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逆結構——論自然和人類社會的進化（上卷）（159）

二十九、佛教

大約公元前2000年左右，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他們先在西北部旁遮普一帶立定了腳跟，然後逐漸向東擴充套件。到了公元前5、6世紀的時候，他們已經到達了孟加拉或者更東的地方，他們的勢力遍佈整個北印度。恆河和朱木拿河（也稱亞穆納河）匯合的地方成了婆羅門教的文化中心。印度原有的土著居民有的被迫南遷，或者向北方和東方撤退，有的還留在原住地，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忍受著外來侵略者的奴役和壓迫。當時的印度正處在奴隸社會，這些土著居民就是奴隸或者接近奴隸的人。到了公元前5、6世紀的時候，“無論是社會層面還是精神層面，印度發生了大範圍的變化。城鎮在增加，因為商人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國王和寺廟共享的權力逐漸削弱而趨於崩潰。一個新的城市階級正在興起，他們積極經營自身，對舊的傳統表示不滿。”（彼得·沃森《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在這種形勢下，出於統治的需要，種姓制度逐漸嚴格起來。婆羅門想把這種制度神聖化，加以鞏固。他們把社會上不同階級、不同階層人民的權利、義務甚至生活細節都刻板地規定下來，不得逾越。種姓間不能通婚，甚至不能共食。總的來說，種姓制度是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混合產物。“婆羅門的種種無理要求和強徵勒索，是導致公元前6世紀和前5世紀印度進行宗教改革的一個因素。另一個因素則是……經濟發展造成了一個富裕的商人階級，即吠舍種姓，吠舍種姓對在它之上的兩個種姓享有種種特權極為怨恨。再一個因素就是，婆羅門與非雅利安人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這三個因素結合到一起，也就促成了那兩世紀裡印度宗教界和知識界的動亂。人們開始要求自由——自由是一種比僵化的宗教儀式和死板的教義更富有意義且令人滿意的東西。”（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

大約在公元前5、6世紀，各種異教盛行，哲學爭論充斥於市井街頭，那是一個思想自由開放的時代。當時印度的思想界呈現出空前的活躍。根據耆那教的經典記載，當時有三百六十三個哲學派別，其中六十二派屬於佛教。可見當時學派之繁多，爭鳴之劇烈。這意味著印度社會的三教九流開始對正統婆羅門教的制度和教義進行審視與反思。“動亂的一個表現是出現了苦行主義的風氣。在最有活動能力、富有才智的人中間，有一部分人開始與社會疏遠，沉浸於純粹的內心反省。他們發明了各種訓練人心無旁騖、最後進入出神或入迷狀態的修行方法。而透過內心的反省和沉思又引發了許多改革運動，此中最重要的就是佛教。”（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於是，印度社會開始分化出兩大宗教陣營——婆羅門與沙門。屬於婆羅門系統的各學派主張梵我一體，宣揚祭祀祈福；屬於沙門系統的各學派則主張業報輪迴，宣揚苦行解脫，認為一切存在都是苦難。沙門與婆羅門之間的鬥爭針鋒相對，屬於沙門的各學派代表原始居民的利益，竭力宣傳“非殺”；而屬於婆羅門的各學派主張殺牲祭神、殺牲為生。佛教正是興起於這一時期，佛教繼承的就是沙門的傳統。佛教反對婆羅門種姓排序，在佛教的經典裡種姓的排序是：剎帝利、婆羅門、吠舍、首陀羅。由於剎帝利階層（主要為王族和武士）擁有的財富和權力都大大增加，與位列第一掌管宗教事務的的婆羅門階層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這從側面反映了兩個階層對宗教話語權的爭奪。同時，擁有相當一部分社會財富並在經濟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吠舍階層（商人和富裕農業主）在很多方面也與婆羅門階層形成對立。階級的對立意味著在利益分歧的基礎上產生了對生命意義認識的分化。佛陀時代的印度，因傳統宗教的衰落產生了懷疑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同時因經濟的發展產生了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幾乎同時興起的耆那教和佛教都把矛頭指向了這種世俗的享樂主義。

“佛陀把人生一切苦難和不滿都歸咎於不知足的自私。他教導說，痛苦出於個人的渴望，出於貪慾的折磨。……人生的私慾有三個主要形式，所有這些都是邪惡的。第一是滿足感官的慾望，就是肉慾；第二是個人永生的慾望；第三是富裕的慾望，就是俗欲。……但這些私慾的確得到了克服，不再主宰一個人的生活時，……他就達到了較高的智慧，那就是涅槃，就是靈魂的寧靜。”（赫伯特·喬治·威爾斯《世界史綱》）佛陀最根本的教義是十二因緣、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緣的基礎是苦，苦的根源是無明。四聖諦：苦、集、滅、道，也以苦為中心。而八正道：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是為了從苦中解脫而修行的方法。總之，佛教認為生老病死，一切皆苦，生命本身就是苦，慾望是苦的根源。釋迦相信業報，相信輪迴。他的最高目標就是剷除無明，瞭解或認識存在的因果關係，從而跳出輪迴，達到涅槃。這一些想法都塗著濃厚的悲觀主義色彩。當時種姓制度很嚴格，民族壓迫非常普遍，他的悲觀主義表達了人民群眾比較普遍的情緒。佛教宣揚不重視種姓差別，一入佛教，就如眾流歸海，一切差別不復存在。不重視種姓差別就是對婆羅門的反抗，因為婆羅門教是十分重視種姓差別而且只代表婆羅門的利益。佛教的創立與婆羅門對宗教祭祀的壟斷髮生了衝突，因為原始佛教更強調的是個人的修行，而不是儀式和獻祭。這是因為它沒有廟宇，沒有祭司，也不相信神諭。“許多初期的佛教徒是一些和藹可親、樂於助人、高尚可敬的人，使人不得不相信他們有堅韌不拔的信心。……喬達摩的命運與此後大多數宗教創始人的命運一樣，他的那些不才的弟子們為了努力於吸引外界，從很早就使他變成一個神奇人物。……在這些病態想象強有力的影響下，喬達摩的道德教義幾乎都隱藏得看不見了。各種理論不斷地發展和興盛；每一個新的步伐、每一個新的假設，都會引起另一個新的步伐和新的假設；直到整個天空充滿了頭腦裡臆造出來的贗品，而佛教創始人的較高尚、較簡明的教訓卻被窒息在大量眼花繚亂的形而上學的瑣細難解的論說之下。公元前3世紀，佛教已逐漸取得了財富和權勢，法師們從前在雨季聚居的一簇簇簡陋茅屋，正在被宏偉的寺廟建築所代替。”（赫伯特·喬治·威爾斯《世界史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