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單讀》可以活一百年

《單讀》懷著對世界廣泛的好奇心，從“記錄、批評、探索”出發，敏銳而清晰地捕捉新變化對人的生活和思想帶來的影響。

許知遠專欄的第 4 篇文章《許知遠專訪——單讀十週年特輯

》，許知遠帶我們走近《單讀》的變化、成長與期待。

VOL.04 / DECEMBER 20, 2019

希望《單讀》可以活一百年

直覺

當意識到自己創辦的《單讀》已經延續了十年，你的第一感覺是什麼？

許知遠

：

意外，它竟然會活這麼長。因為太忙了，我不太想得起來，但是突然被提醒的時候，其實很喜悅，也很意外。而且我對它也有新的期待，希望它可以活五十年、一百年，它應該是一個非常長久的生命。我希望吳琦能編到八十歲。因為時間的長度非常重要，很多特性都是在時間中才慢慢凸顯，我對它現在的生命力、它的方向都非常有信心。

創辦這本書系是什麼樣的契機？

許知遠：

就是好玩。因為我讀大量的西方雜誌，

GRANTA

（《格蘭塔》）和

N+1

都是當時非常喜歡的出版物。

GRANTA

的形式和開本對我的影響很大，一開始我們其實就是在模仿它，有虛構寫作、非虛構寫作、攝影，以及思想性的探討。當時中文世界的文學太狹隘了，我們想要更寬闊一點。《單讀》最初的形態是我來確認的，但我自己不是一個很好的編輯，所以具體的編輯事務是郭玉潔來做，後來是肖海生，再後來是吳琦，這樣一任一任做下來。

1889 年，

GRANTA

由劍橋大學的學生創辦，以流過劍橋的一條河流命名。19

年，編輯 Bill Buford 將

GRANTA

從一份學生刊物轉變為發行至今的文學季刊。

除了個人的旨趣和愛好，當時整體的環境如何？

許知遠：

那時候我們沒有錢，也沒有力量，我們只有一家很小的書店，還要靠工資來維持生活。當時沒有成熟的團隊來做《單讀》，就只是兩個朋友湊湊稿子，所以很難，我前幾輯操心操得比較多。

前幾輯能感受到強烈的你個人的氣質，第一輯的主題是“最愚蠢的一代？”，雖然打了一個問號，現在看還是覺得挺聳動的。當時怎麼想到去討論“網際網路對青年心理的影響”？

許知遠：

2009 年的時候已經開始出現這個苗頭。《最愚蠢的一代》是當時一本英文書的名字，我覺得很有意思，而且也很契合我當時對網際網路的看法，所以就用了這個題目。先定了主題，再圍繞主題找文章，比較觀念先行，至少前幾輯是這樣的。

哪些東西是更重要、要率先討論的，你的標準是什麼？

許知遠：

直覺。很隨機，沒有那麼多的標準。當時我們都有自己的日常工作，沒有時間專業地應對這些事情。而且本來就是因為有意思才做，我也不知道會有幾輯，我辦報刊經常辦幾期就死了，一般四期差不多，現在這個書系出來這麼多輯，對我來說已經是很意外的一件事情了。

但你對它肯定有明確的定位吧？

許知遠：

就像我在第一輯的介紹裡寫的，“記錄、批評、探索”，十年裡我們其實還是這個方向。因為我受當年紐約知識分子的影響很大，像埃德蒙·威爾遜、萊昂內爾·特里林等等。對我來說，文學、社會、公共生活、藝術或者技術，它們沒有那麼多的界限，都是我們理解自己生活和過去的方式和手段，而且彼此交融在一起，這是一個很大的出發點。

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1895—1972），美國著名評論家和作家，曾任美國《名利場》和《新共和》雜誌編輯、《紐約客》評論主筆。

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美國文學評論家、作家和教師，紐約知識分子叢集的成員，《黨派評論》撰稿人。

你覺得知識分子應該有能力討論所有這些問題，《單讀》也是如此？

許知遠：

我們當然無法非常專業地進入，那是專家進入的方式。知識分子應該有能力探討所有這些新的事物和現象，對我們日常生活可能帶來的衝擊和影響。這不一定是預見性，我覺得是一種敏感性，敏感地意識到新的變化對人的生活和思想帶來的影響。知識分子探討的不是具體的技術，而是它對人的思想狀態、行為方式本身的影響。

我自身當然有很多侷限，並且，那時候我更有姿態性，“最愚蠢的一代”，多麼具有姿態性啊！姿態性就是一定要表達立場。我很喜歡後來吳琦越來越沒有那麼強的姿態，到他這裡，立場是隱藏在文字背後的。

耐心

實際上《單讀》經歷了三任編輯，甚至作者團隊也有更換，你能感受到這三個階段具體的變化嗎？

許知遠：

其實作者很多都是有延續性的，沒有那麼大的變化，我覺得主要是編輯水準的提升。編輯水準提升之後，我們的容量更寬闊，也更有耐心了。尤其我做的時候，更是急就章式的，我根本沒有太多時間，也處在一個比現在更浮躁的時候，但吳琦天生有耐心。

除此之外，文字更充分，表達也更充分了。更重要的是，《單讀》更內生了。開始時我們帶有很多西方的視角，跟中國的現實語境進行對照，但我覺得到現在這一階段，它有更內生的東西，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變化。

《單讀》的銷量曾經經歷過一個小低谷，當時發生了什麼？

許知遠：

一開始賣得很好的，我記得前幾輯都賣到過兩萬本，那個時候能賣到這個數字很不容易的。不過，那時候人們的閱讀興趣比現在高，而且我們的發行挺好，當時我的合作者是蘇靜，後來他做了《知日》，他們很會做發行。

低谷的時期，可能是大家找不到方向。原來的方向有很多我的個人特性，中間有段時間，我們處在一個創業的盲目期，沒有心思管《單讀》，所以我的個人特性弱了，新的特性還沒有開始形成。後來的編輯把更多的心血投入其中，它才慢慢成長起來。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巨大的心血、不同的視角、漫長的等待，這些都逃不過去。

你在意銷量嗎？

許知遠：

在意，銷量是一個重要的指標。第一，如果做這些事情不僅僅是為了自己開心，而是希望去傳播某種思想、傳導某種價值觀，當然更多人看到就更有意義。第二，這也是商業上的考慮，當一本書可以自我持平、自負盈虧，它的生命力就會更長久，靠資助完成運作，對它的健康不利。

你覺得現在《單讀》作者的整體水平如何？在編輯的過程中，其實還是會感到遺憾，我們還是缺乏那種可以真正迴應問題的創作者。

許知遠：

可能才智一流的人沒有幹這行，他們去創業，或者去幹別的了。另外，目前每個行業都沒有特別蓬勃的創造力，不僅是這個職業，普遍來講，我們處於創造力比較衰弱的時候。第三個重要的原因是，全球都不知道怎麼去迴應現在的混亂現實，不只中國，英國也不知道怎麼迴應，美國人也迴應得亂

七八

糟。

你們剛開始做《單讀》的時候，情況更好一點嗎？

許知遠：

當時很多都是在微博上的表達或者姿態性的表達，不一定是好的寫作。我覺得《單讀》式的表達需要一個思想、知識和文學傳統，這個傳統相對堅固，才能夠支援這樣的東西不斷表達，以延續這種傳統。我們現在正在慢慢創造這個小的傳統。我很希望有一天《單讀》非常成功，我們的作者寫一篇文章，我們就像《紐約客》那樣付他五萬人民幣，他寫一篇文章就可以過兩三個月的生活。現在我們的作者這麼認真寫出的東西，回報非常低，投入那麼多精力完成一本書，對他的生活沒有用處。

但是寫作者本來就應該是匱乏貧困的，是“飢餓的藝術家”。現在這種混亂也好，有問題也好，其實也是等著真正對此有興趣的人浮現出來。如果現在的年輕寫作者沒有《單讀》這麼一個平臺，他們也會喪失很多感受，這裡還是一個標杆一樣的地方。

創造

你經常提到年輕寫作者，你會怎樣描述《單讀》和年輕人的關係？

許知遠：

“年輕”不是年齡，我也希望一個六十歲的投稿者，展現出新的方式。我說的“年輕”是一種創造狀態，他是不是對正在發生的變化敏感，是不是找到新的表達方式、觀察方式，我在意的是新的思想方式，進入新的領域。《單讀》和單向空間，能與這樣的人一起成長，是一件特別美好的事情。我們像一個創造者，或者一個孵化空間，給他們鼓勵，讓他們在這裡找到同伴，這就是一個非常正常的文人或知識分子傳統。當時紐約的知識分子都圍繞著《紐約書評》這樣的平臺展開他們的生活，寫作者都期待登上《黨派評論》或者《大西洋月刊》，他們永遠都有這麼一個

圈子

。

圈子

對人的創造力是很重要的，相似的交流，彼此的啟發，甚至相互的咒罵，都是在激發你。大家需要同等水平的激發，我一直非常在意能否創造這樣的一個空間和環境。我讀書的時候就有這樣的感受，天才從不會孤單地出現，他們都是成群到來的，我們需要這種成群的到來，一枝難以獨秀。

你也說過，單向空間要一直和被邊緣化的聲音站在一起。

許知遠：

倒不是說那種邊緣化，而是暫時被忽略的、暫時非主流的聲音。如果他們已經被確認，我們就不需要再加入了，我們需要確認那些尚未被辨別的天才的聲音。單向空間現在是邊緣中的主流、主流中的邊緣，我們的定位就在這裡。如果過分邊緣，我們就沒有號召力，但過分主流，我們也會變味。

前幾期討論了很多關於技術的話題，過了這麼多年，你對於新技術、新媒體有新的看法嗎？

許知遠：

當時我們不是在對技術下判斷，是在討論技術對文化的影響。“最愚蠢的一代”，現在看來這個預言是準確的。我倒不是針對具體的某一代人，而是針對當時人們在為網際網路帶來的所有變化歡呼，但這的確對文化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整個社會這麼浮躁和淺薄，跟它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如今，新媒體平臺也成為很多內容重要甚至唯一的出口。

許知遠：

是，新技術很重要，印刷術曾經也是新技術，我一點都不排斥新技術。我們現在做 App（應用程式）、

微信

公眾號，都非常好，而且應該更好、更有意思、更有深度。但是現在利用新媒體來做這種事情的人很少，大部分都去做別的事情了。技術本身具有某種特性，比較即興化，人那種更放鬆、更淺薄的一面更能被激發，而深刻的東西不容易被激發出來。人其實是在慢慢適應技術的特性，適應之後，新的、更多元的東西就會慢慢出現。現在已經進入這麼一個階段了，大家渴望在移動媒體上看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你看我們這麼小眾，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間。這個變化已經開始，我對此挺有信心。

你可以對《單讀》的新媒體內容提一些建議嗎？

許知遠：

有時候太文藝了。我不喜歡太文藝，我喜歡寬闊的東西，對世界具有廣泛的好奇心，對更廣泛的事物擁有理解和發言的願望。文藝的背後其實是很匱乏的，它是一種單一的姿態，我不喜歡那種東西。慢慢來吧，關鍵是找到自己的節奏。

《單讀》這十年來的變與不變，和你自身的變與不變，是否存在一些聯絡？

許知遠：

有吧，我那本《那些憂傷的年輕人》十月份要出十八週年版，我想那本書，以及我與它的關係，本質上其實沒什麼變化。當然，我可能更成熟了，有更多的技術和手段，或者更耐心，但本質上沒有太多區別，我還是擁有一個對世界有很多好奇的心靈。

《單讀》也是，本質上還是對世界有非常廣泛的好奇心的，這一點跟中文世界的其他出版物很不一樣。文學、技術、藝術、思想，在我們眼前沒有太多分別，它們都是我們自我啟迪的方式，探索世界的手段。《單讀》在這個意義上沒有變，但是現在我們的聲音在保持敏銳和清晰的情況下，變得更深沉、更寬厚，或者說更多樣了。這都是非常好的變化，它跟整個單向空間組織的成熟有很大關係，單向空間不是過去那個狹長的小書店了，它後面的力量更強勁。對我來說，《單讀》是王冠上面的那顆明珠，是非常值得珍視的，對整個組織很重要。我甚至覺得它對中國社會、對年輕一代也是重要的，我們要有這樣的信心，同時也要非常耐心地等待它的成熟和綻放。

說說你對《單讀》未來的期待吧。

許知遠：

我現在期待它的第二個十年，期待它辦到第一百輯。我非常喜歡《紐約書評》的兩位主編，芭芭拉·愛潑斯坦和羅伯特·西爾弗斯，他們都去世了。西爾弗斯到八十多歲還在做編輯，《紐約客》最傳奇的編輯威廉·肖恩也是編到八十歲。人應該有一生的事業，單向空間對我來說是一個事業，它不是一個暫留之地。總是不斷地跳來跳去，我們的人生是沒有積累的，而連續性的事情會促使人不斷更新，你會因為厭倦之前的姿態而做出轉變。

時間特別重要，我特別強調時間，我很希望二十年之後，大家還在編《單讀》，到時候它的發行量可能是二

十萬

份。現在這一代的李靜睿、雙雪濤，都成了很重要的作家，更年輕的創作者又成長起來，編輯們自己也都可以寫作，很多編輯本身也是作家，可以辦各種有趣的活動，可以跟世界各地的人交流……我覺得這是一個美妙的人生。如果我們在商業上可以繼續保持穩定，肯定可以做非常國際化的文學節、會議，我們會等到這個時刻的。

具體到《單讀》，我希望它的英文版可以出版，在走向國際化的同時，也更追求中國故事，這兩個過程是同時發生的。我們不比那些英文世界裡的出版物差，不用妄自菲薄，要有這樣的自信。

這十年來，《單讀》帶給你個人的是什麼？

許知遠：

它像我生活中一個非常美好的存在，想到它的存在，可以看到它繼續在成長，我就挺開心的。它是一個不用怎麼管也會自己成長的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