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曆史的轉折時刻：“解放者”沙皇的悲劇

俄國什麼時候實行君主立憲制

1855年3月，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亞戰敗的巨大絕望中服毒自殺，把一個狀況糟糕的帝國留給了他的繼承者——亞歷山大二世。克里米亞戰爭的後果是災難性的，俄國的國際聲望一落千丈；國內社會動盪：農奴們反抗地主的運動次數增加，在 1853-1856年間已經達到19世紀初的兩倍多……就連沙皇宮廷裡一些明智的大臣也意識到“如果這個制度（指“落後時代一個世紀”的農奴制度）原封不動，那麼，幾十年以後，它就會把整個國家毀滅”。據說，甚至尼古拉一世在去世前也曾對亞歷山大二世說過：“我有兩個願望：一是解放土耳其統治下的斯拉夫人，一是解放地主壓迫下的農民。第一個願望現在不可能實現，但第二個，我希望你來完成它。”

既然這樣，“那就是從上面解決要比由下面來解決好得多”。亞歷山大二世開啟了俄國曆史上的“大改革”時代。1861年3月3日，亞歷山大二世在其登基6週年紀念日，批准了關於廢除俄國農奴制的法令，在這一延宕數年的制定法令的艱難博弈中，沙皇“像岩石一樣堅定”。與之伴隨的是一系列被稱為“20 世紀前歐洲現代史上最偉大的由政府主導的一項社會改革”。1860年建立了國家銀行；1863年6月批准了大學章程草案，授予大學廣泛的自治權；1864年12月沙皇批准了以西歐司法制度為模式的新的司法章程；1870年成立了城市杜馬（議會）；1874年建立了普遍兵役制……亞歷山大二世因此被稱為“沙皇——解放者”。

可惜，這一改革並不徹底，俄國各階層對於上層統治的不滿情緒也越來越強烈。19世紀70年代末期，出現了“民意黨”，這個民粹主義組織的邏輯是，“黨應該做它所能做的一切，如果它有力量透過起義推翻暴君，它就應該這樣做；如果它的力量只能夠懲治暴君個人，它也應該這樣做”。在這一政治恐怖主義思想指導下，民意黨執行委員會於 1879 年8月26 日透過決議，準備刺殺沙皇。民意黨人前後一共實行了8次對亞歷山大二世的謀殺活動，直到最後一次，1881 年俄歷3月1日（公曆 13 日），費時組織一年半之久的對沙皇的“獵捕”才大功告成。

這一天，當亞歷山大二世乘坐的馬車來到彼得堡水道街3號的轉角處，早已埋伏在那裡的革命者伊凡·雷薩克夫衝上前來扔出了第一顆炸彈，沙皇的馬車被炸壞了，神奇的是沙皇竟然從被炸碎的車子中毫髮無傷地出現了，雷薩克夫被宮廷衛士當場逮住。沙皇的侍衛波·阿·克魯波特金回憶，在隨後的幾分鐘裡，亞歷山大二世表現出了堅強的個性和氣質，“儘管馬車伕一再勸說亞歷山大二世不要從馬車的車篷裡出來，但是沙皇還是堅持走下馬車。他認為，軍人的榮譽需要他察看一下衛兵的傷勢”。

這是不必要的勇敢。就在亞歷山大二世慶幸自己脫險“謝天謝地，我又倖免於難”的時候。又一顆炸彈扔了過來，正好丟在沙皇的胯下。這是另一個投彈手，年輕的大學生伊格納季·格列涅維茨基投出的炸彈。亞歷山大二世倒在血泊之中，刺殺者也當場被炸死。

民意黨人不知道，在亞歷山大二世遇刺前的兩年間，“憲法”一詞頻頻出現在宮廷要員談話中，幾乎就要頒佈實行，甚至就在這天的早些時候，亞歷山大二世剛剛簽署了同意進行憲政改革的檔案。結果，這次成功的刺殺葬送了這一切。一方面，民意黨人曾經以為，沙皇一死，專制政權將隨之崩潰，人民將獲得自由。結果整個社會輿論卻幾乎一致轉到了沙皇一邊，“對刺殺沙皇之舉的態度到處都一樣——寫在人們臉上的憤怒，以及對恐怖主義者強烈的譴責”，甚至自發出現了一支多達萬人的志願者組成的衛隊以保護沙皇的人身安全。民意黨主要成員在一個月內先後被捕，有組織的革命恐怖活動受到毀滅性打擊。

另一方面，“大改革時代隨同其開創者一起進了墳墓”，新沙皇加強專制統治，保守勢力很快得勢，憲政改革胎死腹中。俄國曆史進入了 “大反動”（the Great Reaction）的時期，沒有改革，只有停滯——最終引發了顛覆羅曼諾夫王朝的革命。—一位法國外交官對於亞歷山大二世遇刺的評價是，“他死的那天早晨，正著手進行一項改革，這一改革本可以使他超越一切人。他本來可以使俄國從此在現代化的道路上穩步行進，這一改革就是實行君主立憲。可是，無政府主義者卻殺死了他。但想一想歷史上充滿了偶然性吧，這真是奇特的反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