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為家》:身份認同缺失是贊恩式悲劇的根源

何以為家為什麼沒有身份

《何以為家》:身份認同缺失是贊恩式悲劇的根源

文/枕寒

劇照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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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童年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童年卻十分相似。

影片的主角贊恩生活在貧民窟,上有一個哥哥在監獄,下有五六個弟弟妹妹,最小的還不會說話。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儘管贊恩才12歲,但已經被當成家庭的主要勞動力,不僅白天得去阿薩德的店裡工作,四處送貨送燃氣罐;晚上還得帶著弟弟妹妹們到路邊售賣自制水果飲料。

或許是過早接觸社會,贊恩有著與年齡明顯不符的成熟,當妹妹還天真無邪地為阿薩德送她甘草糖和泡麵而開心的時候,他已經明白妹妹一旦來了月事就會被父母逼著嫁給阿薩德,以換取更好的生活。

因此,當他發現妹妹薩哈已經來月經之後,不但選擇幫她隱瞞,甚至策劃帶妹妹離家出走以阻止她嫁給阿薩德。但一個12歲的小男孩再成熟也難以和大人抗爭,薩哈最後還是被父親帶去嫁了阿薩德,贊恩只能一個人離家出走。

不幸就像倒塌的多米諾骨牌一樣,並沒有停下。離家出走的贊恩被未婚媽媽泰吉斯所收留,但非法滯留的泰吉斯不久之後被警察拘捕了。贊恩不得不帶著才一歲的約納斯四處賺錢,甚至重操舊業,靠撒謊換取醫生信任,以購買處方藥製作曲馬多飲料出售。

這樣的日子也沒持續多久,後來曲馬多賣不出去了,房東也回收了房子,贊恩攢的錢還藏在房子中拿不出來……走投無路的他只能將約納斯留給了做假證的攤主,以換取偷渡到其他國家的“船票”。

命運就是這麼捉弄人,當贊恩回家取身份證明的時候卻被父親告知他沒有身份證明,他的父親以及兄弟姐妹都沒有。妹妹薩哈因為沒有身份證明,在流產時無法接受醫院的救治而去世,憤怒失望到極點的贊恩拿著刀跑出去,想殺了阿薩德……

這樣的生活,用他的話來形容:就是狗屎。

影片中贊恩只露出了兩次笑容。一次是賣曲多馬飲料賺了一些錢,計劃偷渡到他國,讓約納斯挑想去哪個國家時;另一次則是影片最後拍證件照時,螢幕外的攝影師對他說“笑一下,拍的是護照不是死亡證明”。那一刻,他一定是對擁有身份證明感到由衷的開心。贊恩和薩哈均是不幸的連鎖,而身份認同的缺失正是贊恩式悲劇的根源。

《何以為家》:身份認同缺失是贊恩式悲劇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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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身份缺失是字面上的意思,即父母因為貧困沒有能力給予孩子身份證明,也沒有能力撫養孩子長大。

贊恩的父母和未婚媽媽泰吉斯都沒有身份證明,意味著沒有穩定的工作,也無法給予孩子公民身份。薩哈因沒有身份證明被醫院拒收;而泰吉斯只能躲躲藏藏地養育兒子;影片中贊恩獨自照顧約納斯的情節同樣也是在表現“沒有能力撫養孩子”這件事。

就像那個做假身份證的攤主對泰吉斯所說:“你的孩子一出生就已經死亡,任何商品都有名字、生產日期,而你的孩子一出生就是黑戶。”

雖然窮人多生孩子有很多原因,包括信仰不殺生而不墮胎、沒有條件避孕等,但像贊恩家一樣的家庭則卻屬於另外一種,即父母沒有能力改變生活的困局,希望透過多生孩子為家庭增加更多勞動力,將改變家庭命運的希望寄託在下一輩身上。孩子被父母當成帶動家庭向上走的工具。

在這樣的家庭眼裡,養育孩子和養育動物沒有差別,糙就糙,孩子能活著長大就成,而這些勞動力長大之後便能為家庭帶來收入。若有幸出了一個精英,則能帶著整個家庭走出泥沼,是一筆非常划算的、邊際效應非常大的生意。

為此,薩哈才十一歲就被父母逼著嫁給阿薩德,她的父母以為“攀高枝”,將女兒嫁給房東的兒子就能過上更好的生活。這樣的傳統不知道被延續了多久,阿薩德的母親同樣是在這個年紀就嫁給了他的父親。

當女兒去世之後,贊恩的父母想到的卻是再生一個。她對贊恩說“你失去一樣東西,真主就會給你另外一樣。”她失去了女兒,而她將再生一個孩子。

活在這樣的環境當中,孩子自然會認為出生是一件不幸的事,學會的也只有撒謊、暴力和不信任。贊恩固然有負責任的一面,但也有總是習慣性撒謊的一面。

因此,當從未被“珍惜”的贊恩,把離家出走說成去奶奶家,卻聽到“蟑螂俠”老爺爺說奶奶有你很幸運時,他露出不可思議的神情,並追隨老爺爺下了車。

《何以為家》:身份認同缺失是贊恩式悲劇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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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身份缺失,則指部分家庭成員未被其他成員當成獨立人格而是附屬品來對待。與前一種由客觀環境造成的悲劇相比,這一種同樣令人氣憤。

前段時間沸沸揚揚的“中學生跳橋自殺事件”和由此引發的關於棍棒教育的討論,均是身份缺失悲劇的典型例子。這些例子指向的都是孩子被父母當成附屬品,而不是獨立的個體來看待,個人的思考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認同,人生被裹挾,變成被操縱的木偶。

有的小孩長大以後或許能從悲劇當中走出來,而部分人則會被童年“陰影”影響一生。

身份認同缺失不僅發生了父母與孩子之間,受父母對孩子的態度所影響,身份認同缺失在兄弟姐妹當中也很常見。

重男輕女思想在國內很多地方仍然很嚴重,有些男生有很多個姐姐,並且不少姐姐都被迫放棄學業提前工作,以便為男生提供資源。

與第一種身份缺失相同的是兩者都是資源傾斜,只不過前者是向父母傾斜,或者說為家庭傾斜;後者則是向男生傾斜。不少男生理所應得地剝削姐姐的付出,同樣可以視為是缺乏對他人社會身份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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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種種都是壓死少年人的稻草,也促成了贊恩最後決定起訴自己的父母生下他。

不正常的童年,無法培養出身心健康的青年。若存在與身份不被認同,何以為家。

如果說第一種悲劇有社會、歷史、戰爭等客觀原因影響,靠一個家庭的力量無法改變,但第二種以個人意識完全可以改變。

給予他人應有的身份認同,將他人視為獨立人格來對待,恰恰是終止悲劇連鎖的方法,一如贊恩在法庭上的控訴:

“我希望大人聽我說,我希望無力撫養孩子的人別再生了。

我只記得暴力、侮辱、毆打,鏈子、管子、皮帶。

我聽過最溫柔的一句話是‘滾,婊子的兒子’,‘滾,你這垃圾’。

生活是一堆狗屎,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錢。

我住在這裡的地獄,像一堆腐爛的肉。生活是個婊子。

我以為我們能做好人,被所有人愛。

但上帝不希望我們這樣,他寧願我們做洗碗工。”

他的童年本該像他的笑容一樣。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