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州灣海星氾濫之後,憂喜兩重天

此次紅島海星氾濫的原因,青島市海洋科技成果推廣中心研究員林治術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稱,天氣、水溫、土壤、水質、沒有天敵等變化都會影響海星的繁殖。“今年膠州灣的環境裡有一些好的東西,適合它們生長與繁殖。從生物多樣性的角度來看,這是一件好事。”

膠州灣海星氾濫之後,憂喜兩重天

海星成災,紅島人養殖的蛤蜊、海蠣子被大量蠶食。“只要有海星,你那一片灘塗上養殖的東西都會遭殃。”面對氾濫的海星,當地人沒有別的招,只能靠人力清理,漁民用地籠網誘捕,養殖戶僱用潛水員出海下潛捕撈,至今總共捕殺超過45萬斤。

文/本刊記者 王佳薇 發自青島

氾濫的海星

下午兩點的碼頭最是喧鬧。“水裡的(暗)流多了,不方便出海捕撈。”紅島人習慣這麼解釋潮汐的變化。剛把船靠岸的潛水員在岸邊洗了把臉,便匆匆上岸轉動塔吊。塔吊的一端連著鉤子,吊上來滿滿一桶海星。尚留在漁船上的另一名潛水員也趁勢拉著吊桶一同上了岸。

一個吊桶能裝三百多斤。當日海里有大流,陳世良的這條漁船隻撈上來一千多斤海星。塔吊移動了四五個來回後,漁船見了底。實際上,這點不算什麼,“你3月1號來,一個船能裝下四千多斤海五星。”陳世良說。

在紅島,人們習慣稱海星為“海五星”或者“五星”。海五星有五個觸手,生命力頑強,“少了一個爪它照活不誤。”說罷這句,陳世良把折斷了一條腿的海五星拋進了海里。末了,他又指了指旁邊一箱小海星,“就這麼大的,十天就能變得和旁邊的海五星一樣大,這東西管不了。”

3月上旬,青島膠州灣的海星氾濫,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很多人從全國各地跑來看海五星,人最多時,紅島漁港碼頭“裡三層外三層圍著的都是人,有收購商,有媒體,還有看熱鬧的(人)”。在紅島漁港開了十幾年小賣鋪的店主從未見過碼頭這般擁擠。

人們從遠方聞訊趕來,奔赴一場“狂歡”,而後,海港又歸於平靜,前後不過二十天。

據青島市海洋發展局通報,此次海星災情暴發主要集中在膠州灣海域的牡蠣、蛤仔底播海區,粗略統計海星密度達到平均每平方米50個,受災面積約10萬畝,預計造成經濟損失1億元左右。

對於此次紅島海星氾濫的原因,青島市海洋科技成果推廣中心研究員林治術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稱,天氣、水溫、土壤、水質、沒有天敵等變化都會影響海星的繁殖。“今年膠州灣的環境裡有一些好的東西,適合它們生長與繁殖。從生物多樣性的角度來看,這是一件好事。”同時,不可否認的是,這對養殖戶而言是一件壞事。“所以我們要採取一些措施來彌補”。

青島市海洋發展局給出的官方解釋中提到,海星繁殖力強大,成活率極低,有研究表明,若海洋生態系統發生微小變化,造成海星幼體成活率提高,那麼在幾乎沒有天敵的情況下,海星將極容易大量增加。

此外,海星具有向食物富集區聚集的習性,主要捕食雙殼貝類、海膽、牡蠣和海葵等。膠州灣作為貝類養殖區域,其底播的牡蠣、蛤仔等為海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為海星的大量繁殖提供了環境基礎。

陳世良在紅島生活了19年,在他記憶中,2021年遠非海星災害最嚴重的一次。2007年,海星氾濫成災,“把養殖戶(的海鮮)都吃絕了,哭爹喊孃的。”

膠州灣海星氾濫之後,憂喜兩重天

▲ 被海星吃掉的牡蠣 圖/本刊記者 王佳薇

“這玩意兒遏制不了,除非你往海里面放藥,那不是把其他的東西也毒死了?這裡面的東西都是相生相剋的,生物鏈條,你把它全部弄死了,不知道其他哪樣東西也絕了。” 陳世良一邊說,一邊不時回頭望著海面,等待新的漁船靠岸。

面對氾濫成災的海星,當地人沒有別的招,只能靠人力清理,漁民用地籠網誘捕,養殖戶僱用潛水員出海下潛捕撈。最多時,一天從碼頭出發捕撈海星的漁船有三十餘條。海星氾濫之後,當地漁民利用這些人工方式,至今總共捕殺超過45萬斤。

依然“看天吃飯”

“海五星年年都有,”常年在碼頭做事的人對此見怪不怪,並達成一定的共識——“今年比往年稍微多點,只是你們不知道罷了。”

以海為生的人,多是看天吃飯。養殖戶承包的灘塗以養殖蛤蜊、海蠣子(當地對牡蠣的俗稱)為主。儘管養殖這些多年,林成中依然難以預判二者的產量,“主要看年成。”2020年的這個季節,林成中僱的漁船打撈海星只用了不到一週。彼時海星雖不氾濫,但雨水天氣居多,蛤蜊產量不高。

2021年3月初剛聽說海里有“五星”時,林成中請潛水員去自己的灘上看了看,潛水員們後來在那兒撈了十多天的“五星”。“出海吧,掙點錢,不敢吃不敢喝,買的蛤蜊苗放在灘上,全讓海五星吃了。你說當時啥心情?”

膠州灣海星氾濫之後,憂喜兩重天

▲ 敲海蠣子的女工們。她們每天平均要敲七萬斤左右的海蠣子 圖/本刊記者 王佳薇

3月以來一個多月裡,除去風浪大的日子,膠州灣捕撈海星的漁船都出海作業。潛水員們一般要下潛到海底八九米深處,以匍匐的姿勢撿拾海星並放到身後網兜裡。除去看船的,一艘船有三到四名潛水員。每次上岸,潛水員劉虎的網兜都裝得滿滿的,“一網兜能裝二百來斤”。

在水下,劉虎常會看到層疊堆積的海星。它們雖色彩美麗,捕食的過程卻近乎殘暴。捕食時,海星會用自己的五個觸手包裹住貝類獵物,長達數小時,獵物不能動彈,最終因缺氧而亡,雙殼開啟。比起海蠣子,海星更容易掠食體積較小的蛤蜊。

在海底,海星聚集並無規律可循,它們往往呈片狀而居。“只要有海星,你那一片灘塗上養殖的東西都會遭殃。”經驗豐富的漁民都知道,海星只能單獨養,“它體內分泌出來的液體會毒死其他海鮮。”林成中說。

“五星這個東西一多,就說明它在你灘塗裡面待了有一段時間,已經吃過很多東西了。”等到養殖戶有所反應,灘塗上的蛤蜊多數已變成空殼。海邊養殖以年為週期,今年灘塗上的蛤蜊多是去年放的苗。林成中承包的2740畝灘塗裡,專用來養蛤蜊的有300餘畝,去年放的苗“百分之九十多都只剩下殼了”,他頗委屈地說道。

養殖戶更多的是無奈。林成中的兒子林堂說,“他在家裡很少說這些,抱怨、脾氣差肯定是有的,但一般都是和他的合作伙伴打電話溝通。”

除了養殖水產,林成中也出海打魚。他最近用上了地籠網,這是一種主要用來捕撈小魚、龍蝦等海鮮的漁網。由於網眼過密,不利於海洋生物多樣性的發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第四章第三十條,地籠網在多地的漁業管理條例中被列為禁用漁具。早在2013年,地籠網在山東省就被明令禁止。自海星氾濫以來,青島市海洋發展局重新允許漁民在特定海域佈設大網目地籠網,以捕撈海星,時間則被限定為3月15日至4月底。

林成中的地籠網主要用來捕獲個頭小的海星。大的海星好賣錢,“潛水員只摸大海星,小的就不管了。”遺留在灘塗裡的小海星,都靠漁民自己清理。有些漁民分身乏術,乾脆不管了。

潛水員打撈上來的海星,多數被碼頭邊的商販買走,少數賣不掉的,就用來“喂地”,“五星是很好的肥料。”

商販從碼頭收購海星的價格基本維持在每斤5到6元不等。每賣出去一斤海星,養殖戶能得到一元左右,剩下的由養船主和潛水員四六分。海星經由商販流通到市場,最後被消費者購入。在青島營口路海鮮市場,當地的小販告訴本刊記者,“海星10塊錢兩個,還是我們青島本地的。”和2020年相比,海星市場價便宜了一半,購買的人也增多不少。

做養殖二十餘年,林成中的經驗就是一個字——“賭”,“錢多了就多投點,少了就少投點。”他2020年在自己承包的灘塗上投了四車的蛤蜊苗,一車5萬斤,總共花費近120萬元。與這些損失相比,養殖戶最近一個月從每日打撈上來的幾千斤海星中獲取的利潤微薄,杯水車薪。林成中說自己“就好像是拿一塊錢的東西去換了一分錢的東西”。

養殖戶因經濟情況不同,承擔風險的能力也有所差別。同樣做了多年養殖的楊午在紅島承包了兩千多畝灘塗。天氣晴好時,從紅島南碼頭望去,膠州灣大橋清晰可見,楊午的其中一塊灘塗就在大橋附近。

膠州灣海星氾濫之後,憂喜兩重天

▲ 漁民在城陽區紅島漁港卸下采收的蛤蜊 圖/IC photo

這次海星氾濫,他的朋友裡損失最嚴重的,“投了兩三百萬基本上全沒了”,但他自己並沒太受影響,“膠南和黃島那塊地方更嚴重一點。”楊午的兩千多畝灘塗分散在膠州灣三處海域,幸運的是,只有一塊有些海星,“不過很少,每天一兩千斤,撿了幾天就沒了。”

今年這般模樣,沒人知道明年的收成會是怎樣。

不過,港口邊的卡車發動機聲混雜著漁船馬達聲,依舊盈耳不絕。3月下旬以來,每隔幾日,就不間斷有運輸蛤蜊苗的巨型貨車進出碼頭。貨車停穩,後備箱門被拉開,五六噸重的蛤蜊苗傾瀉而出,撒在漁船上。很多人已經開始計劃著明年的收成。

林成中計劃過陣子再放苗。“咬牙直上唄,”他一邊半開玩笑地說道,一邊指了指遠處正向漁船卸蛤蜊苗的工人們。

外來者

膠州灣的海星在青島有著穩定的市場,往年多是本地消化,但今年略有不同。瞅準“海星氾濫”這一商機後,不少外地收購商趕來紅島,想要分一杯羹。

整個3月,紅島碼頭上的人見慣了各樣陌生的面孔。

韓君忘了自己具體是哪一天來紅島的,只記得是在農曆正月十六之後,從煙臺開了四個小時車過來。起初,他是聽紅島當地朋友說這邊海星氾濫,“可以過來看看。”因為是信賴的人,想著“有錢一起賺”,他還叫來了自己搞海鮮加工的朋友。

“你知道,我們經商的,最怕被曝光。”韓君對接受採訪這件事十分謹慎。這之前,他常年在河北、遼寧等地收購海參、海星,每日交易規模多則萬餘斤,少則一兩千斤。韓君在紅島漁港碼頭以5到6元的價格收購海星,轉手賣給加工商,從中賺取一塊錢的差價。

捕撈海星的漁船一般下午兩點才靠岸,韓君總是一大早便來到碼頭。在這待得久了,他與陳世良也成了朋友,午餐常常在陳位於碼頭邊的簡陋小屋裡煮速凍餃子解決。

紅島共有11個碼頭,哪裡有白色的集裝箱,哪裡就有人群。養殖戶、養船人、漁民、購販、加工商、貨車司機……各種“賣貨的和買貨的”人擠滿了這些碼頭。每一類人分工明確,一切有條不紊。韓君這活說來輕鬆,卻不可替代。“重點是組織能力,”在加工商王興濤看來,韓君所做工作屬於代購。王興濤從韓君那裡收購海星,再運往自己的加工廠,加工成半成品,銷往全國各地。有些做藥材,有些可食用。他有時也從別人那裡進貨,“主要看誰家便宜就收誰家的。”

膠州灣海星氾濫之後,憂喜兩重天

“之後海星沒有量了,我可以幹海參。”韓君在紅島有穩定的收購渠道,如魚得水。他尚未確定歸期,仍野心勃勃。“待到沒有海星的那一天,我再撤。”他說。

但還有人早就規劃好了離開的日期。王興濤3月7日左右剛來紅島時,海星的正常價格一斤不到5塊錢,“現在隨著市場飽和,價格也水漲船高,不掙錢了。”他打算走人。老家東北的海星“現在也出來了,三四塊錢很便宜”,他打算回家繼續收購加工。

過了清明,潛水員劉虎打算回老家萊陽休息一陣子,再另尋出路。他不是第一年來紅島,與船老闆王濤早已建立穩定的聯絡。一個多月前接到王濤的電話,“說是今年海星多”,他就過來了。

在過去的一個多月裡,劉虎每天早上6點開工,出海作業,一般要到下午2點或者3點返程,有時幹得不好,1點就上岸了。

紅島當地人喜歡把潛水員稱作“猛子”。在碼頭上,“猛子”非常好辨認,他們多半穿著橙黃色揹帶式潛水服和一雙膠鞋。“猛子”以外地人居多,東北人最盛。陳世良養船前,就做了好些年的“猛子”。

“我們當地人誰會潛水呢?”林成中說。長期潛入海下的後遺症之一是缺氧,壓迫了腿神經,許多“猛子”因此腿腳不便,走起路來慢於常人。每次下海工作,劉虎需要服藥來克服疼痛,“不下海時能好點。”

“出來打工,都是生活所迫。”幹潛水前,劉虎在煙臺也養過船。但“養船不僅費用高,還操心,國家對各種證件、手續的管理也更加嚴格”。權衡之下,他做起了潛水員。那一年,他27歲,一轉眼就是二十多年。

“這行就是自由,幹多多得,幹少少得。出去打工,也沒人要了。”劉虎說,自己也不確定還能再做幾年。身邊年齡最大的潛水員是58歲,他距離這一期限,還有五年。“幹不了就拉倒吧,”他笑了笑,讓人很難看出是否在意這件事。

往年3月海星不多時,潛水員會下海撈海螺、蛤蜊。到了5月,膠州灣進入休漁期,禁止漁船出海作業,以維護當地海域魚類資源的可持續發展,一直持續到9月。一到休漁期,“猛子”們便如候鳥般飛走。

劉虎那艘船上的老闆王濤有個記事本,專門用來記錄潛水員的手機號。休漁期一結束,他便會挨個給潛水員打電話。“每年能來的人都不一定,”王濤說,有些走了便換行了,有些等休漁期過了,還會再回來。劉虎屬於後者。

新海上人

紅島漁港的水產養殖歷史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由於毗鄰膠州灣,附近村民多數以海為生。

跟海打交道三十多年,東大洋村的林成中嘴裡常唸叨一句話:“吃海上這口飯的,十個人有九個胃都不好。”人們出海打魚總是誤了飯點,上岸後又要忙著和小商販對接,取貨送貨,多數時候,午飯只靠幾個包子或一碗泡麵打發。

林堂小時候對父母的印象就是“忙”。他平時住在奶奶家,只有週末才去爸媽那兒。與父母見面時間不長,多數時候兩人還要應酬,林堂貪玩,便躲在屋子裡打電動遊戲。

讀職高那年,因為拍的微電影獲了獎,林堂得到了保送青島農業大學的機會。但他覺得上學沒勁,很快放棄了。“最喜歡的是旅遊,但是(現在)沒錢呀。”林堂17歲時,就一個人獨自出門旅行,“當時沒成年,青旅都住不了。”

2019年,林堂從公職單位辭職,回到海上做事。他自己承包了一片灘塗養殖海鮮,也從父親或其他養殖戶那裡進貨,再轉手賣給其他商販。林成中自然是不樂意的,“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願意做這個了,又髒又累。”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兒子再做這一行。但林堂覺得上一份工作“又辛苦,還不賺錢”。

認真細究的話,轉行的決心一多半來自好友黑黑。兩人的家庭同做養殖多年,黑黑比林堂早兩年踏入這一行。他們認為,“自由、賺錢”都是工作必要且關鍵的因素。不過,與此同時,他們所在的(東)西大洋村裡,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搬離,到青島城陽區工作。村裡剩下的多是五六十歲的人。

在碼頭工作時,林堂總是穿T恤、牛仔夾克和一條寬鬆的褲子,把褲腳束進白色膠鞋裡,褲腿上常有深一道淺一道的印記,那是搬海鮮時碰到的泥。在紅島,無論何種身份,很多人都是類似裝扮。不過,忙完這一切,林堂會把身上這套行頭換掉,穿上自己深藍色的匡威帆布鞋,或是限量版的球鞋。

漁船馬達的轟鳴聲漸近,紅島一天的作業也宣告結束。林堂開著送貨的麵包車去市區見朋友,一腳油門下去,塵土飛揚。後視鏡裡,剛上岸穿著膠鞋的“猛子”們正向大門口走來。

(除韓君外本文所有人物均採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