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賽亞·伯林的傳記，他如何度過和思考 20 世紀的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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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傳》

內容簡介

自 1987 年 9 月始的十年裡，葉禮庭定期拜訪伯林，同他一起回憶人生，重新經歷他在俄國度過的童年、牛津的求學歲月、美國的外交生涯、對蘇聯的訪問，以及不曾遠離思想前線的學術生活。這不是一部用文獻堆砌而成的人物評述，而是用伯林自己的回憶寫成的思想傳記。在本書中，你會看到伯林如何經歷暴風驟雨的 20 世紀，度過誠實且負責任的一生，並且從這個世紀的災難和成就中提煉出他迴響至今的原創思想。

作者簡介

葉禮庭 （Michael Ignatieff，1947— ），俄裔加拿大人，曾任教於劍橋大學、多倫多大學、哈佛大學等校，也曾擔任戰地記者和政治評論員多年，出任多國政府顧問，被公認為人權、民主、公共安全、國際事務的資深專家。 2009 — 2011 年間任加拿大自由黨黨魁。其文章多見於《紐約書評》《金融時報》《新共和》等媒體，著有《伯林傳》《血緣與歸屬：探尋民族主義之旅》《戰士的榮耀：民族戰爭與現代良知》《火與燼：政治中的成與敗》《陌生人的需求》《俄羅斯相簿》等作品。曾獲得加拿大文學最高獎——總督獎，喬治·奧威爾獎，漢娜·阿倫特獎。 2016 年 11 月獲得加拿大勳章。

書籍摘錄

一 阿爾巴尼（節選）

阿爾巴尼位於皮卡迪利大道旁一間小小的馬車房背後，哈切茲書店和福特南與瑪森百貨公司的對面。它建於 18 世紀晚期，是那些在鄉間有自己的地產又想在城市裡有一個落腳點的有錢人的住處。在通向花園的狹長大廳裡有一座拜倫的胸像，1816 年他曾經在這裡住過。牆上還掛有飾板紀念墨爾本勳爵、埃爾頓大法官和帕默斯頓子爵等維多利亞時期的知名人士。英國所有清一色由男性成員組成的機構—公立學校、牛津和劍橋各學院、倫敦的俱樂部以及律師學院—都有一種家族相似性，阿爾巴尼也屬於這個家族：高高的走廊簡樸肅穆，帶著冷冰冰的味道；腳下是閃爍的嵌花瓷磚；牆上高掛著磨光的牆板，開列著上至 1799 年的歷任管理委員會秘書長的名單。

沿著在花園中蜿蜒而過、為枝葉所掩蔽的木板小徑走到盡頭，就來到了伯林的房間。透過窗框，在層層窗簾之間，可以看見紳士們在客廳中喝茶。伯林終其一生都是在類似這樣的地方度過的—在帶有英國機構特權痕跡的高牆拱衛的花園中，以及有著高高落地窗的房間裡。

給我開門的是伯林本人。他沒有拒絕我用俄國人的方式吻他：兩邊臉頰各一下，然後再來一下。這算是對我們共同的俄國血統的宣告，我每次來的時候和走的時候都會很鄭重地這麼做。他永遠穿著那件樸素的深色外套，裡頭是扣上紐扣的背心，再配上一條翻邊的褲子。衣服樣式保守，料子卻是上好的精紡毛料。他的黑色系帶皮鞋擦得很仔細，由於年深日久而有了細微的裂紋。他一般總扎著一條帶黑便士郵票圖案的領帶。他的背心口袋上掛著一根鏈子，鏈上吊著一副長柄眼鏡般的玳瑁放大鏡，用來加在眼鏡外面閱讀小字型的文章。

他把我領進了一間舒適的屋子，從這裡能看見外面的小徑，牆上掛著一套精緻的 18 世紀法國銅版畫。壁爐架上擺著一排凸印著姓名的精美請柬。他慢慢地在壁爐旁邊一張破舊的白色安樂椅裡坐下。電話在他的肘邊不時響起。每當電話響時，他都會重複一遍同樣的動作。先是咕噥著：“好的，好的，請稍等。”然後把電話夾在脖子和肩膀之間，從背心口袋裡掏出記事本，把眼鏡推到眉毛上面，把夾鼻眼鏡架在鼻樑上，翻著記事本，稍加考慮，然後說：“星期三下午三點。”在記事本上潦草地劃幾筆，重新把本子放進口袋，放下電話，這才眨眨眼對我說：“我們說到哪兒了？”他的社交網遠至耶路撒冷和華盛頓，既有同齡人，也不乏忘年交，包括學術、出版、政治和藝術等各界人士。現在他的很大一部分時間都用來與他的社交圈中的陰謀、戲劇、爭吵與和解保持同步。

他面前的咖啡桌上擺著一溜盛有鹽醃杏仁和一種芬蘭式脆麵包的罐頭，他在出席晚宴的時候就把它們裝在衣服口袋裡興高采烈地帶去。在離他的椅子最近的書櫃上堆著一大堆巧克力。他嗜吃零食，坐著的時候身子前傾，右手在那堆罐頭裡翻來找去，一邊說話一邊不停地把堅果和巧克力往嘴裡扔。他的左臂則彎曲著，挨近身體。

在罐頭的旁邊總有一本剛出版的書，一般是某個以前的學生的作品，（他嘆著氣說：“我現在什麼也不讀了。”）還有他自己的一大堆手稿，經過他的編輯亨利 · 哈代的修訂，正等著他做出反應。（“我連自己寫的東西都讀不下去，更別提其他人的了。”）不過，每天早上他都會如飢似渴地細讀《泰晤士報》。訃告欄裡，一張張面孔彷彿還在注視著人們—某位上議院司法議員的夫人，物理學教授，還有一次是他愛過的一個女人。他的目光在她臉上流連：“她虛偽至極。虛偽至極。可是又可愛至極。”然後搖頭道：“到我這樣的年齡，所做的一切好像就是參加葬禮。”我用揶揄的口氣告訴他，在巴黎，人們說：“ Mais Berlin est mort， n’est-ce pas？”（法語：“可是伯林不是已經死了嗎？”）他微笑著回答：“可能是吧。”

在 30 年代的照片裡，漫步於馬格達倫花園或是站在全靈學院方庭中，為一道斜斜的光線所照亮的伯林，身材微胖，肩膀不寬，穿著三件套，一頭黑色的鬈髮，黑眼睛，戴著厚厚的眼鏡，右手託著左肘。他總是不正面面對鏡頭，或是擺出假裝嚴肅的姿勢。和他相識最早的老朋友們說他幾乎沒有變。斯蒂芬 · 斯彭德對我說：“一頭小象，始終是同一頭小象。” 在 1910 年裡加一位上流社會攝影師為他拍下的最早的照片裡，年僅一歲的他已經有了一雙惹人注目的眼睛—又大又黑，頑皮而聰明，總有一種愉快的表情。身為一個猶太富商家庭中受寵的獨子，他始終保持著這種與生俱來的信心。八十七年後注視著世界的仍然是同樣的目光。

他說話快得出奇，不熟悉他的人根本聽不懂。約瑟夫 · 布羅茨基曾說過，伯林講的英語跟他的俄語差不多，只是還要快，“簡直像在追趕光速”。 他說起話來就像一隻爐子上的俄國茶炊，咕嚕咕嚕，喋喋不休。弗吉尼亞 · 伍爾夫 1933 年 12 月在新學院的一次宴會上初次見到伯林，她說他外表像個黑黝黝的葡萄牙籍猶太人，說起話來則有著年輕的梅納德 · 凱恩斯的活潑與自信。 ［2］ 伯林個性中的所有層面都顯現於他的聲音之中，這在他發音習慣的變化中得到表現。在他最早的那些演說中，他的聲音是對牛津上層階級語言的俄式模仿，全是閉唇音和清脆快速的母音，他不自覺地受到了 30 年代的完美典型，他終身的朋友和對手莫里斯 · 鮑拉的影響。他的老朋友們，像喬治 · 韋登費爾德，則還從伯林抑揚頓挫的急促語流和匆忙的節奏中聽出一些大衛 · 塞西爾的風格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被英國前後兩代廣播收聽者們認為是牛津知識分子的聲音的，實際上卻是一個里加猶太人對與他同時代的英國人的無意模仿。隨著時間的流逝，他所模仿的這種聲音逐漸變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現在，在他生命的最後二十年，他的俄國舊習重新抬頭。老式斯拉夫人和猶太人的響亮聲音又在他口頭出現，語速緩慢下來，從急促含糊一變而為輕聲低語。

他說起話來簡直會讓打字員和速記員們無計可施：似乎完全沒法把捉，沒有停頓或句點，也沒有段落。但是，一段時間之後，你就會發現，他的低語中自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精確。其實始終有句子，也有段落。即使從句帶出的插入語表面上似乎沒完沒了，但在思想陳述的最終完成之處，它們實際上就結束了。其間雖有限定語錯綜盤繞，每個句子的主幹卻總是清晰的。這種秩序帶有音樂性，與其說它是邏輯的，倒不如說是直覺的和聯想的更為合適。他這種跳躍飛奔的說話風格其實是一種思維方式：他一邊陳述自己的主張，一邊預想著各種反對意見和限定條件，於是就把命題和條件綜合到一起，在同一個句子裡同時進行表述。因為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用口述的方式寫成，所以他作品中的語言風格和他的說話方式是一致的：都是華贍精細，有前人遺風，同時又不失深刻清晰。從他在學校的作文來看，他從十一歲起就已經形成了這樣的風格。

不善辭令的學者們在越過語言與思想之間的天塹時，總不免一番掙扎；對伯林而言，語言和思想則是相攜而行，無有窒礙。他對自己的這種輕鬆自如感到懷疑，總覺得拙於言辭的知識分子可能更為深刻，更值得信任。不過他的揮灑自如乃是他的一個秘密。對伯林來說，詞語總是招之即來，在他腦海裡以與說話同樣快的速度組成句子和段落。自有浪漫派以來，思考就一直和孤獨、苦悶以及內心分隔聯絡在一起。對於他，思考則意味著智慧、諷刺和愉悅。

要像伯林這樣熱愛思考，就必須是既敏捷又合群的人物。他憎惡獨自思考，並視之為畸形行為。在他看來，思考與交談、對話中閃現的靈感火花以及調侃、躲閃和遊戲都是密不可分的。伯林的長於言談是很出名的，因為他不僅機警敏銳，而且更能讓人覺察到思想是通向未知的一個突破口。與他交談過的人們記住的並非是他說過的話—他不是智者，也沒有說過什麼警句—而是被他帶入他的思想客廳的經歷。因此他的談話從來就不是表演，他並不藉此譁眾取寵，而是透過談話來過群體生活。

伯林總是說自己“醜得讓人無法忍受”。當然，他的臉雖有一種高貴感，但確實稱不上英俊。不過歲月使得他瘦削下來，漸疏的頭髮日益灰白，雙眉、富於表情的鼻子以及有力的臉頰和下頦線條越發突出。如果他不縮著嘴唇，皺著眉，或是做出不贊成的嘲弄神情，他的臉部輪廓就是精細而飽滿的。伯林現在的樣子看起來好像他一直就該是這樣，好像他整個一生都是在朝著這種希伯來式的智慧外表變化。但這樣的結果是具有諷刺意味的，因為無論他的觀念還是氣質在老猶太人中都是最不希伯來式的。

到目前為止，他的衰老還不怎麼嚴重，但正在變得日漸迅速起來。他現在肩膀彎垂下來，背也駝了。他的聽力也不如以前了：他發現，在全靈學院進行公開選舉用的那張鋪著粗呢的長桌旁邊，要聽懂人們七嘴八舌的談話變得困難起來；大型宴會變得像是考驗，但音樂會仍然一如既往地給他和妻子艾琳帶來歡樂。每場演出都在他腦海裡按照由近及遠的順序詳細地記憶存檔，直至 30 年代的薩爾茨堡，皇后大廳，廢棄已久的禮堂和早已故世的表演者—肯普夫，施納貝爾，所羅門，利帕蒂。以頭腦的敏銳著名，就意味著朋友們都提防著他（他自己也提防著自己）出現任何遲鈍的跡象。他覺得自己的頭腦每天都在不斷地衰退。他會說：“我什麼也想不起來。”然後，僅僅為了趕走自己的恐懼，他會重新開始努力回憶 1932 年 8 月薩爾茨堡一場節日演出中一位指揮的名字。（“等一下，等一下，想起來了。”）他的記憶力極為奇特，細密得簡直不像是屬於人類的，回憶起自己的過去來不費吹灰之力，以至於他給人的印象是什麼都儲存了下來，什麼都沒有丟失。

伯林總說他覺得自己一點兒也算不上是個有趣的人。這無疑是個狡猾的謊言，因為他最好的故事中許多都是關於自己的。不過，事實上他給人的感覺與其說是一個熱衷於自己想法的人，毋寧說是一個自足的人。雖然他只是以一種好奇的而非格外熱切的方式傾聽別人的話，雖然這種傾聽更像是他自己的話語之間的停頓，但他確實是在聽，而且似乎確實聽見他們都說了些什麼。他那些主張行動主義的朋友們常常批評他對內在體驗比對獻身公共事業更感興趣。但他這個人就是這樣：對人類自欺行為的多樣性比對 realpolitik（德語：現實政治，強權政治的委婉語）更好奇。

伯林唯一明顯的自戀形式是他的疑病症。他喜歡生一些無關緊要的小病。他對醫生、養生和療養院十分喜愛，只要受一點點刺激就會上床休息。學生們還記得他在床上給他們上課，被子上到處是書、紙、茶杯和餅乾。在他妻子的房間隔壁那張他現在睡的小單人床的床頭櫃上，放著一排藥瓶、藥膏、盒子和玻璃水杯。他會對你說他自己情況很不好，但實際上身體的疾病讓他獲得了幾乎是完全的特權。不管是在這方面還是在差不多其他任何一個方面，他的運氣都讓人羨慕得發瘋。就好運是改變人的生活的一個真正範疇而言，伯林可說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之一。

寫回憶錄的想法使他十分慌亂。“決不。”他一邊說，一邊像喜劇結尾時那樣聳聳肩。而且，他害怕自己的坦率，不願將自己的一切原原本本形諸文字。可是他的朋友們說，如果不是由他來寫自己的生活的話，那麼又有誰能夠在他的部分談話消失之前將之記錄下來呢？這便是這本書於 1987 年 9 月開始寫作的緣起。我並非他以前的學生或養子：他似乎生來就沒有父性本能。我一開始只是去那兒和他見面。我一小時一小時地記錄下他的談話，如同一個提著桶去泉邊汲水的僕人。我們在一起合作了幾年以後，伯林同意我寫一本他的傳記，並決定在自己身後出版，他一個字也不看。他的說法是：“ Après moi ledéluge。” 我在下午來阿爾巴尼的習慣持續了整整十年。

在他不斷的低語聲中，放在矮咖啡桌上的打字機也加快了杏仁在罐頭裡的碰撞聲，並且記錄下了壁爐上法國大鐘的整點鳴聲。我提一個問題會讓他漫無邊際地講上一個小時，講述著、重複著那些老故事，穿越數十年的時間，提起些顯赫的人物，也在無名之人身上逗留，高興地向自己證明並沒有忘記他們。我雄心勃勃地想要將他所有的經歷—確切地說也就是每一封以前的信、每一張公共汽車票、每一個還記得的笑話和每一句評論—都乾脆利落地囊括在一個故事中；一旦經過精心的加工和潤色，道出其中的關鍵，這個故事就可以從他頭腦中迷宮般的檔案庫裡清理出來，從此免於光陰的毀壞。這需要表現出藝術鑑賞家與遺忘做鬥爭的巨大才智。

同樣的故事我聽過很多遍，似乎這樣的重複就證明了他掌握著自己的命運，穿透了它那些最陰暗的角落，也驅散了它的陣陣沉默。而他之所以從未寫過自傳的原因也變得明瞭起來：因為他的這些故事已經獲得了成功，它們既儲存了他的過去，又使他可以免於反省。

他對自己的過去就像對自己的疾病一樣，表現出一種典型的俄國式的坦率態度。只要我懂得如何發問，他就會毫無保留地把一切都告訴我。他允許我閱讀他的信件，這些信都和他的談話一樣自然而然。他既不惜筆墨，也不吝時間。在給俄勒岡一個無名研究生的信中，他可以詳細解說自己對兩種自由觀念的區分，其興味不減與小阿瑟 · 施萊辛格津津有味的閒談。在這樣無休無止的流暢的言語之流中，伯林似乎誠懇地相信自己幾乎無論跟誰都能夠以一種私人的態度進行交往。

他對待性和自身失敗的態度也十分直率；對朋友則更不止是襟懷坦白。他喜歡把自己的成功—教授地位、騎士頭銜、榮譽勳章—都歸因於人們對他的能力的整體性高估。而且，他還總是說：“這種情況可能還會持續很長時間。”

題圖來自：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