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趙頊的精彩人生

宋神宗趙頊（1048年5月25日-1085年4月1日），本名趙仲針，宋英宗長子，北宋第六位皇帝，1067年1月25日—1085年4月1日在位。元豐八年（1085年），北宋神宗趙頊在福寧殿憂鬱而逝，享年38歲，廟號神宗，諡號為英文烈武聖孝皇帝，葬於永裕陵，子趙煦嗣位。

那麼今天小編就來說說，宋神宗趙頊的精彩人生，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宋神宗趙頊的生平簡介

早期經歷

宋仁宗慶曆八年四月十日（1048年5月25日），趙頊在濮安懿王宮邸睦親宅出生。是宋英宗趙曙和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所生長子。八月，宋仁宗賜名為趙仲針，不久被授為率府副率，後三次升遷至右千牛衛將軍。

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趙頊與其父趙曙一起入居慶寧宮，當時他曾經夢到有一位神人捧著他登天。農曆三月，宋仁宗逝世，趙頊父趙曙即位，授趙頊為安州觀察使，封光國公。是年五月，趙頊受經於東宮。

據記載，趙頊相貌不凡，舉止皆與常人不一。而且天性好學，每次請教學問都一直到日落而忘記了進膳，宋英宗趙曙見了他如此好學常場派遣內侍去阻止他。趙頊每次正衣冠與行禮都非常注意，即使是最炎熱的時節，也未嘗用扇。侍講王陶進入宮內，趙頊率弟弟趙顥向他參拜，可見對師傅的尊重。九月，又加封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淮陽郡王，改名為趙頊。

宋神宗幼時，便“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立志“雪數世之恥” ，到十多歲時，神宗就“慨然興大有為之志，思欲問西北二境罪” 。父親英宗即位時，神宗十六歲，這期間王安石的改革理論在社會上有了更廣泛的影響。加之在潁邸任職的韓維、孫永等人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在其日常講論之間，神宗也會受到他們的影響，而對王安石更加關注。

治平元年（1064年），趙頊進封潁王。治平三年（1066年）三月，納故相向敏中的孫女為夫人。十月，宋英宗病重，趙頊按照宋仁宗時期的舊制，請求兩日一到邇英閣講讀，以安朝廷百官之心。十二月，趙頊被立為皇太子。宋神宗在東宮讀書時，就十分崇尚法家學說。

在法家之中，他尤其喜歡韓非子，對法家“富國強兵”之術頗感興趣；還讀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對王安石的理財治國思想非常讚賞。法家學說對神宗確有很大的影響。在後來談論治國之道時，宋神宗常常提起一些古代銳意變法的法家人物，“若古之立功名者，管仲之於齊，商鞅之於秦，吳起之於楚，皆使政令必行”。

繼位為帝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駕崩，太子趙頊繼位，次年改元熙寧，宣告大赦天下。並派遣馮行己向遼朝告哀。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高氏為皇太后，命宰相韓琦為山陵使。

同月，以韓琦為司空兼侍中，曾公亮為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進封英國公，文彥博為尚書左僕射、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富弼改授為武寧軍節度使、進封鄭國公，曹佾改授為昭慶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張昪改授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宗諤授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授為集慶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歐陽修、趙概並加尚書左丞，仍為參知政事之職，陳昇之為戶部侍郎，呂公弼為刑部侍郎，允弼、允良並加守太保，冊封其弟東陽郡王趙顥為昌王，鄠國公趙頵進封樂安郡王。

執政初期

趙頊即位時，北宋的統治面臨一系列危機，軍費開支龐大，官僚機構臃腫而政費繁多，加上每年贈送遼和西夏的大量歲幣，使北宋財政年年虧空。據《宋史·食貨志》記載，治平二年（1065年）的時候，宋朝財政虧空已達1750餘萬。廣大農民由於豪強兼併、高利貸盤剝和賦稅徭役的加重，屢屢暴動反抗。值此內外憂患、財政睏乏之際，趙頊對宋太祖、宋太宗所制定的“祖宗之法”產生了懷疑。年輕的趙頊深信變法是緩解危機的唯一辦法。

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趙頊一聽王安石來京，異常興奮，馬上召其進宮。趙頊與王安石晤面，聽取王安石有關政治、財政、經濟以及軍事上的改革謀略之後，深感王安石就是能與自己成就大業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趙頊勵精圖治、富國強兵的遠大抱負所折服，君臣二人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認，趙頊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繼位之初就能付諸實施，與王安石的支援有著密切關係。

熙寧新法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趙頊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要負責變法事宜。同時調整了人事安排，組成新的執政班子。變法措施大概分為三個部分：即富國之法、強兵之法和取士之法。隨後新法逐漸出臺。

新法剛一出臺，便招來朝野間一片指責和謾罵，不僅從內容和效益上對新法進行非難，而且在思想、道德上大肆指責，說王安石“變祖宗法度”，“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

在朝議紛紛面前，王安石不為所動，喊出了“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三不足的口號，趙頊對王安石表示支援，說：“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實，亦無補於事。”主張道德與功名並重，反對守舊派空言道德、在政治上無所作為的做法。在兩派爭議當中，趙頊先後罷退了一批對變法持否定意見的官員：如御史中丞呂公著“以請罷新法出潁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鑼、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範純仁、李常、孫覺、楊宗愈皆不得言，相繼去”；“翰林學士範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歐陽修乞致仕，“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出彥博守魏”。

熙寧三年（1070年），擢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讓其有了更大的權力，於是農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輸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馬法、方田均稅法等新法先後頒行天下，變法進入了高潮。為了及時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趙頊特命設定了“制置三司條例司”，即制定戶部、度支、鹽鐵三司條例的專門機構，由王安石和知樞密院事陳昇之主持；在這個機構中，趙頊聽從王安石的舉薦，起用了呂惠卿、章惇、蔡確、曾布、呂嘉問、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

變法失敗

熙寧新法雖得到趙頊的鼎力支援，但實行起來舉步維艱，由於新法在多方面觸犯了享有特權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這次改革從一開始就遭到激烈的反對。這股反對力量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支援。同時由於新法本身也存在許多缺點，所以也遭到了一些正直的大臣的反對，蘇轍、韓琦、司馬光都在反對之列。

神宗的思想也開始猶疑起來。保守大臣們反對新法，王安石早有思想準備，但是改革派內部分裂，給王安石的打擊是格外沉重的。而這時的神宗也不像前幾年那樣對王安石言聽計從，有時甚至不重視他的意見。王安石對神宗慨嘆道： “天下事像煮湯，下一把火，接著又潑一勺水，哪還有燒開的時候呢？”

熙寧九年（1076年）春天，王安石因身體有病，屢次要求辭職。到六月間，王安石的兒子壯年而逝，王安石悲痛欲絕，精神受到極大刺激，已無法集中精力過問政事。神宗只好讓王安石辭去相位，出判江寧府。第二年王安石連江寧府的官銜也辭去了，此後直到1086年去世，王安石再也沒有回朝。

王安石兩次罷相，都是趙頊向守舊勢力妥協的結果。趙頊的目的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獲得大臣和後族的支援，但是他希望透過變法富國強兵的政治目標並沒有變。他一邊安撫守舊派的大臣，啟用曾被罷退降職的舊派人物呂公著、馮京、孫固等，一邊堅持改革，以平衡新派、舊派的力量。

元豐改制

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後的第二年，趙頊改年號為“元豐”，從幕後走到前臺，親自主持變法。然而，變法依舊伴隨著反對的聲音。失去了王安石，趙頊本就很傷心，又要獨自面臨巨大的壓力，不免有些惱火。他決定實行更為強硬的手段來推行新法，嚴懲反對變法的官員。趙頊沒有停止改革的程序，經過他的不斷努力，宋朝基本建立起了更有利於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其基本制度一直實行到宋朝末年未再進行大的變動。

北宋中期冗官成災，不但官僚機構十分龐大，官員急增，而且造成官職不符，大批官僚無所事事卻身居要職；辦事效率低下，得過且過之風盛行。這種官僚體制，當然既無益於朝政，更不能適應改革的需要。因此，宋神宗經過深思熟慮，下決心對官僚體制進行改革。

首先對中央機構進行整改，使“臺、省、守、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制祿”。適當合併機構，裁減官員，使官員名實相符，有職有權。設立中書、門下、尚書三省，統管中央行政。中書省主管宣佈皇帝命令，批覆臣僚奏議，決定重要官員的任免，下設吏房等八房辦事機構。門下省主管審議中書省所定事宜。尚書省是執行機關，設宰相，分六部，行使實際權力。但兵部只管保甲、民兵等事，實際兵權仍為皇帝和樞密院掌管。這樣，宋初以來中央機構虛職多而實職少的弊端，得以扭轉，原來“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的怪現象消除了。

其次，宋神宗統一了全國官員的薪金，原來只領薪金的虛官，改為相應的階，以階級領薪金，以便於對官員的考核和使用，使“卿士大夫涖官居職，知使責任，而不失寵祿之實”，發揮官員的積極性。

宋神宗的元豐改制，雖然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沒有也不可能進行徹底的機構體制改革，精簡官員，因而他徒有良好的願望，卻不可能達到鞏固改革成果的目的。

英年早逝

元豐八年（1085年）正月初，雄心大志的宋神宗趙頊由於對西夏戰事的慘敗，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擊，病情惡化。大臣們亂成一團，王珪等人開始勸趙頊早日立儲。趙頊此時已經有不祥的預感，無奈地點頭同意了。神宗六子趙傭，改名為“煦”，被立為太子，國家大事由皇太后暫為處理。趙頊一生都在追尋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強盛的國家，再造漢唐盛世。當這些夢想破滅之時，趙頊也走到了人生的盡頭。

同年三月，年僅38歲的北宋神宗趙頊帶著深深的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他九歲的兒子趙煦繼位，是為宋哲宗。他耗盡一生心血的新法，在他死後不久，就被他的母親高太后暫時廢除，不過，哲宗親政後又陸續恢復，很多措施一直到南宋仍在繼續執行。

北宋神宗趙頊的軼事故事有哪些？

1。不信讒言

蘇東坡曾寫過一首《吟檜（樹）》的詩，其中有這樣兩旬：“根到九泉無處曲，世間惟有蟄龍知。”就這樣兩句詩，卻惹起一場事端。 同平章事王珪，便向宋神宗奏道：“臣下的看法，蘇軾對聖上有不臣之意，應從重量刑，給以處罰”神宗說：“朕一直待蘇軾不薄，所以，儘管蘇軾有錯，但還不至於達到謀反的地步。不知愛卿是如何知道蘇軾要謀反的？”王珪說：“他作詠檜詩，內有“根到九錄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一句。陛下飛龍在天，蘇軾以為不是他的知己，卻把地下蟄龍作為自己的知音，這不充分說明他確有不臣之意嗎？非嚴遣不足示懲。”神宗聽後說道：“詩人作詩，本為詠檜，與朕有什麼相干？請你們不要再妄加牽強附會了。後來，又有人誣告司馬光、張方平、範縝、陳襄、劉摯等人，都與蘇軾有相類似的舉動．並且經常私下聯絡，都應該受到嚴厲懲罰！對此，宋神宗堅決不允許，最後，只將蘇軾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免於追究刑事責任。

2。嚴懲誣告

趙頊即位後的時候，有一天，御史蔣之奇上書彈劾尚書左丞歐陽修，說其作風不正，與外甥女有亂倫之醜聞。神宗看後，轉問故宮臣孫思恭。孫思恭答道：“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並指出此事關係到大臣名節，應謹慎從事。神宗下詔蔣之奇，讓他拿出證據，蔣之奇的上諫本來就是道聽途說，哪來的證據，見神宗令他出證，一時便慌了手腳，只好說出此事是從中丞彭思永處聽來的。神宗又問彭思永，結果，彭思永又說他是聽來的，並無證據。這彭思永又如何聽來的？經進一步查證，神宗終於弄清了說歐陽修亂倫之事純屬誣告。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歐陽修的內弟薛宗孺，平時因與歐陽修有矛盾，便捏造流言蜚語，說歐陽修有淫亂行為。這流言蜚語不知怎麼傳到了中丞彭思永耳中，彭思永又告訴了蔣之奇。而蔣之奇未分真偽，竟然以此為由上奏彈劾。宋神宗弄清之後，怒責蔣之奇誣告行為，遂後連同彭思永一併貶職，調出京城。神宗嚴懲誣告，朝廷震動，天下服其明鑑。

如何評價北宋神宗趙頊？

宋神宗趙頊這個人物，很難評價，因為這牽涉到王安石變法的定性。不論我說什麼，下邊肯定有人要跟我撕，甚至會有人罵髒話。

按照我們目前主流的、教科書式“政治正確”的指導，王安石變法是先進的，司馬光是保守的，因此宋神宗是偉大的。

但是，很可惜，小編是不信這一套的。

無疑的，宋神宗是站在北宋歷史轉折點上的關鍵人物，他所接手的是一個“貧窮”的帝國——政府很窮，百姓很富，政府財政赤字嚴重。面對這樣的窘境，宋神宗必須有所動作，更何況，宋神宗是一個“漢武帝式”的人物，雄心壯志，想要對外戰爭。

說到對外戰爭，我們要多說幾句，有很多人把北宋的滅亡歸罪於宋太祖收兵權，這是沒有道理的，西漢亡於外戚，開國皇帝劉邦在世時他老婆就跳出來殺功臣，劉邦死後就發生了呂氏之亂，怎麼沒有人把西漢的滅亡歸於劉邦？宋太祖收兵權，是出於穩固政權的需要，一如劉邦放縱呂后殺功臣，開國皇帝主要考慮的如何坐穩江山，對於如何把江山坐久，這是要靠後來的接任者進行制度建設的。因此，北宋的滅亡不能歸罪欲宋太祖，反倒是其後的太宗、真宗等人都沒有盡到責任，他們的制度設計有問題。

如果一直存在強大的外敵壓力，北宋的軍事制度不會像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樣搞笑，然而，宋真宗與遼聖宗簽訂了澶淵之盟，宋遼和好，而西夏無法真正對北宋造成威脅，所以北宋軍事制度也就沒有半點進步。另一方面，澶淵之盟告訴北宋政府，原來軍事問題可以用金錢解決，軍事改革還帶有武將做大的風險，相比而言，花錢解決軍事問題安全多了，北宋又不差錢，不難想象，只要北宋官家稍微“不思進取”一點，就肯定會變成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樣子。

於是，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三代帝王都這樣“不思進取”中度過了自己的帝王生涯。

但是，現在的問題不知花錢解決軍事問題是不是“不思進取”，而是這樣“不思進取”的方法也用不了了，不僅沒錢給敵國，就連帝國自己都沒錢花了！

宋神宗很鬱悶，他不喜歡花錢買和平的勾當，更不能接受國庫沒錢的現實，他必須有所行動，但是，怎麼行動才有效呢？

司馬光說：這很簡單，省著點花。

宋神宗搖搖頭，省著點花，不是不行，但是這樣子，日子就要過得緊巴巴的，朕可不是隻要日子能過下去就能滿足的，朕要對外用兵，需要大筆大筆的軍費！

王安石說：這很簡單，理財啊。

宋神宗點點頭，朕很滿意。

王安石注意到了一個所有人都知道的現實——國庫裡沒錢，但是老百姓有錢啊。是的，北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商業稅超過農業稅，可見北宋商業的發達水平。王安石敏銳的想到，市場經濟這麼發達，大量的財富在民間市場中流來流去，假如政府也參與商業活動，豈不是就可以讓一部分財富流入國庫嗎？

於是，王安石很得意的對司馬光說：民不家富而國用饒！政府是從商業活動中牟利，並沒有增加老百姓的稅收啊！

司馬光說：瞎扯，一定時間內，世間的財富總量是固定的，不在民間就在官府，官府的財富多了，老百姓手裡的就少了，你只是沒有采用“稅收”這個名詞而已。

好，我們來看王安石是如何“理財”的。舉幾個例子，

青苗法。青黃不接的時候，農民不要再向地主借高利貸了，跟政府借，利息低。

免役法，以前老百姓要為國家義務服役，這會耽誤幹農活，現在，老百姓交錢就好，政府僱人服役。

市易法，以前總是要各個地方進獻，現在都改成交錢，由政府派人直接從市面上購買。而且，政府會投機倒把，在廉價收購滯銷商品，等待時機合適再賣掉。

看起來很美好，但是事實上呢，存在兩個巨大的漏洞——第一，政府直接插手市場，官員們依靠手中的權力胡作非為、敲詐勒索、中飽私囊、魚肉百姓在所難免，第二，錢是貨幣，富裕不等於有錢，農民富裕的不是金銀細軟，而是糧食，你非要跟他收錢，那就等於逼著他把糧食都賤賣了。

具體執行的過程中，情況更可惡，官吏擔心窮苦的農民還不上青苗錢，於是強行借貸給富戶，窮苦的農民不能從政府借貸到青苗錢，只好依舊借高利貸，地主身上又背上了青苗錢的負債（要知道青苗錢每年也要四分利息），自己手頭也緊張，如果想要不破產就得增加高利貸的利率，可是這樣窮苦農民真的就還不上了，所以地主也不敢借給他們。惡性迴圈的結果就是富人變窮，窮人破產。

都窮到破產了，免役法還要跟你要錢，你說我沒錢，寧可去服役行不行，不好意思，不行，政府對於你的差役不感興趣，政府只對你手裡的錢感興趣。

市易法也差不多，官員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強行的低價收購你的貨物，再回去報假賬。結果可想而知，最後商人們也窮了，政府富了，那些負責採買的官員更是發家致富了。

好，經濟上的混亂大體如此，政治上又如何呢？

由於新法遭到了當時朝廷高層多數官員的反對，皇帝為了推行新法，就另設機構，繞過了正常的程式，直接下令。既然那些老傢伙們都反對新法，那麼就會有一群渴望飛黃騰達的後進官員投靠到新法派，這些人幫助推行新法，獲得皇帝的青睞，同時也毫不客氣的打擊反對派——當然，他們的意圖是讓這些反對派騰位置。

這種政治鬥爭的亂象其實並不罕見，任何時代都有投機分子。當年唐高宗想要廢王立武，遭到老臣反對，也是在李義府許敬宗等投機分子支援下才成功的。

政治上的這種爭鬥，往往造成一個結果，那就是皇帝專權。

這也正是宋神宗想要的，他既然想對外戰爭，當然不願意朝堂上都是那些倚老賣老的愛和自己唱反調的傢伙，那些後進的官員，資歷淺，威望低，只能依靠皇帝，當狗腿子，真是可愛多了。

於是，所謂的新舊兩黨鬥爭，結果只有一個勝利者，那就是宋神宗。他的目標都實現的，國庫裡有錢了，朝堂上聽話了，真好，至於王安石嘛，就讓他揹著黑鍋下臺吧，這個人既是舊黨的箭靶，又是新黨的領袖，有他在，朝堂上就吐沫橫飛，新黨就唯他馬首是瞻，太礙眼了，下臺下臺！

於是宋神宗就這樣終結了北宋近百年的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成為了獨裁者，現在他做那件他想了好久的事了——對西夏用兵！

但是結果卻是悽悽慘慘慼戚，雖然不是一點成果都沒有，但是和宋神宗當初幻想的顯然差太多了。宋神宗在無限的惆悵中結束了自己波瀾壯闊的一生。

北宋神宗趙頊的文學成就

眾所周知，宋王朝一直實行的是“重文輕武”政策。隨著雕版印刷術的普及，造紙術的進一步改進，又大大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發展。在北宋初期，先後編成的《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四大部書，就是宋代“右文”政策結出的碩果，也是宋代文化發展的標誌。司馬光編輯的《資治通鑑》正是宋神宗時期出現的歷史鉅著。

宋神宗即位後，將當時全國最大的圖書館-崇文院遷到了洛陽。雖然司馬光因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被朝廷貶官，但宋神宗還是以潁邸舊書2400卷賜予司馬光，支援他編輯《資治通鑑》，併為之作序。讓這一鉅著得到成功問世，並且保障其流傳後代。

在宋神宗推行的一系列變法中，關於教育方面的改革異議較少，該教育變法內容中，號令州縣建立小學，由朝廷直接領導太學，將學生分為外舍生、內捨生、上舍生三等，透過定期的考試來進行選拔。

外舍生擁有2000人，考試優秀的升為內捨生；內捨生設立300人，考試好的升為上舍生；上舍生只有100人，其優秀者可直接選拔為官。這充分體現了“優勝劣汰、擇優錄取”的合理選拔原則。

即位後的宋神宗就是這樣，用自己一系列的實際行動，為宋朝的文化發展推波助瀾，成為一位忠實執行“重文輕武”政策的皇帝。

宋神宗的皇后是誰？

朱氏，河南開封人，其父崔傑乃一介平民。

北宋仁宗皇佑四年（壬辰，1052年），朱氏出身於平民之家。其父崔傑在她很小時便過世，其母李氏帶著她改嫁朱士安，所以改為朱姓。後因繼父不喜歡她，李氏只好將她託付給一個姓任的親戚撫養。 北宋神宗熙寧初年（戊申，1068年），朱氏被選為神宗身邊的御侍宮嬪，後得到神宗的寵幸。

北宋神宗熙寧十年（丁巳，1077年），朱氏為神宗生下第六子趙煦。

北宋神宗元豐六年（癸亥，1083年），朱氏又為神宗生下第十三子趙似。此後，朱氏被進封為才人、婕妤、德妃。

北宋神宗元豐八年（乙丑，1085年），宋神宗駕崩，朱氏所生的趙煦繼位，是為宋哲宗，朱氏則被尊為皇太妃。同年，朱氏生下宋神宗最小的女兒徐國長公主。當時，宣仁、欽聖二太后皆居尊，故稱號未極。同年十月，朱氏護送神宗靈柩前往鞏縣（今河南鞏縣西）陵墓區安葬，途中駐於永安（今鞏縣西南）。當時，曾擔任過宰相的韓絳知河南府，親自從洛陽到永安迎駕。回宮後，高太后知道此事後勃然大怒，訓斥朱氏道：“韓絳是先朝老臣，你哪能受他的望塵之禮！”朱氏嚇得連連向她謝罪。

北宋哲宗元祐三年（戊辰，1088年）七月，高太后因考慮到她對朱太妃的行為會令哲宗不快，為了自己的長遠利益打算，下詔有司：計有關部門稽考典故，討論如何尊崇朱氏。此後，朱氏在輿蓋、仗衛、冠服等方面正式享受到皇后的待遇，其住所也稱為‘聖端宮’，高太后對她也隨和了許多，還封贈其崔、朱、任三個父親。

北宋徽宗崇寧元年（壬午，1102年）二月，朱太妃卒，享年五十一歲，追諡為‘欽誠皇后’，陪葬於宋神宗的永裕陵。朱太妃病重時，她所生的徐國長公主己到笄禮之年，與她同住在聖瑞宮，侍侯病重的母親，晝夜一時也不離開，藥餌非經她手不能進上。病急之時，哭喊多次氣絕，左右皆不忍心再看。

宋徽宗崇寧三年（甲申，1104年），公主下嫁鄭王潘美的曾孫潘意為妻，事奉婆母遵循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