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與蔡元培：亦師亦友的大師們，詮釋了何謂“君子之交”

什麼友如坐春風

馮友蘭與蔡元培曾是師生關係，但時間並不長，只有一年半而已。

1917年初，蔡元培到北京大學任校長時，馮友蘭已是北大哲學門二年級下學期的學生。1918年暑假，馮友蘭畢業離開了母校。當時，北大本科的學制是三年。他們師生之間的往來屈指可數，僅僅二三次而已。

但是，蔡元培的君子的人格與氣象，極大地震撼了馮友蘭。

他多次撰文予以高度評價，敬仰之情溢於言表。

馮友蘭認為一個人的“氣象”，在過去，又可稱之為“氣概”、“風度”、“氣度”。用現代話語來說，就是“人格”、“人格美”。

所謂“人格”，一般人解讀為指人的性格、氣質、能力等特徵的總和或者指個人的道德品質。

而馮友蘭還用“價值”詮釋了“人格”。

他說：“一個人，於其在客觀方面底成就之外，其一舉一動，聲容笑貌，亦可以表現一種價值。此種表現是其人格的表現。”

至於“氣象”，馮友蘭說：“道學家認為，人的精神世界是內心的事，但也必然表現於外，使接觸到的人感覺到一種氣氛。這種氣氛，道學家稱之為氣象……氣象是人的精神境界所表現於外的，是別人所感覺的。”

“人格”與“氣象”之間的關係，馮友蘭明確為“氣象”取決於“人格”。誠於中，形於外

。

馮友蘭認為：“大致說：偉大的人格，有兩種型別。一種是如舊日所謂君子，一種是如舊日所謂名士、英雄、豪傑。”他說，“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有君子與名士英雄兩種人物。”並且，他進一步認為：“這兩種人物的胸襟不同，其氣象亦不同。”在馮友蘭看來，《論語》記述了孔子的氣象，孔子的氣象是君子氣象的典型代表；《世說新語》，記述了魏晉時代人的氣象，大多是名士英雄的氣象。

馮友蘭還提醒人們，要區分真假君子和真假名士英雄，不應將二者混為一談。假君子是“鄉愿”，假名士是“無行文人”,假英雄是“流氓無賴”。

馮友蘭認為孔子的“君子氣象”的內涵是：“溫、良、恭、儉、讓。”馮友蘭詳細引證了朱熹及其私淑弟子真德秀的註釋：“朱子注說：‘溫，和厚也。’真德秀說：‘只和之一字，不足以盡溫之義。只厚之一字，不足以盡溫之義。溫之義，必兼二字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朱子注說：‘易直也。’又說：‘易有坦易之義。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奸詐險陂底心，所謂開囗見心是也。’‘恭’，朱子說：‘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真德秀說：‘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己及人。’”

馮友蘭將蔡元培的氣象，視之為君子的氣象。

他說：“說到君子這個名詞，蔡先生可以當之而無愧”。又明確說：“凡曾與蔡先生接觸過底人，都可以知道蔡先生的氣象，確可以此五個字形容之。”馮友蘭具體論述了蔡元培的君子氣象：

第一，有些人以為君子的行為多是虛偽造作，無真性情。

馮友蘭認為，這“以為”是錯誤的。因為，孔子最注重“直”，最厭惡“巧言令色”。但是，君子的率真，要“發乎情，止乎禮”。

馮友蘭說，據蔣夢麟說，有一次北大學生向蔡元培要求免收講義費，爭辯過久，蔡元培怒極，舉拳向一位說話最多的學生說：“來，我同你決鬥。”馮友蘭說，用近來有些人提倡的行為標準說，這可以說是“敢怒”。接著，他又說，只說敢喜、敢怒、敢恨，這話就有不妥之處。這話的正當說法是：應該喜就敢喜，應該怒就敢怒，應該恨就敢恨。可見，在馮友蘭的心目中，蔡元培的“敢怒”，決不是虛偽造作，而是直的真性情；不但“發乎情”，而且又“止乎禮”。所以，他說蔡元培的“敢怒”，其實就是“應該怒就敢怒”。

第二，有些人以為，所謂君子，大概都是遇事毫無主張，隨人轉移。

馮友蘭認為，這“以為”也是錯誤的。因為，遇事敷衍，八面圓融的人，是鄉愿，不是君子。君子不是遇事沒有主張，但其主張是經過“再思”然後決定的。不像名士英雄之多憑直覺。“再思”，屬於理性；“直覺”，屬於感性，二者是不同的。

馮友蘭說，蔡元培平日溫、良、恭、儉、讓，似乎是如一個普通好好先生，但遇到重要底事，他的主張，是非常堅決底。他的主張定了以後，無論什麼人不能使他改變。此所謂“難枉以非其道”。這句話源於《孟子·萬章上》：“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對於君子，可以用合乎人之常情的方法去欺騙他，但卻不能用不合道理的詐騙術去矇蔽他。

據田炯錦（1923年畢業於北大哲學系）說，有一次蔡元培出國訪問期間，北大教職員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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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發欠薪而罷教。

政府

補發後，即停止罷教並復課。但蔡元培回國後，大不以為然。曾召集北大教職員痛切地說：學校教育青年，教職員應為學生模範，豈可因索薪罷教，貽誤後生？因此，他堅決要求把罷教期間未為學生上課而領得的薪水，交出歸公。並斷言，如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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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壞，不能合作，儘可自動辭職，另謀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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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覺反省。豈可既不辭職，又不盡教學責任，貽誤青年？於是，教職員接受了蔡元培的提示。“以此可見蔡先生作人處事之嚴正，從此再未發生教職員罷教情事。”

第三，有些人以為，所謂君子，必是規規於塵網繩墨之中。

（規規，驚視自失貌。塵網，猶塵世。繩墨，比喻規距法度。這意思是說，君子一定會驚訝自己已陷於塵世的禮法束縛之中——引者注）

必不能如名士之超然物外，瀟灑不群

。馮友蘭認為，這“以為”也是錯誤的。因為，名士雖然超然物外，但也放棄了社會的責任，而君子則既能為社會盡應盡之責任，又能超然於物外。這由於君子做事，是因其當為而為之，並不是因其是可以致功名富貴而為之。他雖可以在功名富貴場中，但功名富貴並不在他的心裡。正如孔子所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朱熹注：“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引者注）

馮友蘭指出，蔡元培在民初即做部長，後來官做到院長。無論做多大的官，他總有“有天下而不與”的意思。他既在官位上，又能超越於官位之外。沈尹默說：“蔡先生是舊中國一個道地的知識分子，對政治不感興趣，無權位欲。”蔡元培在為官生涯中常常“難進易退”，並根據以上分析，得出結論明確說：

“蔡先生是近代確合乎君子的標準的一個人。”

蔡元培不僅自己具有君子人格，作為教育家，他十分重視人格教育。他把培養“健全人格”，作為學校教育的目的。為此，他要求做到“處處要使學生自動”，他批評“通常學校的教習，每說我要學生圓就圓，要學生方就方，這便大誤”。他提倡“最好使學生自學，教育者不宜硬以自己的思想，壓倒學生身上”。他又說：“知教育者，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與其求劃一，毋寧展個性。”

蔡元培力主透過“崇尚自然”、“發展個性”、“自學為主”的自由民主的教育理念來培養學生的“健全人格”。

蔡元培還將“健全人格”、“完全人格”的培養，推廣到國民教育，認為國民的真假愛國主義取決於國民有無完全人格。他說：“蓋國民而無完全人格，欲國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慮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國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謂愛國矣。”並強調男女國民，都應具有“完全人格”，而不應有所區別：“完全人格，男女一也。”所以，

蔡元培把“養成共和國健全人格”作為國民教育的目的。

蔡元培甚至認為對人格重視之不同，成了區分文明人與野蠻人之依據。“他認為野蠻人與文明人之大別在於人格觀念之輕重。”

馮友蘭說：蔡元培之“所以得到學生們的愛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柳亞子先生在《紀念蔡孑民先生》一文中也說：“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藹然使人如坐春風。”

在當年的北大，蔡元培的氣象和人格，終於轉化為新氣象，併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張申府概括地說：“在蔡元培校長的革新精神指導下，北京大學氣象一新，在全國教育界、學術界以及思想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成為五四愛國運動的中心。”美國著名哲學家杜威高度評價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一下，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所以，馮友蘭對蔡元培氣象的論述與弘揚，對我們加強道德修養，進行人格教育，不斷提升人格，不無啟迪。

轉引自：騰訊儒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