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安處：合乎人情才是禮樂制度的根本

合乎人情才是禮樂制度的根本

中國的文化，非常重視禮樂。明朝時期，明世宗嘉靖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由為其改換父母的問題所引起的“大禮議”之爭，是明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嘉靖年間正是明代心學突起風靡的時代。在議禮派諸人中，拜陽明為師、習陽明之學的大有人在。在議禮這個具體問題上，楊廷和和禮部所援的故事正出於宋儒程顥的《濮議》，這種“天理”貌似強大，事實上卻僵硬古板。兩種思想交鋒，王學首次戰勝朱學，標誌著程朱理學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

“事變亦只在人情裡”。陸澄曾經就陸九淵關於在人情事變上下功夫的觀點請教於陽明先生。先生說：“除了人情事變，再沒有其他的事情。喜怒哀樂難道不是人情嗎？從視、聽、言、動到富貴、貧賤、患難、生死，都是事變。事變含在人情中，關鍵在於‘致中和’，‘致中和’在於‘謹獨’。”中庸之道主張“致中和”、“中立不倚”，就是調節自已的思想和行為，使之符合禮儀的準則。

禮順人情，禮是合乎人情的。清華大學彭林教授認為，道德的培養主要是經由對情感的“禮樂教化”，而非理性的認知訓練，這一點應是中華文明不同於西方文明的重要方面。他認為“禮是從人的情感出發來制定的，但禮又是以修正人的情感為目標的”，“樂是人類發自內心的情感之聲”。彭教授認為“禮的傳授，一定要把人文精神作為重心”，其中關鍵又有兩點：“第一，‘德’是禮的靈魂。”“第二，‘敬’是禮的核心。”王陽明強調禮樂制度的根本就在於合不合乎人情，合乎人情才是禮樂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