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第一碼頭劉家港：既不是海港，也不是水陸要衝，咋就突然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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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現存元代官方記載，劉家港(屬今江蘇太倉市)並未設定過市舶口岸，但我們卻可以肯定，至少在至元、大德年間以及至正二年後，這裡均有過市舶分司(或相當於分司)之設。
劉家港的興起，首先是與海運聯絡在一起的。
一方面，以黃河中游為中心而溝通起來的傳統大運河因戰亂及黃河奪淮人海諸因素的影響而“塞久不合”、“河益埋廢”，運道幾致殘廢；另一方面，隨著全國性政治中心的北遷，舊的運輸系統勢必要作重大調整。
於是，元政府一面開鑿新運道，一面仍著力於傳統河運系統的整建，實施水陸多渠道轉運或河、海聯運，但成效甚微，於是，原徵南宋統帥伯顏追憶起至元十三年經海道搬運宋室庫藏的舊事，於至元十九年奏準，由收編的南宋“海盜”朱清、張瑄二人與上海總管羅璧組織船隊，從揚州載糧緣海道北上。
這次初運於次年三月到京，運數為4。6萬石。數目雖不足觀，卻有了一個很好的開端，贏得了最高統治者的信賴和讚賞。在次年100萬石的漕運糧中，海運雖僅佔10萬石，遠遠低於河、陸轉運量，但後來由一二十萬石猛增到57。8萬石，與此同時，從劉家港諸地起航至天津界河口（以下再經運河運抵大都）的海上航道經過三次探索、改善，最後形成的新航道順風10日即可完成全部航程，從而愈益明顯地體現出自己的優勢。
於是，元政府相繼罷廢了一些新河道的開鑿和與此相應的管理機構，調整設定了海運的管理系統，原先由海、河聯運或水、陸轉運南糧的制度，被海運為主、內河運輸為輔的新制所取代。
海運每年分春、夏二期，歲運數由一二百萬石激增至三百餘萬石。因此，“大江以南，浮海而至者，歲以百萬石計。
公府之儲，官府之廩稍，宿衛之供億，至以京城遊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繫甚重者也。”京畿“朝暮概仰食於海道明矣。”
劉家港作為海運主要聚航開洋港的地位的確立取決於兩個方面：
其一，它自身的自然水文條件即港深與港口條件。如所知，古時太湖往東的主要洩水大道即所謂“古三江”是否包括婁江雖有爭論，但宋元時代的婁江作為一支通海大道已毋庸置疑。
婁江從太湖流出後，經吳縣西北鯰魚口向北，經蘇州婁門轉東，由崑山、太倉經劉家港入海，凡180裡。
南宋紹興年間（1131一1162年）海潮雖已抵達太倉境內而使婁江“勢日深廣”，但“舟者西行乘進，東行乘退”，港口規模似不足觀。元初，港口“不浚自深，潮汐兩汛，可容萬斛之舟”，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朱清、張瑄疏導婁江入海，使婁江“水闊有二里許”。20多年後，常熟船戶蘇顯與“老舊運糧千戶”殷忠顯、黃忠翊等鑑於港北甘草等處沙淺水暗，“素於糧船為害”，提出導航方案，由蘇顯備船二隻，“拋泊西暗沙嘴二處，樹立旗纓，指領糧船出淺”，並畫圖張榜，曉諭船戶，要求糧船於號船西邊繞過，並觀旗纓定行止，
此種導航範圍，並進而延伸到江陰海面，港口條件及港口功能得以進一步完善。
其次，港口所處位置及其與經濟腹地的聯絡。
劉家港處於海岸線的中心，北連長江，東傍東海，南北與廣州、泉州、慶元、直沽等港埠的聯絡十分方便，更重要的是，它的背後是由廣袤的長江流域與最富庶的太湖流域構成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維繫元王朝生存的漕糧便主要取自這一經濟區的江浙、江西與湖廣之地，於是，在組運與集結漕糧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以下三大內河運輸系統：
（1）浙西線。
海船從劉家港分赴平江路、無錫州、常州路、海鹽州（治今浙江海鹽）、湖州路（治今浙江吳興）、松江府（今屬上海市區）、烏泥涇（在今上海市南）、江陰州、鎮江路九處運糧（各地漕糧事先集中於各地所設倉庫）。這一內河航道，充分利用了蘇南地區的水網條件。
(2)浙東線。
該地糧船（包括福建船）分赴紹興路（治今浙江紹興市）、台州路（治今浙江臨海市）和慶元路裝糧，往劉家港集中。
(3)上江線。
劉家港開出的糧船逆江而上，至真州（治今江蘇儀徵市）、集慶路（治今江蘇南京市）和太平路（治今安徽貴池市）裝糧。透過以上內河運輸線路，劉家港與長江三角洲更緊密地聯為整體，
每年春、夏兩期漕運，該港集結了一二千艘海船和數萬水手，繁盛景況，可見一斑。
以海運的興盛為契機，劉家港在海外貿易方面也漸次發揮出一定作用。我們知道，元代曾設定七處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後經調整歸併，保留有廣州、泉州、慶元以及杭州四處（後者取消市舶司之設定，但相關事務轉由當地稅務管領），
元代並未在劉家港正式設定過市舶口岸，這應該是個基本史實。
然而，元人的一則記載明確提到，元前期有位名叫何敬德的上海人曾“事吳郡張瑄行舶管庫”，此處的“行舶”似可解為市舶之分司
，據此推解，大德七年（1303年）朱清、張瑄敗亡前，在張瑄（實際有可能包括朱清）名下是否存在某種管領海外貿易的機構設定，
或者說，元王朝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朱、張二人有經營和管理海外貿易的權利呢?
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是存在的。如所知，朱、張創開海運後，“貴富為江南望”，並以“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
這使我們有理由相信明人的這兩種說法比較準確地表達了當時的實際情況：
其一，明人錢穀稱，至元十九年朱、張於開通海漕，“兼市易海番”；其二，明人桑悅稱，朱、張創開海運後，“海外諸番，因得於此交通市易”。
可見，元代初期的劉家港“大通番舫”是個基本事實，而且，也曾設有如同市舶分司這樣的管領機構。
到了至正二年(1342年)，元王朝正式在這裡設定慶元等處市舶分司，這是對劉家港長期“兼市易海番”事實的認定，明代的這則記載恰可綴補順帝一朝無實錄之闕，值得重視。
如所知，所謂元末“泉州兩義士”（孫天富、陳寶生）就是從泉州遷居太倉，從這裡再次尋求發展，因而聞名海外的。
以海運的開通為契機，包括劉家港在內的太倉從“田疇半闢”、“居民尚不滿百”的沿海村落迅速發展成“萬家之邑”和“番漢雜處，閩廣混居”的“六國碼頭”乃至“天下第一碼頭”。
元貞元年（1295年），因戶口劇增、地位趨重，太倉由縣升州，延祐元年（1314年）又移崑山州治於此（至正十六年因避海寇，州治復移崑山）。
海運、商業與對外貿易的大力開展，強化了港市的各項功能，據說，當時從劉家河至南薰關，築有長堤30餘里，“名樓列布，番賈如歸”。
元末崑山籍人郭翼曾作《崑山謠》一首，回憶家鄉繁盛景況，現錄於下，以資參證：
“吳東之州婁東江，民廬矗矗如蜂房。官軍客馬交馳橫，紅塵軋投康與莊。雞鳴鬧市森開張，珠犀翠象列道旁。吳艎越艦（下疑缺9字）驤。大帆雲落如山崩，舟工花股百夫雄。蠻音獠語如吃羌，水仙祠前海茫茫。魚鰲作道虹作梁，龍堂貝闕當中央。靈女媛歌吹笙簧，馮夷伐鼓相鏗轟……太平無象躋成康，吾州富庶文物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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