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第17章全文解析：老子的治國思想

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於我何有哉?

無為而治

【原文】

太上①，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③。功成事遂③，百姓皆謂：我自然。

【註釋】

①太上：最上等的。

②貴言：珍惜言辭，即很少發號施令。

③事遂：把事情做好了。

【譯文】

聖人治民，人民感受不到他的存在：其次的統治者，人民親近他、讚譽他；再次的統治者，人民畏懼他：更次的統治者，人民輕蔑他。統治者的威信不足，人民才不相信他。聖人施道，悠閒自在，少發號施令。事情辦成功了，老百姓會認為：“我們本來就是這樣的”。

【導讀】

統治者的四種層次，不同的次人民對待他的態度也名不相同。其中最好的統治者，悠閒自在，很少發號施令，人民其至感覺不到他的存在。當事情辦好之後，人民會認為自已本來就是這樣的。

【解析】

在本章裡，老子主要論述統治者治理國家的問題，他主張無為而治，無為的真正內涵是無不為，只有達到了這一境界，才能實現國泰民安。那麼統治者怎樣才能達到無為而治的最高境界呢？

老子說大道無言而長存，大道無為而長能，真正的治國之道是無為而無不為。人們也常說“強扭的瓜不甜”，這是有道理的，因為人之所以“強扭”，是因為還沒等到瓜熟蒂落，而沒長熟白勺瓜又怎會甜呢？這是因為人們沒有順應自然規律，而是憑著自己的感覺主觀臆斷，這樣必然會自食其果。這裡的自然規律也可稱為“道”。在現實生活中，一旦人們違背“大道”就必然會受到懲罰，為了不受大道的懲罰，毫無疑問，人們就必須合乎大道的規律，一旦人們的行為與大道吻合，就會自由自在、事半功倍。退一步講，統治者要想不受大道的懲罰，就必須順應大道，做到無為而治。

老子在本章裡將統治者分為四個等級，他們分別是：太上、其次、其次、其次、、為了便於理解，我們不妨將以上四個等級看作：太上、其次、再其次、最次。即最高階的是無為而治的合道之王；其次是立聖言、重信諾以召引天下之士的王道之王；再次是以強力征服天下並以威嚴震懾人民的霸道之王；最次的則是群起而侮之的末路之王。

“太上”有兩個意思：一是最高明的統治者；二是遙遠的上古時代。這裡指的是最高明的統治者。老子對“太上”的肯定，說明老子對像道那樣的“看不見的手”的統治非常推崇，標示著老子對有為政治的反對。在老子看來，最高明的統治者應當實行無為之治，治理國家和人民時採取一種自然而然、不橫加干預的政策，這種政策的特點是儘量減少自己對國家和人民施加強有力的影響，不增加人民的經濟負擔，不對外進行大規模的戰爭，因而民眾感覺不到他的存在。最高明的統治者採用的是順應自然規律的方法，不對人民生活進行干涉，所以人民生活得自在安樂，沒有怨尤的物件，也就感覺不到統治者的存在了。

“其次，親而譽之。”這是稍遜一等的統治者，這種統治者的特點是給人民施以恩惠，人民親近他讚譽他，他施惠於民，但不高高在上，不讓人民感覺到他的特殊性，他可親可敬，和人民相處融洽。

“其次，畏之。”這種統治者聲色俱厲，經常擺出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的神態，並用強制手段來確保國家機器的運轉，統治者和百姓的關係視同水火。統治者制定出苛刻的規章制度，這些規章制度的制定則直接威脅到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老百姓對其心懷畏懼，常常處在暗無天日的悲慘境地，在忍氣吞聲中不斷積累仇恨。

“其次，侮之。”這是最下等的統治者，這種統治者專橫跋扈，不把老百姓的生死放在眼裡，甚至不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子民，而是把他們當作奴隸來對待，對他們進行奴役、辱罵。老百姓對這種非人的待遇忍氣吞聲，等到忍無可忍的時候，他們也會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反抗暴政。

因此，老子推崇的是實行無為之治的統治者，因為他們不會輕易向人民發號施令，他們慎言謹行，決不破壞老百姓的生活規律，老百姓遵循大道，統治者不必勞神苦思，國家就得到了治理，百姓也過上安寧的生活。生活富足安定，百姓就感覺不到統治者的存在，覺得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百姓有了這種感覺，自然心中沒有感激之情，沒有感激之情也就無所謂仇恨，沒有仇恨，國家自然太平。這樣的場景，正是老子對“百姓皆為我自然”的最好描繪，這也就達到了老子所謂的道的境界。所以，統治者要想成為“太上”，就要取信於天下，順應自然，這就實現了“王道”。

【經典解析】

老子認為最好的統治者根本不用費盡心力去治理百姓，他只需要有足夠的威信，悠閒自在地垂拱而治就可以了。而這種威信的來源正是“貴言”，即少發號施令。太多的政令，朝令夕改只能讓人民更加困苦，讓百姓不知所從。在老子眼中，政府不是管理人民的權力機構，而只是調節人民、使人民做事順從自然之道的工具。平時政府和人民各安其是即可，人民不需要知道統治者的存在。

在《帝王世紀》中，記載了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五老人擊壤於道，觀者嘆日：大哉堯之德也！老人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這可以說是對老子的“百姓皆謂‘我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然”的最好描述。儒家講以德治國，孟子說：“明君治國使百姓愛戴，萬民稱頌，然而在老子眼中這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僅僅是使百姓“親之譽之”的次一等的統治者了；至於，實行嚴刑峻法，令人民生畏的法家，則又次了一等；那些朝令夕改，毫無威信的使人民輕視的統治者則為最次的。

老子的想法固然是好的，然而我們也應看到，這只是老子的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人性是多樣的，尤其是在經歷過大亂、大變動的時代，有時一味地讓人們自由發展並非最好的辦法。人們常說：“亂世用重典。”即是如此。我們應用發展的眼光看待老子的學說，在認識到其政治理念的時候，也應看到它的時代性、侷限性。否則否則只能是膠柱鼓瑟，採用錯誤的方式。

【哲理引申】

老子的無為而治的思想，並不是真正的毫無所為，他所說的“貴言”，也不是“無言”。無為而治的思想，要求統治者減少對人民的干擾，避免讓政令擾亂人民的正常生活，但並不是對人民過於放縱。相反，對於作奸犯科之人應及時糾正，對於不合理的政策應及時調整。

《左傳。昭公二十年》就記載了為政過寬的錯失。鄭國的子產病重。他對子太叔說：“我死以後，您必定主政。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夠用寬厚的政策使民眾服從，其次的政策沒有比嚴厲更有效的了。比如火勢猛烈，人們望見它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於火。水性柔弱，民眾親近並和它嬉戲玩弄，所以死於水的人就很多，因此寬厚的政策，實施的難度要大。”子產病數月後就去世了。

太權繼任主政鄭國，不忍心採用嚴厲的政策而實行寬厚政策。鄭國因此很多盜寇，他們召集人手聚集於萑苻澤中。子太叔很後悔，說，“我早點聽從子產的話，就不至於弄到這個地步。”於是出動士兵去國剿萑符澤中的盜寇，將他們全部殺滅，從此盜賊活動才稍稍平息。

孔子聽到這件事後說：“好啊！政令寬大民眾就息慢，民眾息慢就用剛猛的政策來糾正。政策剛猛民眾就受傷害，民眾受傷害了就施與他們寬厚的政策。寬厚用來協助剛猛；剛猛用來協助寬厚，政治這才得以和諧。”

明朝萬曆皇帝朱翊鈞可謂是“無所為”的典範。朱翊鈞登基時有老師張居正輔佐，還沒什麼太大的過失，等張居正過世後，他就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竟然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十七年（1589年），朱翊鈞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以至於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內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國家重臣雖對政事憂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的時間。官員上奏的奏摺，他都隨意拋在一邊，從不批覆，國家各個機構的官員都出現大量缺失，他也不聞不問。他這樣的“無為而治”使好好的一個大明江山逐漸滑向了衰落、崩潰的深淵。

可見為政之道並非是一成不變的，有的人過於勤政，但拯救不了王朝的危亡；有的過於“無為”，也治理不好國家；有因為過於相信儒學而德治失敗的；有過分依賴嚴刑酷法而導致敗亡的。學習老子的治國為政之道也是如此，它最大的前提就是得“道”，即參悟透事物發展的規律，用發展的眼光去看如今社會需要什麼政策。老子一切的治國、處世思想都是在對“道”的理解之後，得出來的。人們應看到事物發展的一面，立足於現實，才能採用正確的行事、治世方式。

事實上，中國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性質最複雜的國家，其治理難度可見一斑。而且國家的不少政策正是遵循了老子的無為思想。縱觀建國至今，無論對內對外，國家的發展始終平穩如一，雖有波動，但方向從未有偏差。

時代在進步，新舊在更替，無為不能事事無為，有為但要順勢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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