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朝貢貿易制度

朝貢貿易主要是調整外商來華貿易的。從明初的洪武年間開始，一直到鴉片戰爭爆發，朝貢貿易始終是官方對外貿易的法定形式，但實際上均有變通。

　明代的朝貢貿易

所謂朝貢貿易，古已有之，就是透過兩國官方使節的往返，以禮物贈答進行交換的貿易方式。和正常的對外貿易不同，朝貢貿易均須納貢，非朝貢不得貿易，貿易是附屬於朝貢的。這是朝貢貿易的根本特徵，也是朝貢貿易和宋元時代市舶貿易最大的區別。對於朝貢貿易，中國政府一般不進行抽分。抽分或抽解作為一種人口稅，為唐宋以來已有的制度。但明代為懷柔外國起見，對於貢船附載來華的貨物，不論在會同館或市舶司所在地出賣，多不向外商徵稅，而且還“厚來薄往”，大加賞賜。因此，明代雖然仍設“市舶提舉司”，但與前代市舶司“通市舶”的職能定位已大有不同。

明代將諸國進貢攜帶的物品分別為三類：一是國王貢獻方物，名曰正貢；二是國王附搭品，名曰附來貨物；三是使臣自進貢物。第一、三兩種皆為進貢品，必須進奉皇帝；第二種則屬商品性質，貢使可以在市舶司所在地或者京師的會同館（外賓招待所）開市貿易。這就是明代朝貢貿易的具體形式。當然，這些交易都必須是在官方的監督之下，參與貿易的中國商人也受到嚴格的審查。

但到明代中期，來貢的次數和人數越來越少。入貢的諸國又不守貢制，往往挾帶私物。歐洲人也已經來到了中國海岸。他們的目的原本就是通商，朝貢實非所願。到弘治年間，明朝改變了所謂的懷柔政策，改行梁方仲先生所言的“收入的政策”，對於進口的外國貨物，均嚴厲執行抽分。根據有關記載，明政府對於外國使臣的貨物，十分之五抽分入官，五分給還價值，以錢鈔相兼支付；如果是國王、王妃的貨物，給錢六分，鈔四分；使臣等人的貨物，給錢四分，鈔六分。但是奉旨特免抽分者，不為例。

其後，隨著外商來華數量的增加以及中外貿易的發展，明朝制定了更為詳備的進口稅收制度——舶稅：一是以船的長度計算徵稅，稱為水餉，由船商承擔。西洋船面闊一丈六尺以上者，徵餉五兩，每多一尺，加銀五錢。東洋船小，減徵西洋船的十分之三。二是按貨物多少，計值徵稅，如胡椒，每百斤抽稅銀二錢五分，由鋪商交納，稱為陸餉。三是加徵去呂宋貿易回來只載白銀的船隻，每船加徵白銀一百五十兩，稱為加增餉。同時在福建海澄設立督餉館，專責其事。這和宋元舊制已經相差較遠。也是明朝外貿政策趨於正常化的重要標誌。此後直到明朝滅亡，迄無大變。

　　清代的朝貢貿易及對外商的管理

清初由於鄭成功佔據臺灣地區等原因，重新拾起了朝貢貿易體制，非朝貢不得貿易。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想在北京設辦事處，增加貿易地點，進行正常的所謂“國際貿易”，當即遭到乾隆皇帝的嚴詞拒絕。因為清代的朝貢貿易制度大體與明代類似，不再贅述。由於感受到歐洲人的勢力在亞洲的進一步擴張，清朝對來華的外商採取了比較嚴格的管理措施。

首先是減少通商口岸。起初，清政府在廣州、漳州、寧波、蘇松（今連雲港）四個對外貿易港口設立海關管理對外貿易事務，但只有廣州、寧波海關可以接待外國商船。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式諭令，僅限廣州一口通商。直至鴉片戰爭前夕，廣州以外各地口岸均奉令關閉。外國商船隻能在廣州停泊、交易。

其次頒佈法規，限制藩商來華的規模和自由。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廷頒發《防範夷商規定》。根據該法，外國商船進口之後，必須集中停留在黃浦地方，並抽調官兵巡邏彈壓。進行交易限於廣州一地。賣貨完畢後，必須依期回國。沒有售賣完畢的，也不許在廣州停留，改去澳門居住，貨物交由洋行代售，下年歸國。同時規定，非開洋行之家，概不許窩歇外商。外商買賣貨物，必令行商經手，方許交易。如果洋行有故縱夷商，以致作弊者，分別究擬。嚴禁內地商人和民人與外商有經濟往來（如借貸），違者“照交外國借貸誆騙財物例問擬。”不許為外商探聽內地商業行隋。如果發現，連同傳送訊息者，一併嚴拿究治。

從另一方面看，當時進行一些限制也是必要的，因為中外往來的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如果不加限制，那麼對中國是不利的。此外，明清的外商與中國的貿易帶來了十分豐厚的白銀輸入，故其消極作用是不能與海禁的危害相提並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