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讀書“有用”或“無用”，到底在說哪種“用”？

此用非彼用什麼意思

要弄清讀書究竟有用無用，最好先看看國人對讀書的理解。

古人讀書，經史子集，尤以“經”為主。讀四書五經，以誠意正心，從而懂得立人之本、做人之道，但這並不是古人讀它的“用”。古人之所以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將讀書置於如此“傲嬌”的地位，仍然是因為選拔人才的制度。而彼時，讀好經書，明理懂道，就能做個好人，這雖非一技之長，但“學而優則仁”，在國人心目中，足可以經世濟民，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治理之才幹，多出於經典。於是，讀書明理之用，已遠不及讀書致仕之用那麼有吸引力。古人讀書就很注重其實用價值，即希望其能夠很快給讀書人帶來收益，實現“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讀書，人為地被割裂出兩種“用”，一是做人，即誠其意，正其心，修身齊家，“止於至善”；一是求學，即擁有治平能力，成為國之棟樑。科舉制度將二者融合為一。又因為那個時代，選拔的多是管理人才，而非實施某項具體工作的技能型人才，故把讀書的“用”放大了，還曲解了其意思。我們現在所謂的“讀無用書”，純粹為個人修養之提高，此“用”與彼“用”已非同一層次的概念。

幾乎沒有哪一種語言，能夠將漢語中的“有用”一詞準確地表達出來。讀書之“用”，可以相當於英語中的“meanningful“，即有意義的，意味深遠的；還可相當於英語中的“useful”，即有實際使用價值的，能用的。對於讀書，我們過多關注於後者，而忽略了“有用”中包含的前者，即對一個人完整個性形成過程中的“有意義”。所以，在討論讀書有用無用時，還需釐清是哪種“用”。遺憾的是，以今人的功利和現實，一般談論的“有用”只是停留於“可以憑藉、藉助”，可以使用上，即功利性的“用”上。

然而，在這樣一個盛平時代，僅以謀飯碗為目的的讀書，是多麼令人同情啊。

今天，選拔人才仍然離不開讀書，這指的是為學校教授的學科類書籍，其用只為考試。正因為此，將讀書之用侷限於升學求職，所以才有了“有用無用”之爭。能夠藉助讀十幾年書本獲得文憑學歷乃至一崗一職的人，認為有用；讀了十幾年書也達不到此目的的人，或不必憑藉此就可以達到此目的的人，即視為無用。如果我們以“正本清源”的態度，指出讀書是為養成精神之用，那麼，尚不能達到精神需求層面的人，棄讀書於敝屣，也不是沒有可能。

“讀書之用”，當然有比這更有意義的所在，所讀之書，也絕非教材體系中的書，實際上，現在學校所教之書，於考試有用，於培養人的思考方式和思想視野等卻不一定有很大的作用，甚至會鉗制人的思想。

然而，我們能否將讀書恢復到本來的純粹的“用意”上，將捧卷而讀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作者胡愛萍，蒲公英評論獨立評論員，文章第 10次入選“銳評”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