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業講老子：再說功成身退

戴建業講老子：再說功成身退

世人無功時尚且邀功受祿，立功後更是要誇功請賞，很少有人願意效法“道”來為人處世，所以我們反覆強調“功成而弗居”（《老子》34章）、“功成而弗處”（《老子》77章）、“功成而不有”（《老子》34章）、“功成身退”（《老子》9章），其用心是要大家像“道”那樣繁衍萬物但不據為己有，養育萬物但不自逞其能，萬物長成而不居功誇耀。想不到這給人造成一種錯覺，以為《老子》只談退隱而不講進取，只看重個人的超然而輕視社會責任，只鼓勵人們逍遙出世而反對人們積極入世。

真是天大的誤會。

顧名思義，“功成身退”是先要“功成”然後才能“身退”，不僅不反對建功立業，反而十分崇尚個人的豐功偉業。如果沒有崇高的社會責任感，沒有救世濟民的宏偉抱負，那不過是渾渾噩噩隨波逐流，無所謂仕進也無所謂退隱。“身退”是以“功成”為其先決條件，“隱居”是以“出仕”為其邏輯前提，沒有積極進取的志向還談什麼退隱林泉的幽情？沒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襟懷又哪來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雅韻？

諸葛亮當年在南陽躬耕隴畝時，“每自比管仲、樂毅”，也就是以春秋時幫齊桓公建立霸業的名相管仲自期，以戰國時率燕、趙、韓、魏、楚五國大軍打敗齊國的名將樂毅自許，雖然他自己總是謙稱為“山人”和“野老”，可時人都將他視為隆中“臥龍”。看看他在“隆中對”縱論天下大勢時的風采，聽聽他對時局走向的精僻分析，就知道他對國家興亡是何等關切，對蒼生禍福是何等掛懷。假如孔明真的只是一位“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的“散淡人”，任你曹劉怎樣龍爭虎鬥，不管國家如何四分五裂，都無妨他隆中高臥抱膝長吟，自然他也不會贏得一代又一代人的景仰。正是他那為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誠，正是他那“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悲壯，才有“長使英雄淚滿巾”的千古流芳。

假如范蠡沒有和越王勾踐一起臥薪嚐膽，在吳越之戰中為國立下赫赫武功，一輩子只是盪舟五湖灑網度日，那他就像太湖邊的無數漁父一樣草草一生，斷然不會有人還能記起他的名字，更不會博得無數後人讚歎和欽敬。

陶淵明如果只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超曠瀟灑，沒有“刑天舞干鏚，猛志固常在”的剛烈慷慨，沒有“丈夫四海志”或“猛志逸四海”的雄心壯懷，他肯定不會成為歷代文人詠歎的典範，詩人們也不會嘔歌“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種豆南山下”的農夫多的是，何苦偏偏要去讚美陶淵明呢？

大家常常將老、莊相提並論，往往忽略了二者價值取向的差異性。莊子主張放棄社會義務而“任其性命之情”，鄙薄那些“以天下為事”的入世行為，終極取向是解脫社會束縛以求得精神的逍遙。據說一次莊子在濮水邊垂釣，楚威王派兩個大臣來看望他。見莊子釣魚那般悠閒自得的神情，使者便十分謙恭地傳達楚王的旨意說：“大王想把楚國的大事託付給您，煩您出仕和他一起治理國家。”莊子手持釣杆頭也不回，好像全然沒有聽見似的，過了好半天才不緊不慢地答道：“聽說楚國有隻神龜，活了三千歲才死。國王把它用錦緞裹著放在竹盒裡，然後藏在廟堂之上。我想請教二位：假如你們是這隻神龜，是願意死掉後留下一把骨頭被供奉在廟堂之上讓人敬奉瞻仰呢，還是願意活著拖條尾巴在泥裡來回爬？”那兩個大臣毫不猶豫地說：“當然願意拖著尾巴在泥裡爬囉。”莊子笑著接過話說：“那就請你們回去告訴大王吧，我也願意拖著條尾巴在泥裡爬，那樣要多自在有多自在。”

這與我們所說的“功成身退”風馬牛不相及，莊子只求個人的自在灑脫，全不顧及國家的安危，毫不在乎百姓的冷暖，而我們主張大丈夫的出處應取法於“道”——生成萬物卻不佔有萬物，撫育萬物但不自恃有功，一方面全心全意“愛民治國”（原第10章），大功告成後便悄然隱去，這種既積極有為又坦蕩無私的生命境界，又豈是“逍遙遊”的精神所能比擬的？

我們並不一味提倡人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管是在朝為官還是遁跡江湖，“愛民治國”是一個人人格的精神支柱，為貪圖私利而做官固然可恥，為個人清高而隱居也不值得推崇，還是李白說得好：“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

（參見原第3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