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則臣《耶路撒冷》|“70後”作家的榮光，一代人的心靈史
一本書的腰封有時常常令人“深惡痛絕”，一張不大的紙上擠滿了各界人士的評價和浮誇至極的讚揚，被戲稱為“腰封小王子”的梁文道也對此無可奈何。然而低劣的作品即使包裝得再精美，也無法提升它的質量，反倒是有些優秀的作品因加上了腰封倒令人敬而遠之了……這實在是件讓人頭疼的事，然而這部被冠以
“一代人的心靈史”
之重名的長篇小說《耶路撒冷》，確實是名副其實。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4-3
徐則臣：“70後”作家的榮光
此書作者徐則臣，男，1978年出生於江蘇東海。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徐則臣被認為是中國“70後作家的光榮”（《大家》），其作品被認為“標示出了一個人在青年時代可能達到的靈魂眼界”。
他的作品《如果大雪封門》榮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2014年憑藉《耶路撒冷》獲得老舍文學獎 ，並且在2015年提名第九屆茅盾文學獎。 2016年《耶路撒冷》獲得首屆海峽兩岸新銳作家好書獎。2019年8月16日，憑藉作品《北上》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徐則臣是一個具有大氣魄的作家，有學者曾說他的創作風格不像是70後作家，更像是60後，這是因為徐則臣在創作上堅持走敘事形式的探索的道路，而70後作家更熱衷於對先鋒、現代的探索。徐則臣是一個學者式的作家，作品中有著百科全書式的內容，當然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獨立思考的精神，以及對人文、鄉土的關乎與思考。他曾說：
“作家大概分為幾種，一種用面板去寫，主要憑藉感覺；另一種用心去寫，憑藉情感；還有一種用腦子去寫，這類作家相對比較理性，一定要先解決‘我寫這個意義在哪裡’的問題。”
徐則臣無疑屬於“用腦子寫作”的這一類作家，因此這也決定了他思考問題的格局與角度，正因為依靠這種理性創作，這部作品才會被稱為“一代人的心靈史”，“史”這個字，並不是那麼容易叫的。
作家徐則臣
《耶路撒冷》故事梗概
少年時代，初平陽和發小楊傑、易長安在運河邊一座搖搖欲墜的老教堂外，聽見文盲老太太秦環獨自坐在耶穌像前的蒲團上讀《聖經》，他聽見她一遍遍地說：耶路撒冷。初平陽一直以為是Jerusalem的漢語發音足夠動聽和神秘，才讓他多年來對這個地名念念不忘。在北大讀書時透過猶太教授塞繆爾先生的追問，他終於發現，
他對耶路撒冷的想往不僅源於漢字的誘惑，更是隱秘地盤踞於內心多年的懺悔和贖罪之結。12歲那年，他親眼目睹秦奶奶的孫子、童年的夥伴景天賜割腕，因沒有及時阻止和呼救，導致夥伴血盡而死。
19年後，初平陽為籌資赴耶路撒冷留學，回到故鄉花街典賣舊居“大和堂”。他童年的夥伴們也重返家鄉。19年後故鄉發生了荒誕的鉅變，19年後人生遭際紛繁各異，但19年後有一點相同，發小們都心懷重負，多年來飽受靈魂煎熬，原來，他們都和初平陽一樣，曾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景天賜之死。這些年來，他們“肇事者”和“目擊者”的身份秘不示人。
這些年來，他們也從各自迥異的人生經驗裡，深味內心中揮之不去的“原罪”，在不同的路徑上發現心安與所信、所執於生命之重大和切要。景天賜的意外之死伴隨了他們的成長，不同程度地參與了他們的生活和內心世界。
在故鄉，最後，他們達成共識，將房子賣給景天賜的姐姐秦福小，因為天賜生前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夠住在開門即可看見運河、臨窗就能聽到水聲的房子裡。秦福小收養了一個長相酷似天賜的男孩，取名天送，仿如天賜轉世的天送也極喜歡靠水邊的“大和堂”。
小說的故事橫跨七十年。從二戰時猶太人避難上海寫到美國的“9·11”，從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寫到北京奧運會之後的2009年；在浩繁複雜的背景下，小說聚焦在出生於1970年代的一代中國年輕人身上，
選取其中典型性的代表，旨在透過對他們父輩以及自我切身經驗的忠直描述，深入地探尋在疾速的現代化、城市化程序中一代人的精神脈絡，探尋他們焦慮、疑難與出路，以呈現中國最近30年社會重大轉型時期裡，“一代人的心靈史”。
《耶路撒冷》的主題
一、成長與救贖
作者以近乎百科全書式的筆力描述了幾個階層的生活：初平陽，社會學博士、專欄作家，一個知識分子。他在研究生畢業後先是在家鄉的師範學院做輔導員，沉悶瑣碎的工作和應酬讓他不堪重負，他隨即辭掉工作考博，在考博過程中他的女朋友舒袖承受不了家裡的壓力與之分手，初平陽飽受失戀、孤獨的折磨。所幸他遇到了塞繆爾教授並表達了想奔赴耶路撒冷求學的願望。初平陽為什麼會選擇奔赴耶路撒冷求學呢？他面對塞繆爾教授的提問時回答道：
“從來沒有哪個地方像耶路撒冷一樣， 在我對她一無所知時就追著我不放。”
在小說中我們可以得知，初平陽是因為天賜的奶奶秦環在斜教堂禱告時聽到了“耶路撒冷”這個名字，被這個詞語發出的聲音所吸引。徐則臣在提及“耶路撒冷”這個題目時，稱自己被這四個漢字所形成的韻味與美感吸引；
“這四個漢字給我的顏色是比較暗，比較冷，是一個特別闊大的意象。在我對這個詞感興趣很久之後，才知道它負載的宗教和信仰方面的意義……在小說裡，除了信仰之外，耶路撒冷還有寓意遠方、希望、理想和心安之地等意思（《現代性五面孔 古代的黃昏》。”
在小說“景天賜”這一章節裡，初平陽也經歷瞭如作者般長久地思考，在思考中他看到了藏在“發出美妙的漢語聲音”的秦奶奶背後的那個人——天賜，他為自己如此迷戀“耶路撒冷”找到了根源，他正是出於在童年時沒能阻止天賜自殺而產生了愧疚感，並主動揹負起了它。愧疚感促使了初平陽的覺醒，他在這種愧疚感的推動下逐漸建立起內心的秩序與信仰。因此作者在小說裡說：
“耶路撒冷就是花街，花街就是耶路撒冷”。
初平陽憑靠著有如咒語般的四個字，最終實現了自我的救贖。
秦福小，底層工作者。她成長於不停地漂泊中，在十幾年的時間裡輾轉於各個城市，而她最終落腳於中國最大的漂泊之地——北京，她的救贖之路也在她領養到那個名叫天送的孩子時鋪展開來。做為天賜的姐姐，她因為天賜過多地享受著父母的寵愛而引發幽怨，以至於她在天賜自殺時沒能及時阻止，但這種幽怨在天賜死亡後轉變成了一股龐大的愧疚感，愧疚感逼迫她離開家鄉四處漂泊，在領養天送之後，她開始正視天賜的死亡，初平陽的專欄文章，不僅作為小說在結構上的一種巧思，折射出70後的思想與情感，同時也為小說中的人物，包括福小提供了指引。福小在看到《這麼早就開始回憶了》和《到世界去》這兩篇文章之後，意識到
“心安處是吾鄉，心不安處更是吾鄉，心安與不安，共系一處。”
於是她決定回到花街，完成她的救贖。
楊傑，參軍退伍之後做水晶生意，經歷了不少波折，最後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老闆。楊傑的成長伴隨著他的母親李老師的重望，把他的名字改做“楊傑出”，希望他“娶一個北京女人”，在來自家庭的壓力和因送給天賜那把自殺時用的手術刀所產生的愧疚感中，楊傑多次面臨對個人身份的認知錯位，生意場上的聲色犬馬更是攪擾得他心神不寧，於是他開始了對自我的反省與轉變。他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開始吃素，在生活中開始追求簡單與真誠，他甚至還轉變了水晶生意的方向——由生產大件轉為小掛飾。從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楊傑並不是把佛教當作宗教來理解的，而是一種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初平陽和易長安曾質疑過他所謂的“佛緣”，認為這只不過是中產階級的盲目跟風與時髦。作者在訪談中談到宗教與信仰時說：
“宗教是一種組織的、群體的，為達到一定目的聚集起來的活動。而信仰應該是一種個人的東西。”
因此我更傾向於這種解釋：佛教之於楊傑，正像是耶路撒冷之於初平陽，乃是一種對靈魂的自我救贖和精神重建。
易長安，一個假證販子，遊走在法律的邊緣。易長安的成長史就是跟他的父親易培卿的鬥爭史。他因童年時目睹父親種種惡劣行徑而對他心生不滿，他近乎執拗地跟父親對著幹，父親讓他學理他學了文，父親讓他到城裡工作他申請到最貧困的鄉村，父親讓他考公務員或研究生，他到北京成了個辦假證的。易長安似乎存在著一種“弒父”的思想，然而在故事的最後，原本在易長安童年時強硬的父親反而處於弱勢，易長安成為易家真正的家長，他也在被警察抓捕的過程中與父親達成了某種和解。初平陽等人籌建的修繕斜教堂的基金會也為易長安彌補了對天賜的愧疚。
主人公們各有不同的成長道路，但他們在故事的起點都不約而同地揹負起對天賜之死的愧疚，有學者認為這是對“原罪”的隱喻，因此主人公們產生了贖罪意識。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但在小說文字中並不存在這種基督教義被主人公們充分接受和理解的土壤，小說中也沒有提到眾人對基督教的歸順。
因此我更傾向於認為“景天賜”代表的是70後的精神創傷，主人公們的贖罪意識是根植於中華民族精神中的對道德倫理的審視，主人公們救贖的完成意味著一種道德意識和內心秩序的重建。
耶路撒冷 哭牆
二、故鄉與遠方
小說中書寫了兩個時空維度裡的故鄉——過去的花街和現在的花街，兩個遠方——現在的北京和將來的耶路撒冷。過去的花街，即初平陽等人童年時的花街，具有濃厚的鄉土文化和神秘色彩，埋藏著主人公們美好的和不願提及的回憶。也或許正是由於這種回憶的存在，使得過去的花街充滿著一種溫情與細膩。而在現在的花街，也就是初平陽從北京趕回來時的花街，面臨拆遷、為一個不存在的妓女修建“翠寶寶紀念館”等亂七八糟的事件，
故鄉這個概念似乎發生了變質，故鄉不再是記憶中的故鄉。這就使得主人公們對故鄉的情感變得複雜起來，一方面他們要回到故鄉尋求救贖；另一方面，故鄉迅速詭異的發展令他們感到陌生。這就需要他們確認自我的身份，理清故鄉與個人間的關係。
當他們不滿足待在花街，選擇前往北京發展時，遠方意味著奮鬥、理想、愛情，而在北京打拼了許多年之後，當過去的遠方成為了今日的此地，他們並沒有收穫到想要的東西，反而感到疲憊、不滿足，北京已失去了可想象的空間，因此尋找更遠的遠方便成為了追求。初平陽在專欄中寫道：“中國的年輕人如今像中子一樣，在全世界無規則地快速運動。”世界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程序，世界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世界。
故鄉和遠方在全球化的語境下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地理位置上的對立，對於現代人，尤其是70年代往後的還在奮鬥和成長中的年輕人來說，故鄉與遠方（世界），代表的是他們精神上的迷失與安定。“花街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花街。”是對故鄉和遠方的最好辯證。
三、“最後的理想主義”
近年來社會輿論對70後作家頗有微詞，認為他們思想能力孱弱，沉溺於日常事物的描寫，沒有宏大敘事的野心。
“到了70年代，氣壯山河、山崩地裂、乾坤顛倒的歲月都過去了，我們聽見了歷史結束的嫋嫋餘音。”
作者首先承認了他們面臨著一種“歷史的缺席”，70後的一代人面對歷史感到一種無法參與的無力感，他們渴望氣壯山河，但又不得不面對現實的瑣碎和庸俗。這似乎足以證明他們是一群理想主義者了，但作者並沒有止步於此，在小說中作者寫到了上一代人經歷的文革等歷史事件，也寫到了70年代的人經歷的唐山大地震、反美遊行、非典等重大事件。而且這不是空洞的宏大敘事，他將這些歷史事件與個人聯絡起來，用自己的方式建立起屬於70後的歷史觀、價值觀。
初平陽的數篇專欄文章及演講等，與小說正文形成一種互相補充的關係，在這些專欄文章中我們可以很直觀地捕捉到初平陽所代表的70後這一代人的思想觀念。他們認為愛情“一半像海水，一半像火焰”；他們渴望“到世界去”；他們依靠回憶獲得安慰和力量；他們關心底層，看到別人的臉和自己的臉；他們對生命有著不一樣的思考……初平陽或作者在倡導一種新的理想主義：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樸素的個人信仰，如此獲得心安。誠然個人無法代替整體，初平陽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站在他的角度上思考會遺漏掉許多來自底層的問題，但這仍不妨礙我們從這部小說中看到70後這一代人中理想主義的閃光，並且我們也有理由相信既然70後能從50、60年代的人手中接過理想主義的接力棒，那麼理想主義也將會繼續傳承下去，“理想主義”只有永恆，沒有最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