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狼disco》事件又起風波，音樂與法律之間有這些問題

對最近沸沸揚揚的《野狼disco》事件，很多音樂產業從業者、律師都有發聲，並且表達了各異的看法。私以為一些看法並不能很好地將產業概念和法律結合。

音樂產業是極其專業的，如果不能結合產業來進行法律分析，恐有本本主義之嫌。本文希望從相關的產業概念鋪開，並對事件中的相關法律問題和難點進行討論，希望對音樂概念和法律的“融合”有所啟發。

什麼是beats，beats可以用來做什麼

Beat，在音樂理論中又稱為節拍，其中可能包括停頓、速度、節奏等等元素。Beat per minute（BPM）意思是每分鐘節拍數，BPM的數值決定了歌曲的“快慢”。

用更加易感的方式來舉例，我們經常會邊拍手，邊唱歌，拍手的速度決定了我們唱歌的快慢，這個“拍手”拍出的節奏，就是Beat的一種表達。而在音樂課堂中，老師常常會教我們“打節拍”，這個“節拍”，也是Beat的一種表達。

但是嘻哈音樂中的Beats與以上有所不同。嘻哈音樂通常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音軌（instrumental track）”也就是我們常說的beats，另一部分是“聲軌（vocal track）”也就是饒舌（rap）的部分。

在嘻哈音樂中，Beats不光給歌手提供了節奏，還包括了器樂的演奏，基礎和絃/編曲。

由於說唱音樂以說為主，以唱為輔，所以Beats作為節奏、節拍的功能會更加重要一些，但是其他的成分同樣構成了一個音樂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耳帝在微博中評價的，《野狼Disco》的Beats《More Sun》是“塑造的都市氛圍、情感意蘊以及悅耳度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音樂永遠是一個審美整體，很難割裂開看，只有在技術處理的時候才會將其拆分。

嘻哈歌手的創作Beats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取樣”就是很常見的一種。取樣（Sampling），是指從一段長度的樂曲中抽取出其中的一部分，將這個抽取的部分作為參考，作為創作的樣本。常用的取樣創作技術有looping，mashup，加速（speed up），減速（slow down）等等。

當然這些是較為專業的音樂詞彙，通俗來說，就是嘻哈歌手可以從完整的歌曲中，擷取很小的一個片段作為靈感和素材，透過各種“花裡胡哨”的技術，做出一個用來rap的Beats。

除了取樣之外，越來越多的嘻哈歌手樂於直接購買Beats進行創作，網路上現在也有很多購買Beats的網站，直接購買Beats省去了歌手自己製作的麻煩，而一些專業製作beats的製作人的確也提供了很多動聽的內容，比如《More Sun》之類。

根據已經制作好的Beats，嘻哈歌手可以根據節奏和基礎編曲，寫出verse（說的部分）和hook（唱的部分），當然也有可能是歌手已經寫好了verse，再去尋找合適的Beats，創作的方法和順序可以有很多，藝術創作本來就不是一個固定的程式。

網路上售賣的Beats往往是完整的一段音樂，拋開法律，從審美和音樂角度來說，有一定的器樂表達，和絃，音樂的美感（從專業角度來說，具備了完整的音樂織體（texture）），可能沒有明確的旋律（melody）或中心旋律較弱，但是這些具有審美價值的內容也應當是音樂。

舉例比較：岸部真明《奇蹟之山》：有明確的旋律（曲），沒有歌詞；

Ihaski《More Sun》：沒有明確的中心旋律，但是具備完整的音樂織體。

什麼是伴奏

伴奏是流行歌曲中的概念。對於一首流行歌曲來說，伴奏就是完整歌曲mute人聲（人聲包含了詞lyric和曲melody兩種元素）後剩下的內容，我們也稱伴奏是“伴隨襯托歌唱的器樂演奏”。伴奏往往出現在原曲翻唱的情況下，如KTV，或在手機K歌軟體上，都有“伴奏”的身影。合著伴奏，人們可以演唱歌曲。

在嘻哈音樂中，筆者認為提出“伴奏”的概念是不合適的，而更應當遵從嘻哈音樂本身的概念，否則容易導致概念的混亂，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雞同鴨講”。

因為嘻哈音樂和流行音樂的音樂表現形式不同，流行音樂注重“唱”，有詞曲作為核心表達（為了限制討論範圍，在此不討論後搖之類少詞或無詞的歌曲），而嘻哈音樂更注重“說”，“唱”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音樂專業角度我們也稱這種“唱”為hook。

以《野狼disco》和Eminem的《Stan》為例，兩者都是以“說”為主，“說唱”兼備的嘻哈歌曲。因為流行音樂和嘻哈音樂的表現形式不同，對於嘻哈音樂的“說”的部分，其實並沒有旋律，而只是有節奏的表達，而這種表達所依據的“伴奏”，其實更多的是“節奏”，所以不宜將Beats稱之為伴奏，儘管Beats中非節奏的部分對整首歌曲也起到了重要的審美作用。

什麼是編曲

編曲是一個可能存在“歧義”的概念。說有歧義是因為，可能各國對於“編曲”的定義和認識都有所不同，即使在國內，不同人也會存在不同的認識。在此，我只能站在流行音樂的角度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編曲/編曲者（Arranger）在流行音樂中，是讓歌曲變得更“動聽”的人。採用這麼抽象的形容詞來表達，是因為編曲雖然在音樂產業中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但是在欣賞者的耳中往往容易被忽視，聽眾往往會更多的注意詞曲，也就是歌手演唱的部分，而忽略編曲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而“更動聽”可能是我願意為編曲者賦予的一個價值評價，既抽象，又形象。最常見的一首流行歌曲的產出往往遵循了以下流程：

Step 1、音樂創作者（songwriter）創作詞曲；

Step 2、編曲者為寫好的詞、曲進行編曲；

Step 3、尋找錄音棚進行錄音、除錯，進行分軌錄製；

Step 4、後期工程師對每個部分進行調整、整合，形成完整的歌曲。

說明：以上只是創作方法和流程的一種情況，也有可能是先有編曲，再有作詞作曲，編曲也可以成為音樂創作的動機之一。

編曲者要做的事情主要集中在Step 2中，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對編曲的“高低”有著很直接的展示，同樣的一首歌，透過樂隊的改編，可能會出現完全不一樣的聽覺體驗和情感氛圍，比如痛仰樂隊改編的王菲的《我願意》，歌曲的旋律沒有改變，但是透過細節和編曲的調整，加上主唱不一樣的表達，呈現出了完全不同的審美體驗，這也是我很喜歡的一首改編。

痛仰樂隊作為改編編曲的署名

所以編曲到底做了什麼？稍微具體一些說，編曲是在詞曲的基礎上，增加器樂配奏，設定和調整和絃，設定節奏，增加和聲等等，使得音樂變得更加豐富，有層次。可以說，我們對於一首完整歌曲的審美體驗的增加，很大程度上要感謝好的編曲者在音樂製作中作出的貢獻。

Beats是伴奏還是編曲？

首先，如前所述，我不建議將Beats稱為伴奏，伴奏是流行音樂當中的概念，不應當被混淆，否則會導致混亂。那Beats是不是就等於嘻哈的編曲？

應該說是約等於編曲。Beats可以成為流行音樂創作的動機，花粥的歌《出山》，就是把Beats作為一種創作動機，然後寫詞作曲。同樣的，嘻哈歌手也可以選擇好的Beats作為創作動機，根據Beats給出的情感氛圍，進行verse和hook的創作。

聽過《出山》的伴奏後可以知道，在原有beats《Super Love》上，音樂人在後期還加入了和聲vocal，嚴格說來，這些vocal也是編曲的範疇。所以在流行音樂，尤其是這個例子中，Beats承擔了編曲的功能，但是音樂人還是會進行一些編曲上的調整。嘻哈音樂也是一樣，在《野狼disco》中，詞曲作者使用了完整的beats，在外部聽感來說，幾乎沒有任何修改的，作為這首歌的編曲。

編曲是不是一定沒有版權？

不是。

在此，我們需要指出兩種不同的創作模式。

模式1：先有詞曲——再有編曲，例如：很多流行歌曲，不舉例贅述。

模式2：先有編曲——再有詞曲，例如：《出山》、《野狼disco》、《Old Town Road》

為什麼無論是音樂行業還是法律界，大家常會說“編曲沒有版權”，這樣的認知正是基於模式1。在模式1中，

編曲在詞曲的基礎上對音樂作品進行再加工，這裡的關係有點類似於著作權和鄰接權的關係，詞曲是“作品”，而編曲是“製品”，編曲基於曲產生，沒有曲就沒有編曲。

而在行業實踐過程中，詞曲作者或唱片公司通常會和編曲者簽訂勞務類的協議，一般也並不會將編曲者作為智力創造者來看（此處意為著作權法層面上的“智力創造”），有的合作方更嚴謹一些，會將編曲者擁有的潛在的智力成果的歸屬進行約定。

當然，

法律也並未規定編曲究竟為何物，是作品還是製品，還是壓根不具備任何和獨創性。

在產業習慣和法律的空缺下，“編曲沒有版權”聽起來似乎沒有問題。但是值得反思的是，在音樂產業日新月異的今天，在不同體裁的音樂越來越多、行業分工更加細化的情況下，我們應當從著作權法的根本問題來對新的產業形式進行分析，而不應當生硬地基於現有的明確法條，對產業情況進行法律解釋，生搬硬套。

《著作權法》的內容往往落後於產業，如果不從根本問題著手分析，學會變通，恐怕做出的只能是畸形的分析。

對於一件“創作”是否構成作品，我們必須要從獨創性（Originality/Creativity）和可固定性（Fixation）兩個角度考慮。

目前我們國家採取的獨創性標準普遍較低，對於一般的流行音樂編曲來說，應該都可以算得上是“智力創造”。

通俗些講，編曲人都是憑藉自己的知識、能力才能編出大家都愛聽的歌，這些編曲的內容都凝結了編曲人的智力創造，我們應當對這種智力創造給予肯定，至少不宜一味的抹殺編曲者的智力成果，認為“編曲只是勞務活動”的觀點是違背產業發展規律的，說的重一些，也是不尊重創作者，不尊重人的。

而對於可固定性的問題，編曲會各種器樂演奏和其他技術手段構成，這些內容顯然都是可固定的。但是基於以上兩個根本問題的分析，是否就一定能認為模式1下的編曲一定是作品呢？或許也不盡然。

首先，從法律結構來看並不妥當。我們要看到，在模式1中，編曲是圍繞著曲產生的，沒有曲就沒有編曲，如果將編曲作為作品來看待，如何處理兩者間的關係或成為新的疑問。

換個角度來看，在我國法律框架下，錄音只是製品，享有鄰接權，如果編曲是“作品”，而錄音只是製品的話，看似也有不妥，因為音樂產業中的錄音工程師（Audio engineer），所貢獻的獨創性也和以往不同了。

其次，產業認知並未達到“作品”的地步。法律的制定和司法的裁判必須尊重產業的規律，尋找體系內的平衡。只憑借編曲的“創造性”即貿然認定其作品地位，或許並不能很好的適應產業需求，至少目前來說，雖然編曲者的地位在產業中日漸提高，但是似乎並未達到可以自成作者的地步，音樂行業普遍認為應當給予編曲者地位，但是從未認為編曲者應成為法律意義上“作者”。

所以在模式1的情況下，我認可編曲者的創作是一種智力成果，但是是否應當認為是作品尚且存疑。

再來討論模式2。

在模式2中，情況似乎變得有些“奇怪”，因為編曲在這裡“獨立”了。在這裡也分享我和做音樂的朋友的一些對話，我覺得這也反應了音樂行業中對模式2這種創作方法的認知。朋友認為，模式2的情況下，詞曲作者相當於是“抄小道”的，對於很多壓根不會編曲的創作者來說，他們拿到Beats就相當於拿到了“半成品”，Beats就是完整的編曲。省去了樂器編曲的環節，根據音樂/Beats的和絃規律，填詞作曲很快就能完成。而Beats製作者（beatmaker）很多都是程式化地在創作，換言之，Beats對於這些製作者來說，就相當於是流水線上的產品，給定一個和絃走向，如1645等等，用製作軟體就可以創作出很多不同的Beats。【備註：理解這一點需要具備一定樂理知識，在此不展開。】

所以在這個模式下我們可以看到：

①Beats在音樂創作中的重要性高於模式1，模式1中，編曲依附於曲，是一種“衍生”狀態，而在模式2中，beats對於一首歌來說就是完整的編曲，曲是根據編曲產生的。

②Beats的呈現形式是一個完整的音軌，即使沒有詞曲，如前所述，Beats也是具備了完整的音樂織體的音樂作品，不能因為其編曲的屬性，而一概否認了它在法律上作為作品評價的正當性。

所以筆者認為，我們要了解音樂創作方法才能進行法律分析，如果連音樂創作方法都不加區分，就一概而論，是很容易出錯的。

透過以上兩種模式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創作模式下，Beats的重要性完全不同，依據邏輯得出的法律結果也不相同。但是我們不得不反思，為什麼同樣是編曲這件事會出現兩種不同的評價？

我覺得這可能是產業發展的必然結果。編曲作為創作動機，以及專業的Beatmaker的出現是音樂產業分工細化和專業化推動的產物。在以往，我們都覺得編曲是依附性的，不能單獨存在的，但是當編曲可以成為單獨的Beats，作為商品上架售賣的時候，其實我們的法律評價在某些層面上應當有所變化，而不能一味的套用法條，得出荒謬的結論。

當然，有關Beats是否為作品的評價，也要遵循獨創性的高低的原則，對於有些獨創性低的beats，如trap風格中的Beats，可能只是鼓點或電音節奏的重複，著作權保護就會相應的較低，甚至缺乏著作權。

《野狼disco》事件中究竟誰更“高”？

在我看來，雙方在該事件中都有一些“瑕疵”。

首先整理一些和法律相關的關鍵的時間點：

2019年4月，

董寶石完成《野狼disco》的創作；

2019年7月12日，

董寶石透過代理購買了《More Sun》的99美元的授權；

2019年8月，

《野》在中國新說唱中播出；

2019年10月，

feat陳偉霆版釋出；

2019年11月2日左右，

董寶石透過代理聯絡Ihaksi，希望購買完整授權，但是在之後的一段時間內遭到Ihaksi一定程度的“推脫”；

2019年11月15日，

瑪西瑪購買獲得《More Sun》的授權。

任何人在利益衝突的事件中都會選擇性的披露真相，不能說誰沒有把實情完全託出，就說這個人是不道德的。從目前雙方各自披露的事實來看，董寶石這一方存在的法律硬傷有以下幾點：

1、先上車後買票，董寶石的授權購買於19年7月，但是在取得授權前這首歌就已經創作完成，有人發現這首歌在19年4至6月還在LIVEHOUSE演出過。那麼在其購買前的行為，是否可被授權合同覆蓋，是存疑的。

2、董寶石購買的授權是99美元的最低授權，無法涵蓋流媒體傳播以及商業表演。當然Beats銷售網站在這個環節中也有“虛假宣傳”的嫌疑，因為購買頁面的宣傳聲稱是無限制的流媒體使用，但是在合同中卻加入了大量non-profit，non-commercial的限制。

但是值得肯定的是，董寶石在之後向Ihaski積極尋求授權，而且至少他在7月還購買過一個授權，雖然這個授權的範圍比較小。

而維權方瑪西瑪公司看似法律正當，據維權方發函律師披露，其在19年11月15日的確獲得了完整的授權。但是巧就巧在，這段時間恰好也是董寶石和Ihaski在協商索取更完整授權的時間，其中的羅生門很難得知。

筆者認為，首先，寶石老舅的行為不是“抄襲（plagiarism）”，因為他獲得了一定的授權，只是這個授權範圍並不足以覆蓋其對Beats的使用行為，由於這個授權也是後補的，所以存在可指摘之處。其次，《野狼disco》在11月15日瑪西瑪獲得授權之前已經聲名大噪，10月31日，趙智功律師對該首歌曲的beats曾在公眾號上做過分析，之後便出現了董寶石披露的一系列版權“爭奪”事件（11月2日左右）。如果說瑪西瑪的授權的取得是無心之為，恐怕也難以成立。再次，瑪西瑪於11月15日獲得的授權是否能對抗19年11月15日以前，《野狼disco》的傳播，或許也是存疑的。

對於合同的分析

其實這一切歸根結底都要回歸到對幾份的合同的分析上來。前面已經說了，董寶石99美元的購買合同的範圍是不足以覆蓋其使用行為的，所以其行為應當涉嫌違約或侵權。而瑪西瑪的發函律師在公眾號文章上披露的瑪西瑪向ihaski購買的合同並沒有表明對11月15日之前行為的可追溯性，並且披露的合同並不完整，其他條款是如何約定的也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透過合同，瑪西瑪獲得了自2019年11月15日起後30年的，有關《More Sun》在中國地區（包括港澳臺）的授權。

99美元授權合同節選

董寶石合同中的授權範圍是：非排他的製作實體唱片、磁帶以及數字下載；無限次的非商業的網路下載和串流。而該合同的準據法是芬蘭法，所以這份合同中的概念如何解釋，還要從芬蘭版權法和歐盟的法律中考據。其實就直覺而言，該合同的描述和體例，都更接近於美國版權法的習慣，並且在合同的另外一處，還出現了有關法律適用可以適用美國法的表述，這是這份合同的不嚴謹之處。如果該糾紛進入訴訟程式，如何認定這份合同中的內容恐怕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總結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應當承認Beats如果具備獨創性，符合我國著作權法作品的構成要件的，是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即“作品”，而不能僵硬、刻板的認為編曲必然沒有版權。即使在某些情況下，編曲難以享有版權，也應當在產業層面給予編曲者積極的評價。對於《野狼disco》事件的所有分析也是基於《More Sun》是作品，應當享有版權的前提上的。

而在《野狼disco》整個事件的羅生門中，筆者認為在法律層面仍存在以下幾個問題，或需司法實踐進一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