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明的本來面目是什麼 是“士”的精神！

不知道喜歡研究中國歷史的朋友有沒有注意到一個現象，那就是從春秋戰國時期，一股新興勢力的悄然崛起，改變並決定了以後中國兩千年的文化根基，這股新興勢力就是“士”，也就是所謂的“君子”。無論是那一本史書，在春秋之前，上面所記載的所有人物，但凡是有名有姓的，基本上都是貴族。

從堯舜禹的神話時代，到平王遷都，無一例外。有人可能會說姜尚、伊尹不都是國君在路上隨便抓來的老頭嗎，他們應該是平民吧，錯！在那個時代，只有貴族才會有姓名，而且“姜”和“伊”都是大姓，是標標準準的貴族。

考察古代中國的立國精神，至少有如下幾根砥柱：天下為公的立國理念，士族集團的領導，尚武重教的觀念。中國歷史上的治世和亂世，都與這幾個立國核心理念密切相關。漢唐之盛世，是這幾個理念發揚光大的產物；晉、宋、明之衰弱，是這幾個理念遭荒廢的結果。

春秋戰國時期是貴族精神和尚武精神最為濃烈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人們，上至君王將相下至商人遊俠、漁夫村婦，多有光明磊落的人生風範，有慷慨悲歌的豪俠氣概和勇武人格。在“國際”交涉中，對有損於國家利益者，他們不畏強暴、以生死相爭，如華元、曹沫、藺相如、毛遂、

唐雎

等人。

如果身死而有益於國家，他們甘願赴死而無怨無悔，如鄭叔詹、安陵、寵高、侯贏、樊於期、荊軻等人。對於尊長，他們常忠實服從。

但若有損於國家大計或名譽，雖出自尊長，必抗命不從，但事定之後，也不能原諒自己的犯上之罪，而常自殺以謝罪，如鬻喉、先軫、魏絳等人。不幸犯罪，慨然負責、坦率接受懲罰，決不鼠竄逃刑，如慶鄭、鷹然等人。

為完成職業使命，不辭萬難，甚至以死相赴，如齊太史兄弟，及李釁、申鳴、孟勝等人。受人之恩，以死報答，如北郭騷、豫讓、聶政、荊軻等人。

朋友有急難相托，不惜犧牲一切乃至生命加以救助，如信陵君、虞卿等人。他人的災難，雖然與我無關，但大義所在、大局所關，願意為其赴湯蹈火，如魯仲連、墨子、墨家鉅子孟勝及其為楚國守城而死的180名弟子等人。

與人共事，而一死可以為其保密、助其成功，則自願赴死而無悔，如田光、江上漁父、溧陽世子等人。戰敗，寧死不為俘，如項羽、田橫等人。

兩方道義相沖突，導致進退皆錯，不能兩全，則擇其尤合於義者為之，但事過之後自殺身殉，以表明不得已，如鋤鹿、奮揚、予蘭子等人。

1904年，梁啟超遊日本，痛感國家衰弱，且聽聞歐洲和日本人常評論說：國之歷史，不武之歷史也；中國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乃奮發著述《中國之武士道》一書。中國之武士道，也就是中國士的精神。梁啟超在書中選取了七十多個春秋、戰國時期的著名人物作為“中國武土道”精神的體現者，他們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身份、地位迥異，有俠客、有刺客，既有君主、將軍、宰相、太子這樣的顯貴高官，也有地方官員、陪臣、謀士、士兵，還有僕人、漁夫、民婦、屠夫等社會下層的普通人。他們重朋友、重道義、重名譽、重然諾，輕生死、淡功名、有血性、有個性，除暴安良、扶危濟困、急人所難、行俠仗義，可殺而不可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梁啟超認為自黃帝以來，華夏族就是靠武力征服夷蠻在這廣博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並且自有正史開始的五百年間，卓越的尚武人物不計其數，他從“穆然以思”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國民族之不武，則第二之天性也”。

梁啟超眼中的所謂中國武士道，不是某種身份如武土、俠客、刺客，也不是某些行為如生猛、魯莽、講義氣、敢拼命，而是一種精神，一種剛健昂揚、積極果敢、有原則、有堅持、不苟且、不委瑣的生活態度。

梁啟超所生活的時代，中國人被稱為東亞病夫。原來，虎虎有生氣的“士”，才是華夏本來的性格和麵目。《中國之武士道》以空谷足音般陌生而又熟悉的話語告訴我們：中華的尚武傳統源遠流長，中國有自己的武士道傳統和武士道精神。只是年代久遠，那些豪俠氣概和勇武人格已經湮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