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活在無聲世界裡的人，經歷了太多被遺忘
原創 王明雅 首席人物觀
作者：王明雅
喜歡動物的女孩
因為長久不開口說話，僵硬感在口腔內蔓延。腦袋裡發出舌頭蠕動的訊號，精神集中過去，小傢伙卻總也不聽使喚。
李聰形容那種感覺，就像右撇子突然嘗試用左手寫字，是一種從來沒有過的艱難體驗。
解決的辦法是迂迴策略，比如靠觸覺。把手放到老師的喉嚨那裡，老師說話，她感受發音時喉部的震動，再說話，這時看嘴巴前有沒有溫熱的氣流，腹部呢，肌肉有沒有動一下，然後跟著模仿去輸出聲音。如此往復，一遍又一遍。
她的下顎肌肉總是又酸又痛，會有堅持不動的時候，但她想著，如果能挺到不疼，靈活度提高，發音也會好一些，“盡力而為吧”。
李聰是位聽障人士。因為聽力的缺失，發出的聲音與聽到聲音無法形成順暢的對應關係，語言能力隨之喪失，因此很長時間裡他們被稱為聾啞人。
她做了近十年這樣的語訓練習，最初跟著老師練，老師精力有限照顧不過來，就在家跟著媽媽練，上午一個半小時，下午一個半小時，晚上再來一個小時。
語訓難度視個人情況而定，她屬於聽力受損嚴重型，戴上助聽器，也僅能“感知”到一點聲音，也因此，發音始終不如一般的聽障孩子。
媽媽米蘭還記得，孩子剛出生的時候，她買了兒歌磁帶，一往錄音機那裡走，李聰的眼睛就立馬跟上，音樂聲響起，機身上的燈光一閃一閃，她的眼睛也跟著眨巴轉，著實伶俐可愛。但不安最終在孩子七八個月大的時候襲來——別家的孩子這時候已經會咿咿呀呀地喊，李聰卻總沒開口。
米蘭夫婦去了醫院。確診的那一剎那，“感覺天都塌了”。電話裡傳來米蘭輕微顫抖的聲音，彷彿回到了19年前在醫院的那一天。
李聰19歲了，這些日子正在準備高考，考察了一番後，她把努力的方向定在了西安美院。
米蘭第一次發現女兒的天賦，是在她五歲大的時候。一天，她帶李聰去鄭州動物園玩，回來後，小不點自己拿了一疊小紙片，趴在桌子上一動也不動，就這麼認認真真地把看到的好多動物畫了下來。“畫得特別簡單，但抓住了動物的特徵，一看就知道是什麼。”米蘭暗暗驚奇。
小學二年級，米蘭正式把女兒送去美術班——那位老師特別帶了幾位聾啞孩子。很快，老師對著米蘭也是一頓猛誇：你家孩子一點就透，接受能力真快！天賦的持續體現是，李聰的作品總能被當成範本，拿給其他家長看。
這個孩子對動物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
夏天在路邊逮到一隻小蟲子，她不怕，反而要帶回家養起來逗著玩。前兩年她跑去家附近的花鳥市場，拎了一隻兔子回來，怕媽媽責怪，放在自己床底下偷偷養了兩三天，後來藏不住了，媽媽開明地溝通：你都養了，就拿出來養著唄。小兔子現在已經是七八斤的肥兔子了。
紀錄片《梧桐樹》留下了李聰小學時的樣子，短髮、齊劉海，白白瘦瘦，乾淨恬靜。她把小烏龜帶到教室裡，下課的時候，撕下長長一條衛生紙，一圈又一圈裹住龜身，小心翼翼揣進褲兜，然後去教室附近的草叢裡溜龜。
李聰告訴我：烏龜飼養成本低，不會吵，如果你看過我黑歷史的話就知道，有種手機寵物的既視感：-D。
“黑歷史是《梧桐樹》嗎？”
“是啊。”一個假笑男孩的搞怪表情包發過來。
梧桐樹
從電視臺離職後，蘇青成為一名個人紀錄片導演，自2001年起，他和米娜連拍了三部關注聽障群體的片子，分別是《白塔》《手語時代》和《梧桐樹》。
最後一部《梧桐樹》，蘇青把鏡頭對準了鄭州一處規模最大的盲聾啞學校，拍了6年，始於2011年。喜歡動物的女孩李聰，就是在這裡度過了小、中學12年時光。因為“很聰明，手語又好，特別愛看書，手裡常託著一隻小烏龜”，蘇青把這個孩子剪進了片子裡。
圖：紀錄片《梧桐樹》截圖
那時候的盲聾啞學校還在老校區，茂盛高大的梧桐樹長在操場邊上，在片子內過了幾個四季，也陪了包括李聰在內、很多孩子那麼多的四季。
我應當反思自己的一種慣性思維。
這部紀錄片開頭長達40s時間是無聲的。鏡頭緩緩切入正在做口舌操（注：一種語訓方式）的聽障孩子後，你依然只能聽到舌頭拍打在口腔內壁上的細微聲——要把電腦聲音儘可能調大。
我想當然地做了閱讀理解題：這樣特殊的處理手法，是片子輸出的情緒之一，即凸顯孩子們生活在一個無聲世界。
“那沒有，”電話那頭，蘇青乾脆利落地否定：“當然，觀眾有自己的感受，他們如果這麼覺得，也不壞。”他解釋，按時間順序來說，片頭的確在初期拍攝完成，孩子們做語訓時也確實不發聲，“這就是他們真實的生活環境，沒有什麼刻意與否”。
聽起來有些抽象。其實本質區別在於，你是以看待略有差異的常人的心態，還是以一個認為殘障和健全是無法逾越的差異的視角去讀取這個細節——這正是我該重新思考的地方。
蘇青的哥哥也是一位聽障者。
他在內蒙古長大，此後輾轉重慶、北京，卻仍最掛念小時候的日子。那時，他總和哥哥一處玩耍，一起去聾啞學校，交聾人朋友，逐漸熟練學會了手語。對於他來說，哥哥和李聰的世界沒有什麼異常。
自然，當蘇青從個人視角中跳出來，站在宏觀的環境中，這個世界顯然又“不正常”了起來。你總能看到，短影片博主們扯一塊黑布蒙上眼假裝失明，出門跌跌撞撞，好像盲人真的寸步難行。而聾人呢，我們想著，他們聽不見的話，娛樂文化生活該多枯燥啊。
蘇青試圖改變這種偏見：以最簡單的鏡頭，真實記錄他們的生活——你能看到，孩子們讀書、上課、做廣播體操，兩個視障小姑娘，會趁著老師不注意，偷偷拿彩色熒光筆塗描指甲，擔憂被發現了怎麼辦，聽不見的孩子，在成群結伴打球與玩鬧。
是的，梧桐樹葉子綠了春夏，繁盛的花相伴盛開，一年又一年，盲聾啞學校裡，喧鬧、靈動的氣息，從來長久不息。
那些不友好的事
初二那年，父母帶李聰去西安看兵馬俑，參觀的人很多，但都沒影響到李聰。她趴在欄杆上面，一動不動地盯著眼前的壯觀景色。
大部分時候，李聰給人的印象就是這樣，專注做一件事，乖巧又懂事。過了十年時間，蘇青提起來對她的印象，也有這一點：特別愛看書，媽媽逢週末帶她去書店，她坐在臺階上，能一天不挪窩。
但並不是書呆子一樣的孩子。她做手工，用超輕黏土做出來的多肉，翠綠逼真，也喜歡去找鄰居家孩子玩，去的時候帶幾張紙，交流就靠寫字，玩網路遊戲，交虛擬世界的朋友。
只是，愈這樣走進常規生活，迎頭撞上那些難以察覺到的“不友好”就愈多。
媽媽不止一次提到，李聰聰明，小時候和那些來學校做活動的健全孩子交流，紙筆速度總趕不上她的表達速度。蘇青的鏡頭下，這個小小的孩子關心環保議題，用手語比劃，人類的砍伐速度遠遠超出了樹木生長週期。論述做到一半，她要停頓一下，思考如何用手語準確表達意思。
故事並不是一直如表象那般溫情，在一個被“健全人”主宰的社會，你總該想到，對於“李聰”們來說，世界的底色還是佈滿瘡痍。
大學畢業後，陸然比同齡人經歷了更殘酷的招聘，在闖過正常的筆試關卡之外，進入面試環節，陸然的命運還要看天、看運氣。
她迄今還頗有怨念的事是，幾年前，她透過一家國內頭部網際網路公司的筆試，以比同期人高20分的成績進入面試環節，應聘開發崗位。但老天沒給好運氣，她聽不清這家面試官的話，兩三個問題之後，便被客氣地“請走了”。
她屬於聽障群體中的“口語一族”，因為從小聽力不好，比如“吃”“芝”，在她聽來都是“衣”。自然，發音也不太標準，老有不認識的人問她是不是外國人，陸然哭笑不得，乾脆開玩笑：是啊。自從做了人工耳蝸手術，聽不見的情況有了改善，但聽得懂還有待提高。
求職路上，她沒在面試官前主動吐露過自己是聽障者，在去那家大型網際網路企業之前，她已經碰壁了好幾次，大部分是因為聽不清問題，最終都被誤解為“不會”。最後能求職成功，也是因為運氣：她終於聽清了面試官說話。
“偽裝”健全人的理由看起來如此簡單，說出來“聽障”這個詞，基本等於給自己的正常工作判了死刑——企業主們，總覺得他們會徒增成本，起碼是溝通成本。
與之相對應的是，人們樂於調侃程式設計師群體，悶頭碼程式碼，寡言少語，如無必要也可以一天不說話，而微信、釘釘等通訊工具的最佳化，也早已解放了健全人的嘴巴，一切皆可“打字說”。但我們的社會環境，卻迄今不能給予一位略有聽力障礙的優秀程式設計師空間，去施展她的才華。
大量的“不友好”細節正在為特殊人群迴歸正常生活設定屏障。
李聰喜歡的網路遊戲中，聊天室裡，大家開語音“叭叭”說話，她只能焦灼地把媽媽喊來，詢問大家在聊些什麼。陸然在機場總是來不及聽清，那些突然響起的播報通知音。
和陸然最後的交流停在她一句“謝謝”，她誠懇地說，“畢竟我很少跟別人說自己的苦惱，都是儘量表現正常”。
br/>多一點“無障礙”
去年11月，應小米公司邀請，蘇青攜紀錄片《梧桐樹》和主人公之一李聰、李聰媽媽米蘭去了小米南京研發中心，與MIUI無障礙團隊的產品經理和技術同學們，一起觀看了這部片子。
因為沒有來得及請手語翻譯，小米的同學臨時把訊飛聽見軟體投屏到大螢幕上，大家的討論透過語音轉文字功能，實時同步展示了出來。李聰實在太開心了，那是她第一次和大家同步共享一個聲音主導的話題，媽媽也忍不住感慨，孩子難得參加這麼有“融入感”的場合。
次日小米的無障礙產品經理杜海鑫向她展示了即將推出的小米聞聲功能原型。他詢問李聰的意見，李聰眨巴眨巴眼睛用手語比劃：挺好的，如果能把說話的角色分開就更好了。產品經理說，我們已經在溝通解決方案了。
其實無障礙並不是一件多麼特殊的東西。對於殘障者來說，平等地參與生活是他們生而為人的權利，無障礙是對他們缺失能力的補充，創造平等的參與機會，並提供必要的參與條件。但更廣闊一點看，每個人都會遇到障礙，當你拿著重重的行李推著嬰兒車時，你與輪椅使用者無異，當你抱著孩子出門時，你與上肢缺失者無異，當你開車時就是某種程度的視力缺失，當你在一個不方便接電話的會上時，就是不能聽和說的人。
因此在某些手機裡已經用“輔助功能”來稱呼無障礙功能。事實上，在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科技輔助各種能力是可以更快實現的，只需要在探索技術邊界的同時，永遠記得，障礙是每個人隨時都會遇到的狀況。這並非一種溫情，而是一種足夠寬闊的視野和強大同理心支援下的理性。
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是鄰國日本的考試系統。
聽障者雨霏從國內大學本科畢業後，申請去日本留學，她第一次發現，原來聽障考生也可以考聽力。小時候，她因發燒和藥物使用不當，聽力嚴重喪失，日常靠面對面聽和讀唇術交流。也因此，在國內參加高考時，她的英語聽力全靠蒙，影響了正常發揮。
雨霏接觸到的日本考試報名系統中，在個人資訊填好之後，多出來一個選擇框，你可以宣告自己是“障害者”（中文：殘障者）。於是，在那場聽力考試中，雨霏真切感受到了友善——考場單獨提供了主播朗誦影片。
隨著拍攝聽障群體的歷程，蘇青的生活軌跡也開始改變。
2008年，他和女朋友米娜在北京通州區宋莊藝術區創辦了一家川菜館，並命名為米娜餐廳。餐廳的特別之處是，服務員幾乎都是聾人。其中大部分都是蘇青在拍攝過程中結識的，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他們提供謀生之路。
為了方便聽障者們工作，在餐廳設計上採用了通透的視覺無障礙設計，更利於他們看見客人舉手召喚服務。最初，客人在點菜時用紙筆把需求寫下來，後來，蘇青替換成了iPad點餐系統，直接解決了這個人工溝通障礙。
在聽障群體的無聲世界裡，小米、訊飛聽見、聽力考試系統、iPad點餐系統等所代表的技術，褪去了常人對它的冰冷冷印象，成為溫情的代名詞。
所有的技術進步，終究是為了人類的更好生活。只是，對於大多數公司、大多數產品，身體障礙人士的需求，並不在他們的考量範圍之內。
發現需求的前提是瞭解，瞭解的前提是真正去關心。顯然，在網際網路科技發展便利到振奮國人的今日，還有更多李聰們的故事需要被看到和聽見。
（應受訪人要求，陸然、雨霏為化名）
注：作者系新浪創事記常駐作者。你還可以在大風、企鵝、頭條等平臺找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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