賨人、巴人、虎巴，到底是怎樣的關係？

東野巴人什麼意思

賨人、巴人、虎巴，到底是怎樣的關係？

賨人是不是巴人，賨人與白虎巴人又是怎樣的關係？長期以來，這一問題困擾著無數研究巴文化的學者，直到今天，人們依然沒有給出一個定案，令人迷霧重重。

最近，筆者突對巴文化研究有點興趣，特連續數日對巴文化這塊領域的知識進行惡補，但卻感覺像是置身於迷魂陣中，歷史文獻相互打架，莫衷一是。為此，筆者試著以自己的理解，形成拙文一篇，與讀者共勉。

渠縣漢闕，是2000多年前賨人留下的建築。

賨人是巴人的延續，虎巴是巴人的衍變

在一些古文獻以及今天的不少學者觀點中，認為2000多年前生活在渠江兩岸的賨民是白虎巴人的後裔，對於這一觀點，筆者是不敢苟同的。

這首先得從巴人的“巴”字說起。

巴，實則是一個象形字，意思為蛇。故《說書·巴部》解釋說：“巴，蟲也，或曰食象它（蛇），象形。”而我國最早的地理志、誕生於先秦時期的《山海經》也有“巴蛇食象”的記載。

蛇，是巴的本義，由蛇之形，又產生了巴的引申義。如三國時期蜀漢學者譙周在《三巴記》中這樣寫道：“閬、白二水合流，自漢中至始寧城下入武陵，曲折三曲有如‘巴’字，亦曰巴江，經峻峽中，謂之巴峽，即此水也。”這裡巴，則指江水如同蛇的身體一般折回多曲。

隨著“巴”字含義的進一步引申，今中國西南部以重慶為核心的大片區域，由於地理環境多是山環水繞，故很早就有了“巴地”之稱。成書於東晉時期的《華陽國志》記載：“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屬梁州。”意思是說，到了大禹治水時期，開始有了“巴”“蜀”之地名，兩地同屬於華夏九州之一的梁州。

生活在巴地的人稱之為“巴人”，因為巴地的地理環境特殊，交通不便，資訊閉塞，巴人與外界幾不往來，便常常成為朝廷弱管區，生產生活長期處於刀耕火種的原始時代，與同時期中原漢人的生產生活水平相差甚遠，故在古文獻中，巴人也常被稱為“蠻”，如《華陽國志》對巴人是這樣介紹的：“（巴國）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蠻。”

巴地建國，在殷商時期就有了，史稱“巴方”，這一記載最早出現於甲骨文的殷卜辭中，且在殷卜辭中反覆出現，如：“婦好其從沚囗伐巴方，王自東囗伐囗阱於婦好立。”這句古文的意思是，婦好率沚囗討伐巴國，殷王武丁則親率大軍從東面進攻巴方的駐軍，把巴方的潰軍滅於婦好與沚囗所設的埋伏中。從殷卜辭的記載可以看出，儘管巴方最終被殷商所滅，但巴人英勇善戰，曾一度讓殷商大軍吃了不少苦頭，逼得殷王武丁不得不採取兩面夾擊戰術：一面由其妻子婦好率大將沚囗正面出兵，一面則由武丁親率大軍從巴軍後方深入，才最終贏得了對巴方的勝利。

從最初本義為蛇的巴，到巴山、巴水、巴人、巴方、巴國，生活在巴地的人便自古崇蛇，對蛇有著敬畏之心，把蛇視為神靈或先祖的化身。這一點，在2000多年前的賨人身上仍得到了較好的延續，其典型人物代表便是東漢末年的車騎大將軍馮緄。

成語典故“蛇盤綬笥”說的就是馮緄，該典故出自《後漢書‧方術傳下‧許曼》： “桓帝時， 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 ‘三歲之後，君當為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為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佔。”

其大體意思是，馮緄初任隴西太守時，開啟裝官印和綬帶的箱子，發現裡面有兩條赤蛇各呈南北走向。馮緄頗為吃驚，叫許曼給他占卦。許曼占卦後說：“三年之後，先生將作東北方向的邊塞之官，官名中有個‘東’字；又過五年，又將晉升為大將軍，向南出征。”果不其然，馮緄之後的經歷全如占卦所言：三年後任遼東太守，又五年後任車騎大將軍。後來，“蛇盤綬笥”便用來比喻即將帶兵遠征。

這裡要強調的是，裝官印和綬帶的箱子裡怎麼會有兩條赤蛇呢？這真是奇也，怪也。然而，馮緄一生似乎也未與二赤蛇脫離干係。接下來的故事，幾近神話，但它卻偏偏與歷史有著高度的暗合。

馮緄多次出征平叛，總有兩位女子神秘地伴其左右，以至於馮緄荊州平叛還京後，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意，向皇上告發馮緄的罪狀，說他將兩名女婢戎服自隨（詳見《後漢書·馮緄傳》）。

馮緄去世後，朝廷為紀念馮緄卓越功績，特在他的家鄉設賨城縣，然此時已是東漢末年，隨著三國時代的來臨，以及成漢時期大量僚人的湧入，賨城縣也很快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中。東漢賨城縣在哪裡呢？《太平寰宇記》記載，在渠江縣（今廣安區）北十二里。再結合《水經注》《廣安州志》《南充建置沿革》等資料，今協興園區萬春橋附近最有可能是東漢賨城縣遺址和馮緄冢所在地。

無獨有偶，萬春橋下為高灘，灘上有戲仙台古蹟，北宋宰相張商英曾過此留詩，名為《詠戲仙台》，詩裡描述，戲仙台上，常在夜幕之後，有兩仙女在臺上翩翩起舞。而據清代《廣安州志》記載，清同治年間，因修萬春橋而在灘側鑿石，竟從整石裡鑿出兩條赤蛇和一把石劍，二赤蛇被村民放生，向下遊流去。

廣安萬春橋。

二仙女、二赤蛇、石劍，與馮緄及兩女婢，這難道不是神一般的巧合麼？在這背後，不也說明，賨人對蛇有著神一般亙古不變的情懷麼？也就是說，巴人從遠古時期的敬蛇為神開始，到東漢末年的渝水賨人，這種敬蛇為神的傳統，始終未變。這裡為何要單獨提渝水賨人呢？因為，賨人最早生活在渝水兩岸，漢代以後，因賨錢在巴地的推廣使用，使賨人的概念已發生了極大變化，後文將詳細表述。

廣安萬春橋下石臺，即為戲仙台。

更為具體地講，渝水賨人是巴人的延續，是真正的土著巴人。故一些學者為區別於虎巴，對渝水賨人便又冠以“蛇巴”之稱。實則，蛇巴就是對蛇的敬仰始終未變的巴人。

渠縣漢闕龍虎圖騰。

萬春橋旁邊的黃桷樹樹枝，成天然龍蛇之狀。

虎巴則不同，它是巴人在發展過程中的衍變。

虎巴，又稱白虎巴人，其始祖為廩君，廩君所生活之地，在今湖北清江流域。廩君死後，化為白虎，對此，《後漢書》這樣記載：“廩君死，魂魄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從此，廩君及其管轄區巴人的後裔，便以白虎為圖騰，名為“白虎巴人”。

從秦漢時期的《世本》及《後漢書》對廩君的記載來看，廩君僅是白虎巴人之始祖，而非巴人之始祖。

《世本》記載：“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絡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之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余姓皆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廩君於是君乎夷城。”由此可知，廩君務相實乃巴氏之子，即巴姓族人的首領，成為廩君之後，才成為巴郡南郡蠻的共同首領。更為具體地說，廩君姓巴，其作為姓氏的“巴”與地域之“巴”有著天壤之別。其成為廩君之後，也僅是夷城之君，而非巴國之君。

夷城之“夷”，即居住在巴國境內的夷人，是巴國八蠻之一。《華陽國志·巴志》載：“（巴國）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蠻。”夷城，相對於巴國來說，僅是巴國東部地區的一小部分而已。

因此，以白虎為圖騰的巴人，實際上就是早期巴人的衍變，它與蛇巴並非兄弟關係，而是子與母的關係，即：虎巴是蛇巴的分化。春秋戰國時期，巴國與楚國多次發生戰爭，因最終不敵楚國，生活在巴國東部的巴人被迫沿長江西遷，把虎巴文化也帶到了長江上游地區，故才讓今人弄不清虎巴是巴人之源，還是巴人的分化。

渠縣漢闕上的圖騰。

其實，早在巴楚戰爭之前的西周開始，巴人因協助武王伐紂取得巨大功勞，而被封為姬姓子國，即為巴子國，建都江州，也就是今天的重慶。從這裡也可以說明，重慶很早就是巴地的中心，虎巴文化的影響進入重慶，則是從春秋戰國才開始的——虎巴只能是巴人的衍變，而非巴人之源。

白虎復夷原是虎巴後裔，八蠻融合後成新賨人別稱

《華陽國志·巴志》載：“（巴國）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蠻……秦昭襄王時，白虎為害，自黔、蜀、巴、漢患之。秦王乃重募國中：「有能煞虎者邑萬家，金帛稱之。」於是夷朐忍廖仲藥、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於高樓上，射虎……漢興，亦從高祖定亂，有功。高祖因復之，專以射虎為事。戶歲出賨錢口四十。故世號白虎復夷，一曰板楯蠻。”

《華陽國志·巴志》又載：“漢高帝滅秦，為漢王，王巴、蜀。閬中人範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說帝，為募發賨民，要與共定秦……帝將討關東，賨民皆思歸；帝嘉其功而難傷其意，遂聽還巴……目復除民羅、樸、昝、鄂、度、夕、龔七姓不供租賦。閬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今所謂《巴渝舞》也。”

從以上這些記載可以看出，古代的少數民族，其實也一直在不斷融合。如秦昭襄王時，射殺白虎的是廖仲藥、何射虎、秦精等人，他們並非賨人，而是居住在朐忍（今重慶雲陽）的巴國八蠻（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中的夷人。到了漢高祖劉邦時期，劉邦繼續重用夷人，專以射殺白虎為事。但此時，巴地已統一了貨幣，名為賨錢，於是，原八蠻之分已逐漸弱化，巴人遂皆稱為賨民。但最早的賨人，主要生活在渝水兩岸，勇猛善戰，上戰場時常持板楯，前歌後舞，舉止怪異，令敵膽寒，號為“神兵”。故統一貨幣後的巴人雖然已統稱為賨人，但由於歷史上有射虎為事和持板楯上戰場的兩大明顯特徵，故又有“白虎復夷”和“板楯蠻”兩個別稱。

其實，這兩個別稱分別強調的是早期的兩個民族：“白虎復夷”是指以射白虎為事、免除賦稅的夷人，“板楯蠻”則指生活在渝水兩岸的早期賨人。巴地八蠻融合成新的賨人後，其先族的光輝歷史依然被銘記著，故才有“白虎復夷”與“板楯蠻”兩個別號並用於新融合的賨人身上。

這裡要強調的是，早期崇尚白虎的白虎巴人屬夷人，秦昭襄王時射殺白虎的朐忍人也是夷人，他們的生活區域均屬巴地的東部。而在射殺白虎之時，巴國已被秦國所滅，成為秦國的巴郡，此時，黔中郡、蜀郡、巴郡和漢中郡均受白虎之患，秦昭襄王這才開出“邑萬家，金帛稱之”這樣無比優厚的條件，向全國招募“能煞（通“殺”）虎者”，但凡有敢殺虎的國民，哪有不積極響應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對白虎的信仰，與國王的重賞相比，又有多少份量呢？作為信仰白虎的夷民廖仲藥、何射虎、秦精等人，哪還顧得上信仰？又有誰能經得住國王重賞的誘惑呢？

因此，巴蠻之夷人崇尚白虎與射殺白虎，在當時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是不矛盾的。

同時，筆者要說明的是，“白虎復夷”涉及的事件是夷人，但這個稱號流行起來時，它已用在八蠻融合後的新的賨人身上了，而“板楯蠻”的稱號也同是如此。總之，從漢朝開始，“白虎復夷”、“板楯蠻”都是對新的賨人的稱呼，而且僅是別稱，時官方的規範稱呼仍是“賨民”。但此時“賨民”概念，與“巴人”的概念，已基本沒有什麼區別了。

儘管巴國的多民族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融合，但原有民族的後裔依然不願忘記其先祖，常常會以某種方式表達對自己原有民族身份的紀念。故東漢末年，自原賨民後裔、車騎大將軍馮緄之後，便有了短暫的賨城縣。幾百年後的隋朝，賨城縣縣名再度出現。由於賨城縣是今廣安區歷史上的一個縣，故今天的廣安，仍有“賨州”的別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