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宮的前世（上）：昭慶寺飛出去的金色蝴蝶
本文轉自“城市秘密”微信公眾號
這是城市秘密從武林路走向城西第一區塊：武林寶石的最後一個段落，感覺說到武林路、環城西路都是很久遠的事了，抱歉，城市那麼深遠，我們有時會拐到小徑上看個風景，但是主線我們不會忘記，它依然在指引我們走向必然。今天給大家帶來的是六公園少年宮的故事，少年宮從一個“空”的故事講起……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曾經遍佈杭州的名山古剎，大多已經隨著時間消亡在歷史長河之中。興廢存亡，本來就是萬物流轉的題中之意，不過當我們踏上昭慶寺裡街眺望西湖的時候，還是能感覺到這座千年古剎隱匿的氣場。
1925年昭慶律寺前的萬善橋和天王殿（馬爾智攝）。昭慶寺先名菩提院，後改稱為“昭慶律寺”。因寺中戒壇曾成為國內僅有的三家擁有戒壇的著名律宗佛寺之一。宋氏南渡之初，崇道抑佛，昭慶寺一度成了軍隊教場，直到南宋紹興末年（1158-1162），這裡才恢復為佛寺。香客從湖邊碼頭登岸後，沿著石板路穿過石牌坊和山門，便是天王殿前的萬善橋。
曾經盤踞在湖山咽喉處的大昭慶律寺，千年來興廢多次，在南宋紹興年間遭火災之後，遺址大放佛光，牛羊到了這裡會跪下來吃草，好事者挖掘出古碑一塊，上刻“古燃燈佛降生之地”。於是僧侶重聚，信眾雲集，寶剎重開光芒，又成為律宗叢林之最，配享無上榮光。
昭慶律寺後殿的石碑（1929年，艾術華攝）
至今，有多少杭州人還記得昭慶寺的故事？
不著急，文脈雖然蟄伏，此間仍有靈性。
1929年，順利圓滿地舉辦第一屆西湖博覽會成為了杭州的頭等大事，時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南潯人張靜江決心要打造一個“浙江曠代之盛典，湖山空前之嘉會”。為了烘托氣氛，盛會期間每逢週三週日兩晚，都要在西泠橋邊燃放焰火。當時焰火所需火藥甚多，不能一次完備，只好放在距離西泠橋附近的昭慶寺內現場製作。7月28日下午5點，太陽西斜，南風和煦，突然有沖天火光從昭慶寺內耀出，火借風勢，舔食昭慶寺萬壽戒壇等七個大殿，連綿兩個小時，千年古剎具成焦土，曾俯視湖山百年的莊嚴佛像也都化為灰燼。僧人流離、工匠斃命，沖天火光將門前西湖映成赤水，漫天的金色蝴蝶飛灰裡，大昭慶律寺由此斷代，梵聲佛唱戛然而止，留給杭州人的，只剩下地圖上的一個名字。
昭慶寺後殿廢墟。昭慶寺作為西湖博覽會的煙火製造地發生走火，撲救不及，整整燒了兩個小時，昭慶寺萬壽戒壇的七大間房屋悉成灰燼，僅剩戒壇上的這座銅像還留存著。清理現場時，還發現兩名煙火技師死於火災，這場火災損失不下3萬元。兩年後丹麥建築師艾術華來杭考察佛教建築拍下了這張照片，仔細觀察銅像後發現其是在光緒16年（1890年）製造。
宋真宗天禧四年春（1020年），新年剛剛過去，湖山霜寒露重，城市靜謐，日光昏沉，有群鴉從西湖南面飛來，低低掠過大昭慶寺山門，在大雄寶殿上盤旋良久。
62歲的紫袍法師、後世被奉為淨土宗七祖的省常正在寺中端坐唸佛，片刻，弟子和正月裡來燒香祈福的信眾聽到這位老人厲聲喝唱：“佛來也！”隨即入滅。
根據親見省常圓寂的弟子敘述，法師坐下地面呈現出光輝的金色，好像有無限光明蘊藏在地表之下，一瞬間要噴薄而出的樣子。
“先得樓”，又名望湖樓，建於乾德五年（967年），相傳為吳越忠懿王錢俶為昭慶寺在寺前臨湖建的“看經樓”。望湖樓遷址後仍在。畫作者：許贇。
弟子與信徒自然相信省常法師已登西方極樂世界，一時間鐘磬齊鳴，佛號四徹，震起落在屋簷上的鳥雀，拍打羽翅越過萬壽戒壇和東西塔院，徑直向寺後的棋盤山上飛去。
這一幕發生在一千多年前的大昭慶寺。在杭州僧人省常圓寂時，由宋真宗御賜的“大昭慶律寺”的匾額才剛剛掛上沒幾年，他在此落髮出家之時，此處僅僅是地方上的“菩提院”。
省常以敏銳的政治嗅覺、長袖善舞的交際能力和超前的品牌推廣意識，奠定了這座千年古剎的基礎，為其後世的輝煌盛景和崇高地位埋下了種子。
昭慶寺大雄寶殿背面。它是一個歇山頂五開間的建築，它也是現在杭州僅存的昭慶寺建築。1931年艾術華拍攝。
重修後改作“聯歡廳”的昭慶寺建築，結構從單層改成了雙層。
少年宮內的聯歡廳，這也是杭城千年古寺、西湖“四大叢林”之一大昭慶律寺唯一遺留下來的建築——-大雄寶殿。大殿為民國初年按舊制重建。
人物關係表：
省常大師（959～1020）：字造微，俗姓顏，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宋代高僧，淨土宗七祖。7歲即出家，17歲受具足戒。曾為杭州西湖昭慶寺主持，創白蓮社。
允堪法師（不詳-1061）：北宋僧人，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允堪幼年出家。初學各宗，後專律部。仁宗時，在杭州昭慶等寺立戒壇，授戒法。著《行事鈔會正記》、《戒疏發揮記》等，對宋代律宗較有影響。
李叔同（1880—1942）：著名音樂家、美術教育家、書法家、戲劇活動家，是中國話劇的開拓者之一。他從日本留學歸國後，擔任過教師、編輯之職，後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剃度為僧，號弘一法師。
省常天資聰穎，七歲出家，十五落髮，十七歲受具足戒，二十五歲時，由錢儼上表宋庭，奏賜紫方袍。錢儼是吳越國主錢俶的異母兄弟，在吳越國和宋朝歷任要職，頗受宋太宗信任，紫袍法師是當時佛教界地位最高的象徵，由皇室頒發，是莫大的榮耀。能得到錢儼的舉薦，說明省常此時已經成為吳越地區首屈一指的高僧。
宋淳化年間，31歲的省常成為大昭慶寺的主持，他有了施展自己抱負的平臺，開始著手組建“白蓮社”。表面上來看，“白蓮社”是為了集合廣大德才兼備之士，學佛禮佛，共修淨業。早在東晉時，高僧慧遠就成立過“白蓮社”，作為中國佛教史上最早、最著名的僧俗團體，“白蓮社”這個品牌在名僧雅士中口碑甚佳，就算是對那些本非信徒，但是喜好附庸風雅計程車大夫們，也有強大的號召力和吸引力。
釋省常大師圖，俗姓顏。字造微。七歲即厭俗，十七歲受具足戒，戒行謹嚴。世稱錢塘白蓮社主，又號昭慶圓淨法師。
曾經自刺指血，和以墨汁書寫《華嚴經·淨行品》的省常當然是一個堅定的佛教信徒，但是並不意味著他不聞窗外之事，尤其是當他成為了一方僧首之後，越來越感覺到來自儒家正統對佛教斥之為“異端”的壓力。
從唐朝韓愈開始，當他寫下《諫迎佛骨》開始，儒家士子開始一場大規模的排佛運動，韓愈認為國家層面不應該提倡信仰佛教，他列舉歷史上佞佛的皇帝國運不長，反而得禍。唐憲宗閱後大怒，將韓愈貶官潮州。他的政治主張雖然以失敗告終，但是排佛思想卻影響深遠。
到了宋初，也就是省常所處的時代，隨著儒學和古文的復興，朝廷中出現了不少恪守儒家立場的反佛之士。他們以韓愈為榜樣，力詆佛教蠹國害民，荒誕不經；僧人不事生產，白受百姓供養。北宋古文先驅柳開曾撰《韓文公雙鳥詩解》，認為為害百姓的，莫大於佛和道，都是異端，並非仁義、禮樂、父子、君臣等儒家正統，“周公不為公，孔丘不為丘”。
大雄寶殿和天王殿之間的五開間過渡門廊與香爐，穿過門廊，便是大雄寶殿的正門。右圖為寺內梆木魚，用於召集僧眾起床吃飯唸經等。從其大小就可看出當時昭慶律寺的規格之高。艾術華、費佩德拍攝。
省常意識到，剛從晚唐、後周毀佛的致命打擊中恢復元氣的佛教，正需要統治階級的鼎力支援、需要作為精英階層計程車大夫們的鼎力支援。多年之後，曾有人對省常過於頻繁的社會活動有所非議，以至於這位大德高僧也免不了動了嗔念，他私下和門人弟子發發牢騷：我朝開國以來，士大夫們尊崇古文，且大多效法韓愈，排斥佛教。所以我借慧遠公的事蹟，結白蓮社來誘導士大夫，使他們紛紛從佛而化，接連撰文稱道佛法，皈依我佛。這樣可以阻塞異端，護衛佛教。“世人不知我心，居然把我當成沽名釣譽之人！”
省常靠什麼交結人心，默化眾生呢？除了他勇猛精進，佛法高深之外，主要因為詩寫得好。當時文壇名宿宋白認為，省常詩歌造詣，與南朝詩僧湯休、唐代皎然不相上下。
省常主動出擊，“以秀句相招、以清吟相誘，貽詩京詩，以招卿大夫”。而且選人極準，一出手就拿下了時任兵部侍郎的王旦，幾年之後，王旦拜相，成為天下士子的首領。
左圖：大雄寶殿後面的兩個燒紙爐之一。右圖：從邊門看天王殿的正門。艾術華1931年拍攝。
高官入社，恰似風向指標，短短几年，“白蓮社”就聚集90多位社員，京朝官約佔80%；其中宰相、皇帝的秘書、顧問等高官約佔三成，有“四宰相、二參政、五尚書、一狀元”之說，其餘包括樞密大臣、翰林學士、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寺卿少卿、郎中侍郎，從天子近臣到地方官吏，一時間英才濟濟。
省常雖居杭州，但是耳目極靈，王禹偁（音同稱）在揚州當官時，上疏嚴厲抨擊僧人蠹國害民：漢明帝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事生產，卻享用衣食……先帝患病，施捨更多，如佛有靈，為何沒有降福先帝？
楊爾曾《新鐫海內奇觀·十卷》（杭州夷白堂刻，明萬曆37年1609刊）中的昭慶寺、大佛寺圖。
此疏堪稱王禹偁平生最重要的政論，剛剛登基的宋真宗看過後，立即召他進京述職。同一年，這位抨擊僧人的王禹偁在收到省常的邀請詩之後，寫詩唱和並加入“白蓮社”。其中有“謫官不得餘杭郡，空寄高僧結社篇”之句。用今天的話來說，好一個大型“真香”現場。
在省常看來，這些高官名人寫了詩歌唱和佛教還沒算完。他啟用了大量的詩板，將入社詩謄寫在木板上，懸掛在昭慶寺內，如有名篇佳句，還勒石為記。可以想見，當年的昭慶寺內，風吹詩牌作響，如同省常精心編制的一張保護網：信徒看到的是佛學感悟、文人看到的是佳句絕章，而各方勢力則看到了統治階級的意志和權力的佑護。
清朝人吳樹虛在《大昭慶律寺志》中寫道，宋朝杭州寺廟四百八十一間，其中“濱湖百剎，鐘鼓相聞，而宏敞偉麗，道風特盛者，昭慶、淨慈，對峙南北，稱兩大焉”。
明代張岱在《陶庵夢憶》中記載，每年春季，杭州桃紅柳綠之時，江浙一帶的香客雲集湖濱，從昭慶寺開始向靈隱、三天竺一線燒香拜佛。除了宗教活動，對於香客們來說也是一次大規模的採購之旅，每到此時，三天竺、岳墳等地遍佈集市，其中昭慶寺門口的集市規模最大、人氣最旺。昭慶寺山門內外，水池前後、廊道左右，全被商販和香客佔領，其中日用百貨、胭脂首飾、古玩字畫，小孩子的玩具等等應有盡有。有屋簷的地方擺了攤，空地上搭了棚，人流摩肩接踵，吆喝聲、嬉笑聲此起彼伏。有一年董其昌被請去書寫萬壽戒壇匾額，他在寺中小住，閒來逛逛集市，就在昭慶寺門口購得一口先秦寶鼎，為了表達對於此物的喜愛，專門把自己的房間叫做“寶鼎齋”。
如此紅塵萬丈，昭慶寺的山門後卻一派森嚴，它沒有修善男信女喜聞樂見的淨土宗，而是律宗，清規戒律的律，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極重修身持戒的律宗。這樣的寺院如何成了濱湖百剎中最強最大者呢？寺廟之間也在競爭，信眾、香火、土地、田舍……和俗間事也沒有太大分別。
省常為昭慶寺奠定了格局和調性，打響了品牌。他圓寂之後，另一位高僧登上舞臺，開始為昭慶律寺紮紮實實地做產品。
這個人叫做允堪，這個產品叫做律宗。
佛教有規範僧眾行為的“戒律”，而律宗，可以說是根正苗紅。《遺教經》中記載，佛陀知道自己壽將盡，安詳閉目，準備證入涅槃。隨眾們不知佛陀滅後如何使正法久住，於是公推阿難向佛陀提出四個問題，其中第一個問題就是：佛住世時，以佛為師；佛入滅後，以誰為師？
佛陀回答：以戒為師。
而律宗，就是以研究和修持戒律為主的宗派。1918年李叔同在虎跑定慧寺出家，皈依佛門後稱弘一法師，精研律宗，這個佛教中最難修的一宗。修法會苛刻到什麼程度呢？律中規定，穿不過三衣，食不逾午時，弘一法師都嚴格遵守，他所穿之衣無過三件，即使嚴冬亦是如此，有人送他夾衫厚衣，都轉贈他人。大師孜孜以求律學壇法之古風，結合現世之實際，建立一些實用有效的典章規範，以止惡揚善。
1918年8月，出家後的弘一法師李叔同（中）與他的學生豐子愷（右）。
湊巧的是，弘一法師在《越風》雜誌增刊《西湖》專號上，發表《我在西湖出家之經過》文中說：“我的住處在錢塘門內，離西湖很近，只有兩里路光景。在錢塘門外，靠西湖邊，有一所小茶館，名景春園……在茶館的附近，就是享有盛名的昭慶寺。我吃茶之後，也常到裡面去看看。”不知道當年大昭慶律寺的記憶，對於他日後的佛學研究領域，是不是有所啟發。
慶曆七年（1047）春天的一個晚上，允堪在半夜看到南天王八將軍之一的韋天現身雲端，說話還很客氣，謙稱自己為弟子，尊稱允堪為師。他說，您現在修行的地方，是古燃燈佛降生地，是最吉祥的地方。希望您能延續古佛神聖的使命。我呢，從西天竺取來了香泥和白牛糞，還有金剛王座下的土壤，四個大海中心的水，用這些材料建築戒壇。使得登臺受戒者，即刻成佛，四方信徒若是按照戒律行事，不會墮入地獄，您應該承擔起這個責任。
允堪於是成立地湧戒壇，寓意是戒壇自地下湧出，非人力而為。仁宗聽說這件事後，下詔命令允堪登臺說法。這個戒壇屢次重修，到了清代最後的面貌在《大昭慶律寺志》有所描述：“後殿五間，高六丈六尺六寸。中築萬壽戒壇，壇奉盧舍那佛。御書‘深入定慧’匾額。後壁畫《大士過海像》，董旭、顧升合筆。石碣刻‘古燃燈佛降生之地’八字。”戒臺上有一面素淨的白石膏屏風，屏風前面是鍍金的盧舍那佛。
昭慶寺內萬壽戒壇舊照。馬爾智1925年拍攝。浙大教授沈弘先生曾在馬爾智的日記中找到這個戒壇的描述：“這是一座石臺，約9米見方、一米多高，頂部圍著雲紋石欄，石臺外壁每一側各有五組浮雕，深嵌於石壁中。屋頂很高，鴿子們在椽子上和大燈籠中築了窩。自從軍隊入駐之後，這座寺院就沒有再舉行過接受新僧眾的受戒和剃度儀式。”
昭慶寺每年三月三日開始登臺說法，海內僧眾雲集於此，除了允堪之外，還推舉精通律義、能通五宗駐典的耆德高僧，登臺說法授戒，僧眾跪而聽之，謂之受戒，此事一直延續到清代。甚至是‘年年湖上戒壇開’，而‘民間好善者，亦皆皈依聽說佛法’……到了清代，由於康熙皇帝的生日是三月十八日，所以改定於每年三月十八日放戒。”
受戒的僧人經過考核，名字錄入花名冊《同戒錄》。高僧宜潔律師說，我們一同受戒的人，以後就是律宗的人，從此以後為沙彌、為比邱、為菩薩，大家都可以成佛了！
散會之後，受戒僧人得到一張戒牒。
這張戒牒有什麼用呢？
明朝洪武年間，禮部尚書張呂根據聖旨的精神下了一道命令：“天下各寺院僧人、行童，願要遊方參學，共相講明經義，傳誦戒律，所遇官司毋得禁他……行腳僧人受戒，依善知識住處結壇說戒，講演經典，若遇關津把隘，官員人等不得阻擋……如朕親臨，教訓圓明無如佛上法寶，永為定例。”意思這個是僧人的萬能通行證。
左圖：昭慶律寺大雄寶殿內的西方三聖，1931年艾術華攝。右圖：誦經伴奏的法器銅磬，法器表面有佛教特殊圖案，並架於紫檀木雕刻的架子之上。磬體上赫然刻有“昭慶律寺“等篆體大字。1920年費佩德攝。
在使用者籍制度把人捆綁在屬地的古代，有了這張戒牒，就可以不用路引，無需申請，自由行動了。
到了清朝順治十七年，清世祖要求禮部定一條規矩，有了這張戒牒的僧人，有資格去其他寺院山林，講明經義，弘傳戒法，用報國恩。
昭慶寺簡直是佛教界的組織部，難怪嘉慶年間杭州進士田汝成說：“人受戒牒一紙，其文云云。得之者，若士人之應舉中式雲。”
而杭州昭慶寺戒壇，為天下僧人受戒之所，得南山宗之髓者，唯昭慶允堪律師，固知傳天下律宗，推昭慶律師為最上矣。
昭慶律寺的僧眾早上4點就得參加早課誦經。艾術華1931年拍攝。
這是把產品做成了標準。
這個標準延續千年，美國駐杭州領事館副領事雲飛得在1906年出版的《天堂城市——杭州》一書中描述道：“在昭慶律寺，每年有眾多僧侶獲得他們的戒貼和證書。這個證書對它的持有者來說有著很大的實際價值，因為無論走到哪裡，戒帖均是一種介紹信和通行證。在僧侶當中，這個戒帖就意味著金錢和榮譽。”
每年農曆三月，在昭慶律寺召開戒會，在受戒儀式結束之後便頒發戒帖。整個過程包括立誓、受訓、頒帖三個步驟。每位受戒的僧侶大約需交納十塊銀元，而且必須在寺裡住上一個月。每位僧侶最基本的三戒是：戒酒、戒色、戒葷。然後受戒者跪著，由寺中方丈在其削光的頭頂上燙出幾個香疤，每一個代表一所立的一個誓。這個儀式可以解釋為什麼和尚頭上都有幾個疤。據說，如果受戒者是個沒有罪孽的好人，那麼整個過程是沒有痛苦的，但如果他有飲酒、好色的惡習，那麼其痛苦是難以忍受的。
左圖：昭慶律寺的僧眾手拿玉磬。它用一整塊厚重的玉石板總成，並在上面穿洞用繩子拴住。可能是用於召集用齋或是供夜晚守更巡邏之用。右圖：寺內一位正在當值的僧眾。他身後的櫃子裡掛著一張張小紙條，可能是供香客們求籤解答之用。費佩德1929年攝。
從此，昭慶寺品牌也有了，產品也打響了，最後它宏偉廣大到什麼程度呢？到了清朝，天子駐蹕杭州，而昭慶寺蒙屢幸，成為了當時法苑之盛事，叢林之巨典。
康熙二十八年，皇帝駕幸昭慶寺，賜龍燭名香供設佛前，五十二年，順成王諾，奏請頒賜《藏經》六百七十函；
乾隆五年，皇帝欽賜《藏經》全部，十六年，乾隆來到昭慶寺，欽賜哈達供佛並手書“深入定慧”匾額；
乾隆二十二年，皇帝又來到昭慶寺禮佛，視察定觀堂；乾隆二十七年，乾隆陪同皇太后去定觀堂看了看，賜掛包一對；
三年之後，乾隆又陪同皇太后前往昭慶寺，賜供佛香燭銀二十四兩。
左圖：昭慶律寺慶雲堂內紙糊的鎮壇大將軍。這個神像在水陸道場做完後會被燒掉。艾術華1931年攝。
從當時的寺志來看，昭慶寺已經是巍巍大剎，東臨是古新河，大致與現在的環城西路平行。元末張士誠擴建杭州城垣，西面以此河為護城河，亦名“西城河”。西臨保俶路，當時此處還是松木場河，河流南通西湖，往北至八字橋與西溪相接，當年康熙帝去西溪遊覽，就是從松木場河上船，一路行船至西溪。北至慶忌山塔， 慶忌山塔在今省人民大會堂範圍內，因此可以推測，當年昭慶寺的北界，在鳳起路與省府路之間。南則面對西湖，山門之外便是一汪碧水。
昭慶寺放生池
昭慶寺四面皆為水，也就是北面水少點，但據鍾毓龍《說杭州》記載，慶忌塔“塔基下有池，深不可測”，前人曾附會這裡是春秋時吳國公子慶忌的磨劍之處。
為何如此？明張岱《西湖夢尋》說到昭慶寺，第一句就是：“昭慶寺，自獅子峰、屯霞石發脈，堪輿家謂之火龍。”寶石山篇章裡我們已經說過火山噴發造成山體。既然是火龍，就要用水去鎮。但四面圍水，還是沒能鎮住火龍。回溯這座綿歷千年、不斷被歷代帝王敕賜、命運多舛的律宗大廟，則是屢建屢毀，屢毀屢建。它在宋元之季三毀於兵，則三建；二災於火，則二建；而到明代卻是五毀於火，則五建；清代亦復如此。
毀於兵好理解，昭慶寺位於錢塘門和武林門之間，不管哪路人馬要攻城，這裡都是要害處。清朝人戚令畹著《募修西湖聖塘橋小引》說：“然則斯橋（聖塘橋）也，非特湖上萬家之咽，實西湖三郡之鑰也。”昭慶寺正好處此要津，清末太平軍攻入杭州時，以錢塘門為突破口，該寺又化為焦土。
上圖：昭慶寺內廚房。從圖中可見灶臺規模之大，做飯燒菜都用大鏟子。也從側說明當時僧眾和香客人數眾多。下圖：齋堂內僧眾吃飯祈禱時的情景。日常用膳時，用的是青瓷大碗，一碗米飯，一碗蔬菜。
昭慶寺最後一次火災，是1929年西湖博覽會期間。該年《申報》報道：“西湖博覽會每逢星期三、星期日兩晚，在西泠橋畔，燃放屯溪焰火，其焰火製造處所，原在童公祠內，後以製造時未免有危險發生，特移到會外，假西湖昭慶寺為製造處所。前（二十八）日下午五時許，正在製造，忽不戒於火，一時烈焰沖天，延燒兩時許，將該寺萬壽戒壇七大間，完全焚燬，莊嚴佛像，悉成灰燼，總計損失不下兩三萬元，並燒斃扎工兩名。”
此次火災之後，當時的僧眾也發過重修的願，四方哀請籌款，預算十二萬，當局批覆擬撥款六萬，其餘部分自行募化，但是山河動盪，時局混亂，昭慶寺已有軍隊入駐，最後也就不了了之。
杭州作家許麗虹曾撰文回憶昭慶寺的最後歲月：“1926年西湖邊拓建馬路，拆除了天王殿、萬善橋，填掉了橋下的青蓮池。
萬善橋。西面還另有一座涵勝橋，西湖水流經涵勝橋和萬善橋後，注入青蓮池，然後水流向東匯入一條小河。
現在少年宮南門西面的小橋，可能也是根據原來昭慶寺西面的小橋重修的。
上世紀50年代，拆除昭慶寺靠近湖邊的大成殿，改建為一個籃球場。再後來，又拆除了球場周邊民房，拓建成廣場。
1963年6月1日，兒童節，杭州市少年宮在原昭慶寺舊址上建成，當時的浙江省省長周建人為少年宮開宮剪綵。
“文革”中又拆除其餘一些建築。到80年代初，少年宮廣場改建，栽種了許多花草樹木，空間高低錯落，四季色彩繽紛，成為現在大家看到的市民休閒廣場。”
80年代的少年宮老照片
少年宮大門前的一棵古樟樹依然亭亭如蓋，俯瞰眾生。
昭慶寺舊址在現在青少年活動中心，1994年基建施工過程中，將原昭慶寺大殿前方的古井抽乾後，發現了一批器物。經過搶救性發掘後，一併清理出23件文物，其中有崇禎款銅香爐，宣德款連座帶蓋燻爐，青銅人物燭臺等。這些文物目前還在杭州市博物館展出。據講解員說，這些都是寺廟中禮佛日用之物，很有可能是僧人為了逃避兵禍，藏入井中，但卻沒有料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昭慶寺部分出土文物。銅燻爐、人形花觚、燭臺。
下一期，我們將來和大家講講少年宮的今生，這個地方和杭州人民的記憶緊緊相連，誰的童年沒有少年宮呢？如果您有回憶，也請聯絡我們，或者直接在推文下方留言，謝謝您的閱讀。
參考文獻：
［1］《追尋昭慶律寺的昔日輝煌_挖掘外國友人為我們所儲存的歷史記憶》沈弘
［2］《杭州青少年宮出土的昭慶寺法器》邵玉貞
［3］ 杭州日報《定格昭慶寺》沈弘
［4］ 《天城記憶》羅伊·休厄爾、沈弘
［5］《大昭慶律寺志》張一新
［6］ 《試向西湖植白蓮-昭慶寺中的西湖蓮社》劉巖、沈倩嵐
［7］《佛法之淵——杭州四大叢林歷史圖鑑》靈隱寺、浙江大學沈弘教授團隊、光泉
END
圖文來源：城市秘密
杭州歷史建築微信平臺編輯整理
點亮在看，支援杭州歷史建築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