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章草的取法與創作

絞鋒怎麼形成

作者王曉光

王曉光：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西泠印社社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濰坊市書協副主席，《書法研究》雜誌副編審。

當代章草的取法與創作

與行書、今草等主流書體相比，章草仍是當前書法創作中的小宗，章草書家們雖創作了一些精品力作，不過總的看，章法書法仍不算興旺，創新型章草亦不甚景氣，能開時代新風的作品也不多。探其緣由，取法借鑑是一個重要因素，許多人的章草取法還是老一套、甚至相當單調：或承襲傳本皇象《急就章》體缽，或一味摹習陸機《平復帖》，或主攻現代王蘧常等書家的寫法，而對巨量的出土簡牘帛書跡的研究借鑑不夠或不太到位，漠視秦漢簡牘中的草書（章草）書跡，至少是對寶貴新資源的浪費。

章草的取法與創作

當代章草取法視角不夠寬廣，取法途徑少，容易形成書風雷同局面

一個現象是取法求近而舍遠。比如有研究者說的當代章草“令人驚異地拋開了索靖、趙孟頫、宋克靈活遊動的章草，而對當代老一輩書法家王蘧常的章草卻傾盡全力。”［1］以篆籀之法寫章草、筆圓而勁足、省減之極、含高古渾厚之意，是王蘧常章草特色。這種風格有著誘人的獨創性和新穎度，被人們追捧仿效很自然。有學者指出：“新時期以來書壇上出現的章草熱，基本上是因為王蘧常的出現才引發的。”［2］不過大家都去追仿這一家，很容易造成同質化、雷同型章草。這是取法較單一的一個例子。

二是取法元明人章草或刻帖章草。章草自魏晉以後即趨式微，唐宋少有問津者，元趙孟頫復起倡導章草，鄧文原、康裡子山等助其瀾，宋克等明代書家承續之，令章草千餘年後再現盛景。然而元明人寫章草，都是築基於刻帖，即魏晉人的程式化的章草（皇象《急就章》、索靖《月儀帖》等），只顧“突出雁尾，呆板程式，聊備一格而已。”［3］當代有作者仍然主攻皇象、索靖等的章草，這其實仍在走元明人老路，取法僅止於此則新風難以自樹。當然也有不少作者致力於章草與今草的糅合，然而若視點仍囿於傳統刻帖＋陸機等晉人草書、孫過庭等今草，則視角仍嫌過窄，因為漢晉簡牘墨跡（內含大量漢人章草、今草及章今雜合的墨書）資源仍未被拿來借鑑。

三是直取陸機《平復帖》等作品。一些作者依憑《平復帖》的基礎上稍做變化，但總離不開《平復帖》影子，同樣形成多人一面的現象，即便這樣的作品屢屢在展賽中獲獎、入展，但若僅止於此，未來的進一步發展提升並不見得明瞭。

某些章草愛好者僅止於形式的簡單模仿，或擷取某些經典章草的筆畫用於自己的創作，而沒有全面、深入研究章草體演化的來龍去脈以及經典的本質特徵，或“著意於依著葫蘆畫瓢式的摹古手段而疏於文字本身的結構要素”的思考［4］。字結構為章草難點之一，王蘧常上溯三代以求篆籀隸等體與章草體的融通，形成個性化的精簡結字法。規範的章草體具有草法謹嚴、筆畫精省、波磔分明幾個特點，如王世鏜《論草書章今之故》中所概括的“謹飭”、“骨格”、“嚴重”、“迴圈一致”等，卓定謀《章草考》對章草簡約筆畫做出統計：“章草畫數，自四畫至八畫者最多，而十畫以外則屬寥寥。”簡牘墨書中，像尹灣草書簡《神烏傅》，雖不致“謹飭”，波角亦未氾濫，但筆畫減省度不遜於後漢典型章草，在西漢晚期，《神烏傅》式的“刪難省煩，損復為單”［5］也有普遍性，與之近似的有《爰書誤死馬駒冊》等作，它們並非增加或誇張弧形筆畫就能得其精髓的。師法不同時期的章草書，須針對不同物件特點分別對等，而不能簡單模仿外形。

由於章草創作畢竟是整個草書創作系統內的小宗，專攻章草的書家仍較少，尚未形成群體傾向、群體行為的章草創作，較大的、成熟的章草創作流派不多見，章草創新之作不足以高標自樹，遑論形成鮮明的（章草）時代風格或引領風騷者。

簡牘草書借鑑與當代章草創新

張懷瓘《書斷》說“章草即隸之捷”，今人裘錫圭認為章草是古隸的俗體發展而成。就已有墨跡資料看，自秦簡至西漢前期簡牘，再到西漢中後期簡牘，可以看出隸變、草書形成的軌跡，亦可看出章草發展、成熟過程。要實現當下章草求變出新，就不能不做章草體的溯源工作，也就離不開20世紀以來特別是近30年出土的簡牘帛書跡；不但要研究西漢初古隸形態，亦須上溯秦隸乃至秦以上，以梳理整個隸變過程及草體演進，理清章草源流。 王蘧常先生透過溯源來研究、創作章草的做法，能給我們很多啟示。

作者考察雲峰、大基、天柱諸山摩崖刻石

已出土的簡牘跨戰國至魏晉，可供章草借鑑的墨跡頗多，以下幾個環節或可作為章草創作借鑑的重點：

裡耶等秦簡。

裡耶、放馬灘秦簡有一些草率字跡，還不是後來意義上的“草書”，只是基於實用目的的草率隨意書寫，但它預示了書體演進的傾向，在隸變程序中意義重大。秦簡中的草寫是漢代草體的前身，其中各種約省法、變曲為直、弧形筆、點化筆等，都含演變為章草等草法的趨勢。探究秦簡草寫有助於上探章草前身。

漢簡草書。

其一是純章草墨跡，如尹灣簡、居延簡等。前者有《神烏傅》、《集簿》，均是西漢晚期章草書，《神烏傅》結構自如，字形變化多，全篇13個“之”字各不相同；《集簿》筆觸、筆勢的和諧一致性頗值得品味。後者代表作有東漢初的《爰書誤死馬駒冊》等，該冊草書筆畫更加純粹，點線、筆法更為統一，整篇的諧調性較《神烏傅》更勝一籌，可作為簡牘章草典範。

其二是章草兼有今草筆意者，如《武威醫藥簡》、《王駿幕府檔案》等作。敦煌馬圈灣草書代表作《王駿幕府檔案》（新莽時）用鋒特色鮮明，有大量提頓筆和絞鋒筆法，這既形成點線粗細差別，也萌發早期今草筆意。居延《寇恩事冊》、武威《醫藥簡》同樣有著頓挫用筆、解散結構、點化筆普遍等特徵，甚至驚現了後來新體（早期今楷、行、今草）因素。章、今間雜者還有《永元兵物簿》《致尉曹吏書》等簡。這些草書反映了書體變動發展期內實用書寫中的複雜情形及由此引起的豐富多彩的筆墨效果，它們能給當下章草創作不少啟迪。

東牌樓簡草書。

2004年出土的長沙東牌樓簡填補了東漢末簡牘墨書空白，其中有大量草書簡，而且大部分是早期今草，處於今草形成、發展階段，遺存某些章草痕跡，還有部分屬章、今草間雜的作品。東牌樓簡草書可使我們理清西漢後期——東漢初——東漢末這段時期章草成熟到式微、今草興起與發展的軌跡，這些墨跡當然有益於我們的章草創作與創新。

近幾十年以來出土的新書法遺蹟極其豐富，二千年前古人手書墨跡（簡牘帛）有傳本刻帖不具備的優勢，就章草而言尤其如此。元明清人只能依據刻帖學章草，今人則可以把玩、研究、臨習漢魏真跡，當代章草作者乃至行、草書作者完全可以面向這個新世界，對它們進行研讀、汲取、融通，並藉以寫出個性風格，而不是一味侷限在《平復帖》、《急就章》以及宋克、沈曾植、王蘧常們。

寫章草易流於程式化，或只把握了波磔一類細節而缺失了氣質精神，如八屆國展獲獎作者談創作時王冰所說：“章草高古，但容易寫‘板’、寫‘僵’、寫‘死’。”［7］除了參入六朝、隋唐人今草以求變化外，融入簡牘草書實為明智選擇。

王曉光 楷書荷風松月聯

西部殘紙文書中含大量章草、今草、章今間雜作品，如《華玄殘紙》《得必安殘紙》等，這些書跡大多屬於十六國前期，上距漢魏不遠，保留較多古意，可看作漢魏草書古法與江左名家今草的“連線點”，除去技術上的啟示外，其存留的時代風氣充斥於構字、用筆、面貌上。

另外，六朝以降章草墨跡也是參考資料，敦煌寫經行草書（唐代作品）兼具章草意味，古意內含，如《妙法蓮花經玄贊卷》、《妙法蓮花經明決要述卷》等，它們與紹興本《出師頌》風格有些相近。宋黃伯思認為《出師頌》已經離魏晉人的章草書有了較大距離，只存少許古體遺風，是很有道理的。該本《出師頌》實為章、今之融合，如同《妙法蓮花經明決要述卷》等含章草意韻的作品，《出師頌》等作的融合比元明書家那種章、今雜糅來得自然些。

“漢魏風骨”被後人津津樂道，“漢魏的凝重與濃郁”、“漢魏的莽蒼之氣”（韓玉濤語）不僅體現在碑版隸書中，也流露於簡牘筆墨間。力感與骨勢是書法必備因素，章草亦然。索靖書“銀鉤蠆尾”、“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漢晉書法的質樸厚重、骨勢力感在《急就章》等刻帖以及《平復帖》等墨跡中可以體味出，同樣也顯現於簡牘墨書裡。宋克曾大力誇飾章草波磔的稜角感，雖波險太過，於當時卻令人耳目一新；晚明張瑞圖將章草曲勢結構、圓轉筆法改做直勢方筆，造方勢、顯圭角，令其草書個性凸顯；民初沈曾植也突出章草的波磔稜角感。他們的做法強化了章草的骨勢、勁力色彩。王蘧常章草外表曲圓，卻外圓內方、勁力充盈，線條絕不孱弱虛浮。凝重與沉鬱之氣、骨鯁之感，乃章草應具有的精神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