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不諱還是委婉表達？醫生該如何給患者和家屬傳達壞訊息
如實相告的拼音怎麼寫
2013年5月，澳大利亞知名紀錄片製作人Dasha Ross（達莎·羅絲）在過完60歲生日之後，正與她的丈夫John Pinder（約翰·平德）籌備兩人的晚年生活。他們準備賣掉悉尼的房子，並在巴塞羅那經營一家愛彼迎（Airbnb）酒店。為此，他們申請簽證並進行了例行體檢。
天有不測風雲，意外悄然降臨，醫生髮現平德的膀胱里長了腫瘤。
羅絲稱：“醫生從頭到尾沒有提及癌症二字。在整個交流過程中，他都只談論了腫瘤。平德確實是膀胱里長了一個腫瘤，但這更像是他在欲蓋彌彰。我更想說的是：‘這是癌症嗎？這是我們已經瞭解到的所有資訊嗎？’我需要知道我們面對的是什麼疾病。”
實際上，很少有詞語能像“癌症”二字一樣引起人們的警覺，而如何告知患者壞訊息也一直讓醫生深感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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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該如何將壞訊息告知患者？
在與醫生的交流過程中，羅絲的印象是，只有在他們詢問時才能獲得相關資訊。現在，對這一問題，許多西方國家都制定了相關指南。其中之一就是，醫務工作人員應在任一特定時間裡清楚患者想要知道什麼，或需要了解什麼，而不是限定於與患者的整個討論之後。
“如何告知壞訊息”（Breaking bad news）在醫學領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在英語中被縮寫成BBN。許多年輕醫生，甚至是經驗豐富的醫生對醫學中這充滿感性的一面都十分發憷。皇家北岸醫院悉尼醫學院（Royal North Shore Hospital’s Sydney Medical School）心理學教授斯圖爾特·鄧恩（Stewart Dunn）表示，告知患者壞訊息會讓醫生的心率加快一倍以上。
鄧恩還注意到，如何告知壞訊息有3種不同的風格。第一種是直言不諱式，30秒內結束相關對話。醫生會走進來說：“我很抱歉，您的丈夫已經逝世了。”第二種是預告式，2分鐘內結束。醫生會先進行鋪墊，然後患者就會聽到壞訊息的預警。第三種則是討價還價式，這種風格的醫生實際上是想讓患者自己說出“天吶，他是已經離世了嗎”這種話，這樣，他們就無須再多說什麼了。這就像是他們在說：“我希望你在面對這一現實時感到安全感，但你需要自己說出來，這樣我就知道你瞭解了。”
鄧恩表示，關於這一過程，他們見過耗時最長的是6分鐘，醫生在他能說“已逝”二字前用盡了所有的委婉語。有趣的是，從造成痛苦程度最低而言，直言不諱的方式反而獲得的評價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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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真正想知道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都理所當然地認為醫生會將壞訊息如實相告（如果有的話），但真實情況並非總是如此。在醫學領域，世界各地的醫生都有向患者隱瞞病情的傳統。而在某些特定文化中，向患者隱瞞重大疾病依舊十分常見。
事實上，美國1961年的一項調查發現，90%的醫生傾向於對患者隱瞞癌症診斷結果，而在1979年，同樣的調查顯示出截然相反的調查結果，90%的醫生傾向於對患者說明相關病情。
至於現如今，優秀的醫生仍十分注意某些特定的資訊或自身的行醫方式是否會影響患者的健康。西醫更逐漸認識到身心之間的聯絡。比如，癌症患者出現重度抑鬱和慢性壓力會影響免疫系統，這已經得到證實。
當然，患者常說他們想要“真相”。事實上，他們到底想要了解多少真相呢？全部？還是隻想知道好的那部分？如想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嗎？
接替鄧恩擔任皇家北岸醫院帕姆麥克萊恩中心（Pam McLean Centre）主任、醫學腫瘤學家的弗蘭·博伊爾說：“人們常想知道他們該如何利用自己的時間，他們還有多少時間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這的確是他們會問你的，而不是詢問何時死去。”
“所以，醫生和患者談話的內容可能是：‘我還能在兩年後去維也納旅遊嗎？’回答則可能是‘或許你可以今年去。’或者‘我還能看到我女兒去上學嗎？’回答則可能是‘或許可以，但你肯定還能見證其它重要事件。’”
而在醫生向高度焦慮的患者進行解釋時，他們很少能聽到全部的內容。鄧恩和同事在上世紀90年代末進行的一項研究，為患者提供他們首次諮詢腫瘤醫生的外帶錄音。但即使是在家中再聽2-3遍錄音，10天后，患者能回憶起的內容也僅有25%左右。
羅絲還記得，在2013年最初的幾個月，她和平德充滿希望，而這種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源於一種誤解。平德認為，首次手術或許足以切除腫瘤，但在第一次手術沒有解決問題時，他感覺被欺騙了。他認為自己被誤導了，認為只要切除腫瘤就可以了。其實，泌尿科醫生已經說明了最好和最壞的情況。當然，平德只聽到了最好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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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到底該如何表述？
相較於“治療不起作用，你打算怎樣度過生命最後的四個星期？”這樣的問題，“再進行一次化療”更容易說出口。腫瘤內科醫生弗蘭·博伊爾對此表示贊同。
對此，一種雙重束縛悄然而至。醫生可能正在等待患者提出關鍵性問題，並表示他們想要進行一次坦誠的交流。患者則可能會認為，醫生之所以如此積極地給出這樣或那樣的治療建議，是不是因為他們不建議反對呢？
一位澳大利亞女士稱，他的哥哥在53歲時死於侵襲性多發性骨髓瘤，確診時已是晚期。醫生對他進行了姑息治療，但第一輪治療沒有起到任何作用，他感覺非常可怕。在仔細瞭解一切之後，他決定平靜地死去，而不是接受更多的化療來無望地活著。她稱：“當她哥哥告訴醫生時，醫生表示如釋重負，在同樣的情況下他們也會如是做，但他們不想指導或推動他做出這種決定。”
博伊爾認為：“我們拒絕家長式主義，以至於都忘記了媽媽真的很想了解你的情況，可以傾聽並給你出很好的建議。這可能是每個人想從醫生那裡獲得的。你不希望有人只是從臨床的角度給你一份選擇清單，然後說：‘從中選擇一種吧！’”
美國外科醫生、醫學作家阿圖·葛文德（Atul Gawande）的觀點則是，想要戰勝疾病沒有錯，但人們也應該為“更可能發生的結果”做好準備，包括探討姑息治療所能帶來的諸多支援和安慰。有幾項研究已證實，早期姑息治療不僅能夠幫助患者改善生活質量，還能延長生存期。
在昆士蘭工作的姑息療法專家、被稱作“死亡談話者”的莫莉·卡萊爾（Molly Carlile）表示，幸運的是，這種探討會在必要的時候進行。她相信，醫生說得越多，患者的恐懼就會越少。
當然，醫生也是人，他們抱著最好的期望，並願意為之嘗試。他們也可能不願意承認治療失敗。卡萊爾稱：“不僅是醫生，護士、專職醫療人員也會因為無能為力而感到挫敗。大多數專家尚未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最終的診斷並不代表他們失敗了。”
對此，卡萊爾並不是在建議醫務工作人員殘忍打破患者的所有希望，或不提供新型或試驗性療法。“在我看來，希望要基於現實。若患者的預後很差，而你要與他們進行交談，那你可以改變重點。”最終的目標是，讓他們在所擁有的時間裡儘可能多地去完成一些對他們來說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對醫生來說重要的事情。
原文來源：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原文標題：
I felt like saying， ‘Is it cancer？’ I needed to know what we were dealing wi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