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之際儒生與方士：淺析儒生化的方士對秦漢政治、文化的影響

談起方士，很多人可能想起的是秦代的徐福。徐福是我國兩千二百年前率眾東渡日本，開創中日友誼先河的偉大使者，在中日關係史上譜寫了不可磨滅的光輝篇章。司馬遷在《史記》中多處多次具體記載了徐福其人和東渡其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始皇二十八年”載：“齊人徐福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日蓬萊、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人海求仙人。”同卷“始皇三十五年”、“始皇三十七年”，《史記》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傳》和卷二十八《封禪書》皆有記述。

那麼，方士到底是什麼人？他們又在秦漢之際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方士一詞最早見於《周禮職官》，本指周代掌管四方訟獄的官員，其意與戰國、秦漢時期所稱“方術之士”殊不相同。戰國中期，方士之學在燕、齊一帶近海地區興起，

以修煉成仙和尋求不死之藥等方術騙取統治者的信任，逐漸發展起來，成為一門顯學

，方士的地位亦日益重要。秦始皇雖曾“焚書坑儒”，對方士進行過大規模的打擊，但仍留下“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方士之學並未絕跡。

方土興起於戰國時期的齊和燕，齊燕之地靠近海邊，海上交通頗為便利，當時，

人們對於自然界的崇拜依舊存在，對於大海產生種種幻想，以為人類可以透過修仙長生不老。

《山海經》中記載，東方的海上有三座仙山，名字分別是蓬萊、瀛洲、方丈，山上雲霧繚繞，並且有長生不老藥，蓬萊海域常出現的海市蜃樓奇觀，更激發了人們尋仙求藥的熱情，從中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於海上仙山的嚮往，對長身不老的痴迷。

《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司馬遷所言“文學方術士”即“文士”和“方術士”的並稱，至《後漢書，方術列傳》有了明確界定。所謂“方術士”，包括兩種人：一是擅長“數術”的“侯星氣”者，即原始的天象學與占卜結合的方術。“數術“在《漢書，藝文志》中，列為一個專門的知識領域，有《數術略》收錄其中。

歷史上秦始皇焚書坑儒，有人為秦始皇“洗白”，說他啥的都是方士，而非讀書人，

但實際上，漢代的著名方士並不僅僅從事占卜、祠神、求仙等迷信活動，他們還是儒生

。這一期方士和儒生結合，成為方士這一群體最大的特點。

那麼為什麼秦漢之際的儒生和方士之間界限如此模糊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從儒家的發源講起。

儒學興起於魯，很快傳到齊，與產生於燕、齊一帶的方士之學互動影響、融合。同時期，陰陽學派有一位名叫鄒衍的人，他提出了“天人感應”的觀點，闡述了“五德終始說”，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儒生作為儒學的傳承者，積極踐行需家的主張，宣傳儒家思想，戰國時期，經過孟子，荀子的宣揚，儒家得到了發展，但並不是帝王的治國首選。秦始皇當政時，所用“文學方士其眾，欲以興太平。而文學方士中，多是方士化的儒生，或曰儒生化的方士。

他們一方面尋仙求藥。以博重祿，另一方面，又‘皆法孔子’，以儒學為諸生、博士

。實際上，這一時期的方士已經把方士文化與儒家文化融匯貫通了。秦始焚書坑儒”，實因方士肇其端。先是“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鉅萬計，終不得藥；後有侯生、盧生等造言“誹謗”，“為妖言以亂黔首”，引起秦始皇震怒，故釀成460餘人被坑殺的慘案。後人以“坑儒”一詞言此事，亦可見方士與儒生實已合流。

到漢武帝時，儒生與士的合流更達到一個新階段。漢武帝採納了儒生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儒學被置於“國典”的地位，

而董仲舒的儒學已將先秦的儒家學說與陰陽五行和，數術融為一體，成為“天人合一”的、具有濃厚迷信色彩的理論學說，從而在理論上把儒家學說與方士文化結合起來，為後來的讖緯造作者提供了依據

。漢代的儒學被稱為儒“術”，也說明了儒學與方術相結合的現實情況。班固曾言：“漢興，推陰陽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上述諸人，既是研習《春秋》、《尚書》、《易》、《詩》等儒家經典的學者。

漢代方士主張大一統，認為這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而國家要統一，則必須使“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達此目的之辦法即“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是為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議。漢武帝採納了此議，罷黜不治儒家經學的太學博士，優禮延攬儒生，在京師設立太學，置五經博士，教授儒家經典。郡國亦置郡國學。儒學被正式列為官學，並逐步發展成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由

於儒生與方士合流，儒生要學習方術，故方術與儒學一樣均成為當官為政者必備的基礎知識。

以上就是儒生和方士結合的基本過程，

秦漢之際是方士文化與儒家文化交相融合的特殊時代，儒家學者與方術之士之間已經沒有十分明確的界限，儒學經典是理國治民的常經，

“推陰陽災異”也是為官者所必備的技能，故是時為官者中多方士化的儒家學者。

那麼，擁有儒生和方士兩種身份的“方士”，在秦漢之際到底有何影響呢？

總體而言，方士和儒生身份的結合讓他們得以在中央和地方各級政權中任職，對政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積極方面而言，他們代表著清正的政治力量，為漢代統治秩序的穩定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從消極方面而言，他們所精擅的方術之技亦被統治者所用，在爭權奪利的政治鬥爭中推波助瀾。

秦漢之際，方士和儒生合流，與皇權結合，為中央集權的皇帝統治提供服務

。授儒家經學的學官，儒學便成為做官的主要條件。同時，詔令中央和地方長官“舉賢良方正極諫之士”和“孝廉”。漢武帝的種種措施為儒生開闢了道路，這對於儒學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東漢光武帝時期，讖緯流行，皇帝對於讖緯也是極力肯定，皇帝需要讖緯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儒生也可以利用讖緯得到皇帝的重視，從而接觸到中央政權，推行自身的政治主張。從中可以看出，

皇帝和儒生是各有所需，以讖緯為紐帶，達到自己的最終目的

。皇帝為了自己的地位的合法性和神秘性，會採納方士的建議，儒生看到了一個新的途徑，也以此為方法，得到皇帝的青睞，成為國家官員，地位逐漸高於方士，然後靠著經學治家，迎合統治階層的需要。

然方士造作巫蠱、詛咒他人之方亦被漢代政治家們所利用，多次興起大獄，翦除異己，影響政局穩定，在漢代的政治生活中又造成了消極的影響。

巫蠱之事在漢代以前已甚普遍，無論在民間或宮廷之內，常用此法詛咒他人，以達到懲戒、報復之目的。漢代因巫蠱事對政局影響最著者，莫“巫蠱之禍”。徵和元年（公元前92年），朱安世上書首告丞相公孫賀之子“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詛上”。武帝遂命有司窮治此案。次年，公孫賀父子均死獄中，諸邑、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皆牽連此案被誅。其後，江充利用武帝“疑左右皆為蠱祝詛27］的心理，先為使者“治巫蠱”，繼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於太子宮，得人”，太子劉據“不能自明”，被逼於“謀反”境地，最終兵敗自縊，皇后、公主等亦被廢黜誅死，“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徵和三年，田千秋上奏訟太子冤，武帝納其言，族滅江充家與加兵刃於太子者。此即“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的“巫蠱之禍”。此事件牽涉面之廣、對西漢政局影響之巨，實可為第一人禍。

在某些情況下，儒生和方士甚至可以左右皇帝人選，影響帝國運轉

。西漢末年，社會危機嚴重。當時社會上有一一種說法，漢代的氣運到頭了，但是上帝允許其在授命，漢哀帝接受了這種說法，改元改制，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並採取措施緩解社會危機，但是最終失敗。這個時候，王莽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王莽在西漢末年是外戚的代表人物，王莽是王政君的侄子。王政君是漢元帝的皇后，漢成帝的母親。西漢後期，外戚的勢力得到發展，王氏一門把持朝政，權傾朝野。王莽學習禮學，與他的伯父和兄弟不同，節儉恭謹，禮賢下士，接濟窮人，這給了當時的官員、儒生信心上的安慰。王莽幾乎成為了當時的道德楷模，朝野稱頌。漢哀帝繼位後，傅丁外戚得勢，王莽卸職隱居，閉門不出，安分謹慎，其間他的二兒子王獲殺死家奴，王莽嚴厲地責罰他，且逼王獲自殺，在世人的眼中，王莽成為了德行高潔的化身，許多人都要求王莽復出，漢哀帝詔王莽回京，但是未給予實權。漢哀帝去世後，並未留下子嗣，九歲的漢平帝登基，由王莽代理政務，這時王莽的政治野心開始暴露。一些方士正是看到這一點，開始迎合王莽，最終實現了篡漢的局面。

縱觀秦漢時期的方士， 他們起初利用自己的智慧，迎合帝王貴族的好惡，求仙諂媚，讖緯預測，為的是榮華富貴

。當他們的方術得到帝王推崇，方士地位不斷提高之後，政治慾望繼而膨脹， 開始干預封建朝政，其結果往往是殉命於封建統治者刀下。而前赴後繼的方士死於虛妄的讖緯神仙之術之後，又開始迴歸民間，隱匿於市井。但他們作為一個特殊的知識群體，一旦遇到社會動盪，其參與政治的慾望又被重新點燃，於是，一些方士在改朝換代的歷史事件中，往往扮演天意神授的化身， 甚至編造讖緯密語，致力於顛覆封建政權。從一定意義上講，秦漢時期方術方士與封建政治形成一種特殊的相互作用關係，這種相互作用又使得兩者互相結合，互相利用，混融一體。一

方面封建統治者透過對方術、方士的利用來達到政治目的，另一方面方士利用方術提高社會地位甚至進行政治干預。

秦漢時期的方士，不僅直接滲透到封建專制之中，影響著帝國政治，而且廣泛影響著人們精神信仰

。漢武帝時期，正服色，改曆法，印文改為五字，均為體現五行相剋的所謂“天意”。構築了漢代統治者思想體系的燕趙思想家董仲舒，亦深受燕趙方術影響，不僅以宗天神學強化“三綱五常”之禮，還利用“君權神授”思想， 規範統治者的行為。在對很多事情的處理上，董仲舒頗受方術影響。

另外，秦漢時期的數術方術，主要源於先秦時期的巫術和自然崇拜，其中有些內容包涵著原始科學探索的產物

，展現了秦漢之際的科學成就。如假託黃帝的《內經》中收集整理的醫學著述，天文歷算中某些計算方法，都代表了當時的科學技術水平。而其更多的內容和流派，則整合了先秦巫術和方技等原始宗教，賦予神話和“天人感應”的神秘感，成為宗教工具。它或為封建統治者愚弄天下的工具，或為野心家謀逆篡權的藉口，或為方術之士混世謀生的手段，總之在封建政治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秦漢時期的方術具有深厚的社會積澱和根深蒂固的影響，它在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進行廣泛滲透，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其影響更是廣泛而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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