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入手，分析康熙盛世的六項標誌
清朝有沒有盛世，康雍乾時期是否出現過盛世？後世對此存有很大的爭議，依筆者愚見，清代確實出現過“康熙盛世”和“康乾盛世”，那麼盛世究竟有哪些標誌的事例？我們就以康熙盛世為例，來說一說這個問題。
總觀清代歷史，能夠表明康熙年間出現過“康熙盛世”的依據，這些依據主要有六項標誌。
其一，地廣國強
當時的大清武功赫赫，軍威無敵，領土不許侵犯，安全不允威脅，內政不得干涉，莊嚴不容冒犯。疆域遼闊，版圖多達1100萬餘平方公里，國土之廣，位居世界第一。康熙帝玄燁也被外國人尊稱為天朝大皇帝。
其二，百業興旺
康熙時期耕地面積多達700萬餘頃，農、工、商業比較發達，城市較為繁榮，物產比較豐富，人口也有較大的增長，比順治年間增加了近百分之七十。
其三，國庫充盈
順治末年，歲缺餉銀400餘萬，國庫空空如洗。康熙六年總算有了結餘，國庫存銀240萬餘兩，十二年為2135萬兩。三十三年起，到五十八年的26年裡，除兩年是3836萬和3998萬兩意外，其餘年份每年國庫存銀都在4000萬兩以上，其中四十八年達到5000萬兩。國庫存銀之多，空前未有，也是當時世界之最。
其四，文化發達
學校遍佈全國各省府、州、縣。書院林立，新建書院530餘所，修復和重建前代書院240餘所，加上順治年間新建和修復的400多所，總數近1000所，較諸歷代前期，北宋有書院70多所，南宋為400多所，明代最多，也不過500餘所。康熙年間書院之多，前所未有。
並且，不少書院的院長和主講者，多是一代宗師、文壇泰斗和知名學者，像黃宗羲講學於海昌，孫奇逢講學於內黃，李隅主東林書院，顏元講於漳南書院等等。此外，康熙還委派翰林出身的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如徐元文、張玉書、陳廷敬等得力大臣為總裁，編纂了一批頗有價值的書籍。比如：
《康熙字典》，收字47043字，字數之多，超過以前編寫的任何書。《康熙字典》，在辯形、釋義、注音、引例等方面，也比過去的字典更為細密、完備和確切。
《清文鑑》，21卷，滿文字書，保持了官方通行的書面語的規範與純正，便利了滿文的流通和應用。
《佩文韻府》，440卷，是專門彙輯詩詞歌賦詞藻的類書。
《子史精華》，160卷，是將子部、史部古籍中可以“資考證，廣學詞”的有關資料彙集而編成的一部類書。
《全唐詩》，900卷，是唐詩的總集，收詩48900餘首，作者2200人餘人。康熙自誇此書將“唐三百年詩人之菁華，鹹採擷薈萃於一編之內，亦可雲大備亦”。
《明史》，從康熙二十一年，以王熙等大學士、翰林院學士為總裁、監修總裁官起，到六十一年完成全稿，共310卷，後經雍正、乾隆略加潤色，編成322卷，人們公認此書來五代以來所修各史中最好的一部。
《古今圖書整合》，一萬卷，主要是文史大家陳夢雷所編，經大學士蔣廷錫等人奉雍正帝旨意，對其中類目名稱和卷數作了一些改動，將作者之名改為蔣廷錫等“奉敕撰述”。這部類書總計約1。6億字，對古典文獻進行了一次分門別類的全面清理和總結。
其五，清官輩出
官員的操守、吏治的清濁，是關係到國家民生的大事。入關初期，多爾袞曾痛斥“明朝之破壞，俱由貪墨成分”。清朝有識之臣，亦主張“天下治亂，視百姓之安危，百姓之安危，系守令之賢否”。所以，康熙對官員的要求是“清、慎、勤”，將“清”列為第一位，不止一次諭稱“做官之要，莫過於公正清廉，地方大吏，以操守為要”。
康熙十六年夏，康熙帝“以御筆格物二大字、清慎勤三大字石刻”賜給日講官陳廷敬、葉方藹、張英。因此，康熙帝不斷地嘉贊清官，擢用廉吏，保護清官，宣稱不保全清官，則“清官何所倚恃以自安乎”。
在康熙提倡、嘉獎、擢升的鼓勵與影響下，不少官員嚴以自律，康熙年間清官輩出。像于成龍、湯斌、陳璸、彭鵬、張伯行、葉方藹等是清官中的典型代表人物。《清史稿》在敘述了這些賢臣事蹟之後，寫了兩段結論性的評語。一為：“康熙中葉，天下乂安，封疆大吏多尚賢能，奉職循理。”二為：“康熙間吏治清明，廉吏接憧而起，聖旨所以保全諸臣，其效大矣。”
其六，木蘭秋獮和避暑山莊
這一點需要重點來講。“木蘭”二字是滿語音譯，意思為“哨鹿”，即行圍獵捕鹿羊等獸，此乃滿族祖先酷愛的活動。“三藩之亂”初期，滿兵不僅在數量上難敷平叛之用，質量上也令人不太滿意，軍隊缺少訓練，順承郡王勒爾錦等王、貝勒又怯戰懼敵，因此八旗軍隊戰鬥力嚴重下降，不斷戰敗。
康熙帝深感八旗並疲弱，貽誤用兵，決定整飭戎伍，加強訓練。同時，也為了增強滿蒙聯盟，遂根據太祖、太宗多次行圍練兵之祖制，創立了木蘭秋獮制度。
康熙十六年（1677年）九月，康熙帝巡視近邊，科爾沁、喀喇沁、敖漢、翁牛特、巴林、奈曼等部蒙古王公來朝行在，喀喇沁多羅郡王扎什等還奉諭率兵丁1500名做嚮導。二十四年四月，康熙帝再巡近邊，帶領滿漢大臣八旗勁旅，會合漠南蒙古各部王公及喀喇沁部的3000蒙古騎兵，一邊射獵習武，一邊勘測圍場。
於是，康熙帝在內蒙古昭烏達盟。卓索圖盟、錫林郭勒盟和察哈爾蒙古東四旗接壤地區建立了木蘭圍場，東西相距300裡，南北直徑近300裡，周長1000餘里，總面積約為1萬平方公里。圍場四周，在各隘口以木柵或柳條邊為界，設立了40座巡邏的卡倫，場內劃分了67個小型圍場。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阿拉嚕科爾沁部多羅郡王色楞額駙等人管理圍場，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始設圍場總管。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二月，康熙帝以平定三藩之亂，往盛京祭告祖陵，帶領八旗王公大臣兵丁出關，沿途多次行圍，親自射殺老虎40餘隻。有時，一日連斃5虎。十二月，康熙帝下諭確定秋獮之制，規定一年派京城八旗兵士12000名，分為三班，每次行獵，撥兵4000，於四月、十月、十二月令其前往行獵，部院衙門官員不諳騎射者居多，亦一併派出，令其嫻西騎射。
圍獵是相當嚴格的軍事訓練，從行軍、出哨、布圍、合圍、射獵到罷圍，以及駐蹕安營等等，都有嚴格的規定，違者治罪。康熙帝后來每次帶著皇子皇孫出巡行圍，活動十分緊張，也很勞苦，“往來風沙，風塵有所不避，飲食或致不時”，從早到晚，都在馬上度過。
另外，康熙帝也多次在京舉行大閱，操練軍隊。由於康熙帝對整飭戎行的重視，勤操練，嚴賞罰，使八旗軍隊的戰鬥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得以肩負重任。
從北京到木蘭圍場，千里行軍，上萬人人員的沿途食宿、供應安排相當困難，早期又限於財政不甚寬裕，故一般是安營紮寨，住帳篷，既費時費力，又不方便，不舒適，不安全。從康熙三十三年起，國庫充盈，每年都有大量結餘，於是便大行修宮。
從四十一年到六十年，相繼在古北口外到圍場之間修了17座行宮，大約是30裡有一座行宮。四十二年，康熙帝來到熱河下營，看到此處“山川多雄奇，且去京師至近，奏章可朝發夕至，綜理萬機，與宮中無異”。因此，他決定在此修建行宮。
康熙帝親自勘測、設計和指揮，調來大批民工，進展很快。五十年，宮殿區建成，康熙親書宮名為“避暑山莊”，並題額山莊之36景，命內閣學士沈喻繪畫，康熙賦詩入畫，定名為《避暑山莊圖詠》。
二十年後，乾隆皇帝從六年起，到五十七年，大規模擴建避暑山莊，增建了大量亭臺樓閣。乾隆還新修了普寧寺、普佑寺、安遠廟、普樂寺等，連康熙時期修的溥仁寺、溥善寺，共合12座大寺廟，人們習慣性稱為“外八廟”。
自三藩之亂後，大清王朝趨於穩定，國力大增，百姓安居樂業，官員清正廉明。不管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來看，都是歷代王朝所無法企及的，所以稱之為“康熙盛世”，其後乾隆又開創了“乾隆盛世”，並稱“康乾盛世”，這近百年的時間是封建時代的巔峰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