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性社會生活(明) || 官宦家庭的封誥——封與不封？
庶出子為官，其母親、妻女的封誥
在明代大臣的誥敕中，存在這樣一種情況，
即只給夫封，而不給妻封
。究其原因，是當時嫡母、生母並存，一時無法給封。
全祖望引明朝人陸《病逸居漫記》，按照明代的制度：
嫡母在，其生母不得受封，則子婦也停給誥封。
在唐、宋兩代，均無此制，顯然是明代的特例。
這裡所謂的生母，顯然是指原本只是妾一類身份的庶母。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明世宗嘉靖以藩王的身份而入正大統，隨後透過議大禮而尊奉自己的生母，但此禮並沒有“上下一體”，對臣子而言，生母卻因為無嫡母身份而得不到封誥。
誥命的取得
誥命的取得，照例需要官員在考滿之後，才可以得到封誥。這種封誥，既可榮親，又慰孝思。
誥命與封贈也有所區別。大抵說來，誥命只及於本身及其妻子；而封贈則可及於父母乃至上面三代。相對來說，明代官員獲得誥命比較容易，而獲得封贈則需要等待更多的時間。
洪熙元年（1425），明仁宗下令：方面官到京，凡是已經經過一次考成而又稱職者，給與本身誥命；九年考滿，才給予封贈。換言之，本身誥命的取得，只需要等待三年，而封贈的取得，則需要等待九年。
但正是在這一年，同樣出現了將誥命改贈父親之例。當時河南布政使李昌祺照例應給誥命，卻在上奏中說自己父親已年屆80多歲，願意將本身誥命給予父親。這一奏請得到了明仁宗的嘉許，後也就成為定例。
這就是說，一旦誥命可以給予父親，那麼在誥命與封贈之間，其界線就日漸變得模糊起來了。
至正統初年，明英宗下令：“文、武誥敕非九年不給。”
這就是說，誥命的獲得也需要等上九年。但這一詔令遭到了李賢的反對，他在上疏中言：“限以九年，或官不能滿秩，或親老不待，不得者十八九，無以勸臣下。請仍復三年便。”於是英宗收回成命，誥命還是改為三年。
至於遇到國家大喜之事，官員之父母、妻子不必再等到考滿，即可獲得誥命或封贈。
如明英宗天順八年（1464），因為上兩宮皇太后的徽號，明英宗下詔封兩京文武七品以上官父母。弘治十八年（1505）也因為上兩宮徽號，明孝宗下詔：凡是兩京七品以上文官，未及一考，亦均給與誥敕。父母已封者，服色許與子同。可見，官員之母若已封得封號，可以穿與其子官品相同的服色。
妻以夫榮
所謂妻以夫榮，是指丈夫一旦做官，其妻照例可以得到封誥，成為名副其實的“誥命夫人”。
如鍾惺之妻黃氏，因鍾惺出仕做官而得封“宜人”此即其例。
從封贈之制來看，明代的制度規定，封贈只及正妻，不及妾婢。
正妻，一般通常是指“元配”，當然還包括繼室。所謂的繼室，就是士大夫之妻死後另娶一妻，也即民間所稱的“填房”。明代的史料證明，士大夫的繼室，同樣可以得到封號。
如歷仕永樂、洪熙、宣德三朝的大臣蹇義，元配劉氏、繼室張氏，均被封“夫人”；同為歷仕永樂、洪熙、宣德三朝的大臣金善，故妻劉氏、繼室屠氏，也均被封“夫人”
萬曆二十年（1592），焦竑修撰考滿之後，除了其父母得到封贈之外，其妻子也分別得到了封贈。當時他的前妻朱氏已經去世，被贈“安人”，而繼室趙氏也被封“安人”
明末楊嗣昌在1歲時其親生之母就已去世家中所存，實為其繼母丁氏，所以丁氏也被封為“誥命夫人”。
那麼，再醮之婦和婢，在封誥制度上又是作何體現？對此，張履祥有下面記載：
《會典》：“再醮之婦與婢所生子，雖貴，母不得受封。”古禮庶子庶女不與嫡等，所以定尊卑、明貴賤也。今日無論民庶之家，不顧斯義，即士大夫，往往昧於等威，以至釀成禍本。總由心志迷惑，不知禮義之不可犯也。上不念祖宗為不孝，下不念子孫為不慈，家門何不幸而生若人？
這就是說，雖然明代的制度規定了母以子貴但根據《大明會典》的規定，若是再醮之婦或婢所生之子，則不能受封。究其原因，還是為了維護“定尊卑明貴賤”的禮教秩序。
從諡號來看，妻、妾理應有等級之分。在明憲宗正統以前，皇帝死後，凡是嬪妃從殉，照例可以賜給諡號，並稱皇庶母，而親王郡王府中嬪妃有殉節者，也可以向朝廷請諡。就臣下而言，其妾照例不能有封贈與諡號。當然也有例外。
如洪武年間，中書省平章政事李思齊妾鄭氏得諡“貞烈”燕山衛指揮使費德妾朱氏得贈“德人”，賜諡號“貞烈”；宣德年間，安陸侯吳復妾楊氏得“貞烈”之諡都指揮使王俶妾時氏也得“貞烈”之諡。
宣德以後，妾媵大體上不再有諡，只有大同指揮範安死，其妾楊氏自縊為殉，遂下詔贈“恭人”，賜以誥文，但也無諡號。其後，列朝基本遵循這一制度。
命婦身份的榮耀
婦女一旦成為命婦，就有機會進入皇宮朝見皇后。下面以崇禎五年（1632）命婦朝見皇后為例，對此作一簡單介紹：
崇禎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周皇后壽辰，
命婦入賀，自西華門外下輿入門，復肩輿至武英殿門外下
。黎明，皇后升殿，諸命婦排班下手立，四拜，女官宣箋表跪，班首成國夫人入殿內致詞，命婦皆跪，三叩頭起，四立拜而出，以立為拜，不復俯伏。
命婦朝見皇后，應該說是婦女一生中最高的榮耀，所以其禮儀顯得相當隆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