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後漢書－張禹傳）時為 歲。
（三）文物價值。張禹碑由於資料公開較晚，目前多數漢碑資料尚未收錄。對照何應輝《中國書法全集》（秦漢刻石卷）、蘇士澍《中國書法藝術》（第二卷秦漢）、華人德《中國書法史》（兩漢卷）和高文《漢碑集釋》所錄漢碑，就張禹官職而言，他歷任廷尉、刺史、大司農、太尉，最後任太傅，錄尚書事，封安鄉侯，可以說是位極人臣。該碑是目前所知兩漢碑刻儲存至今碑主官職中職位最高者。張禹最高職務是太傅，並封爵安鄉侯。按《後漢書》百官志第一條，“太傅，上公一人。”本條注：太傅，官職名，上公，爵位名。後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太傅位在三公之上，故稱“上公”。也就是說，太傅位在三公（太尉、司空、司徒）之上，總領百官。因此從這方面來說，該碑是目前已知兩漢碑刻中職務最高者的墓碑，因此其文物價值不言而喻。
（四）珍貴的典型碑刻早期實物資料。
根據徐自強、吳夢麟《古代石刻通論》中關於碑的研究，目前中國發現的最早的刻字碑是西漢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的《麃孝禹碑》，內容為“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侯）裡麃孝禹”。這應該是最早的墓碑了。從該碑開始到其以後的100多年時間裡，在至今考古發掘或歷代發現的漢代墓碑中，存世基本沒有實物資料，而絕大多數是桓靈時期的。根據目前各家研究著述的漢代墓碑資料中，特別是徐自強、吳夢麟《古代石刻通論》中認為，最早的（典型）漢碑是《袁安碑》（永元四年，公元92年），若按照馬衡考證的袁安碑是“或敞葬時追立此碑未可知也”的說法，因袁敞碑立於元初四年（117年），則刻立於永初七年（公元113年）的《張禹碑》則是目前已知（典型）漢碑中年代最早者。因該碑刻立於漢碑大興的高潮來臨之前，各種固定模式尚未形成，因此該碑的刻制、文辭、書法等別具一格，因此，該碑的發現，作為實物資料，對研究漢碑的形制、刻制、書法、文辭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四、該碑的書法賞析
在中國書法字型演變的漫漫長河中，該碑書法應該在“隸變”這一重要程序中佔據一席之地。概括來講，其書法價值主要體現在，標誌了古隸向漢隸過渡的完成，同時開啟八分隸書或廟堂書法之先河。作為東漢前期存留較少的碑刻實物，其對書法研究的價值是不容置疑的。
章法上，該碑橫豎界格，上下對齊，左右均分。這種章法結構已經有意識在與當時普遍流行的簡牘書寫格式區分開來。洛陽出土的早期石（磚）刻資料，《姚孝經磚銘》（公元73年）、《漢侍廷裡父老憚買田約束石券》（公元77年）、《張仲有修通利水大道刻石》（公元98年）、《賈武仲妻馬姜墓記》（公元106年）、《刑徒磚銘》（公元108年左右）等，都帶有濃厚的簡牘遺風，即縱有列橫無行格式，而張禹碑的章法佈局卻開了後來的熹平石經和桓靈時期碑碣大興期間的多數漢碑章法先河。
結字上，該碑單字結構絕大多數成正方梢扁的隸書基本體式，結構勻稱，用筆細勁，轉折分明，古拙可愛，除個別點化略帶篆書遺痕外，通篇結構嚴謹、疏密得當，蠶頭燕尾和左波右挑的漢隸基本特徵雖不誇張明顯但體式具備，說明其時字型已經基本完成篆書向隸書的過渡，典型的隸書風格或者說八分書的風格已經基本形成。因此，該碑的發現，對書法發展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五、待解之謎
《張禹碑》許多方面不合常規，為後人留下眾多不解之謎，有待專家進一步考釋和解讀。
1、為何碑小而材劣，碑面粗糙，鑿剁痕跡縱橫分明。張禹是東漢初期的重臣，幾代皇帝都提拔和重用張禹，並榮任太傅，世襲封侯，陪葬帝陵，這在那個時期應該是作為臣子最高的榮譽了。但為何張禹墓碑卻並不高大，材質也一般，儘管碑面上有直線界格，但碑面並沒有打磨光滑平整，鑿剁痕跡明顯，起碼中間長長一豎溜還缺少一道工序，和其他地方鑿剁方向不同，不知何故。但發現於同一地點和張禹碑刻立時間、官職也差不多的袁安、袁敞父子的墓碑就相對認真多了，首先碑厚（張禹碑為6釐米，袁安碑為21釐米），其次打磨光滑，再是袁安碑儘管很少諡美之詞但篆書精美，刻工細膩傳神。也許東漢初期，社會上還是貫徹劉秀父子提出的節儉風氣，後葬之風尚未形成，加之張禹本人“性篤厚節儉”，因此張禹的墓碑就顯得刻制粗糙，碑小而材薄。
2、許多
字跡
沒有認真刻鑿。洛陽市文物研究專家認為《張禹碑》“不少字之捺畫，淺刻雙鉤，不鑿燕尾。何以如此，不易考究，或與張禹生前節儉有關。”無獨有偶，近來本人翻檢1975年發現于山東濟寧微山縣兩城山西麓的東漢永和六年（公元141年）畫像石墓中的“桓*食堂題記”，該題記刻於畫像石的兩側，共有隸書88字。 “該題記在書法上還有一特點，就是“永”字“亡”字“文”字“之”字末筆和“終”字中的“冬”字第三筆，均用雙溝，以至捺一筆，特顯肥大，而中間則不剔淨，象河流中間的小洲，給人以一種動的感覺。” （齊魯書社，1990年，宮衍興主編《濟寧全漢碑》11－12頁）。 從題記內容知，從墓主“桓*”永和四年四月終亡到永和六年正月建成此食堂，共耗時一年另九個月。由此推測，上述字畫的雙鉤減省，不會是因為時間緊張刻工慌忙中遺漏所致，應該是有意識的人為行為。這種雷同是一種巧合還是當時的一種審美風氣，有待專家進一步考證和研究。
補充：此外，尚有河南登封的《太室闋銘》和山東的《欒鎮村畫像題字》為燕尾雙鉤，如果再加上山東的《東安漢裡刻石》之“山”字，不同時期不同地方，這5個地方的雷同，充分證明，在漢代，這種雙鉤法刻石，作為一種審美風氣，在全國廣為流行。至此，該疑惑總算解決了。
3、張禹墓碑為何被移動，原址究竟在什麼地方。雖然大家都推測，張禹墓地距離這個晉墓不遠，但到底在什麼地方，至今仍然是個未解之謎。至於漢朝墓石被後人移動或另作他用，這在近現代的考古發掘中經常發現，習以為常。如洛陽出土的現存河南省博物院的《漢甘陵相碑》、現存故宮博物院的《皇女殘碑》，魏晉之間被用作墓門，還有山東濟寧漢碑室存的《郭有道碑》，根據宮衍興的推測，該碑碑陰為漢畫像石，其風格為西漢末期，而郭有道卒時為東漢末期，相隔近200年，說明東漢末期就已開始用前人舊石作碑，因此，後人移動前人墓碑另作他用似無可斥責。
4、為何該碑首句開篇不先介紹碑主姓名，而且通篇也沒有提到這個碑的主人是張禹。這給後來研究者造成不少麻煩，導致是碑出土10餘年後碑的主人才被研究破譯，這與後來碑碣大興時期的各個碑誌有顯著不同。不知該碑不提碑主姓名，其中是否另有隱情，此不得而知。
參考資料：
1、章惠康等《後漢書》今注今譯
2、趙振華、王竹林《張禹碑與東漢皇陵》
3、高文《漢碑集釋》
4、何應輝《中國書法全集》（秦漢刻石卷）
5、華人德《中國書法史》（兩漢卷）
6、蘇士澍《中國書法藝術》（秦漢卷）
7、宮衍興《濟寧全漢碑》
8、黃明蘭等《洛陽名碑集釋》
9、宮大中《洛都美術史跡》
10、西泠印社《碑刻書法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