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蓮花》Ⅱ：多了精準，多了包容
◎劉琪鵬
《白蓮花度假村》（以下簡稱《白蓮花》）第二季本週迎來了大結局。由於第一季獲得了超高的口碑和讚譽，幾乎橫掃去年的艾美獎，大家對這一季的期待也水漲船高。很慶幸，第二季無論是編劇還是製作，都保持了與前一季同樣高的水準，甚至從人物刻畫和人物關係的塑造上，有更多值得稱道的地方。
與第一季一樣，故事發生的地點依然是一個富麗堂皇、充滿了異域風情的度假村——從美國的夏威夷到義大利的西西里島，故事的開場依然是以顧客的死亡作為懸念，吊足了觀眾的胃口，而人物依然聚焦於上流階層和服務於他們的小人物。如果說上一季是嘲諷有錢人的偽善、精神世界的匱乏、情感生活的脆弱和悲催、關於不同族群和階層之間壓迫與剝削的關係，這一季則深入地聚焦於家庭、性、親密關係和由此產生的權利關係。如果說上一季是一個全面的CT檢查，到了這一季，導演兼編劇麥克·懷特已經開始拿著一把亮閃閃的手術刀，朝著更為精確的部位下手了，他為觀眾展現的人物世界層次更為豐富，也更加血淋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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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導選擇西西里作為拍攝背景地點絕非偶然：稍微細心一點的觀眾，大概會發現劇中有許多橋段都和著名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的電影《奇遇》有千絲萬縷的聯絡。從劇中角色譚雅刻意模仿義大利女明星莫妮卡·維蒂，騎著電動車兜風，到女律師哈珀在奧布里廣場被所有男性注視的惶恐，都是對安東尼奧尼的致敬。甚至結局富婆譚雅的死都和安東尼奧尼電影裡的維蒂如出一轍——從遊艇上沉入了海底。《白蓮花》第二季想要探討的主題，與安東尼奧尼電影也有著某種契合，麥克·懷特曾經在採訪中毫不避諱對這部電影的借鑑：“《奇遇》講述的是對生命意義的絕望追尋，和追尋那些失蹤的女人一樣。《白蓮花》也講述了那些焦慮的有錢人的追尋，他們在泳池邊閒逛時對意義的追尋。”
在《白蓮花》第二季裡，似乎所有的男性角色，都在因為自己的慾望與家庭、道德、傳統觀念的背馳而焦慮。祖孫三代三個男人，在西西里開啟的尋根之旅，更像是某種男性自我確認之旅，只是充滿了諷刺性和喜劇性。進入暮年卻依然無法控制慾望的爺爺，因為屢次出軌被妻子和女兒嫌惡而努力控制性癮的爸爸，還有一個涉世未深自以為能靠金錢拯救妓女的單純兒子。
在第三集裡祖孫三人關於《教父》的爭論是最有趣的。爺爺和爸爸都表示這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好的電影，畢業於斯坦福的兒子阿爾比說：“男人喜歡《教父》，是因為他們懷念父權制的美好時代，因為他們覺得自己被現代社會閹割了。”阿爾比作為新時代受到美國左派教育薰陶的男性，對這類有毒的男性氣質的電影感到天然反感是非常正常的；爺爺伯特則代表了某種根深蒂固觀念的男性群體，認為男人有慾望是天然的，也無法控制。全劇中，父親多米尼克是唯一在這場旅行中獲得某種轉變的男性。後來和阿爾比一起，他不斷申明：“我一直支援女性……我是女權主義者……我已經改變了，我正在改變……我可以改變。”編劇懷特一如既往地只是進行冷靜地呈現，並沒有作非常鮮明的立場預判，這是《白蓮花》裡一脈相承也是最難能可貴的地方。
安東尼奧尼曾經在《一個導演的故事》裡這樣寫道：“在每部電影裡，我都在尋找男人情感的痕跡，當然也有女人的。我的作品就像在挖掘，在我們時代貧瘠的材料中做考古研究。”而這顯然也是本劇編劇努力探討的主題之一——講述人類情感的複雜，講述著人類所有親密關係裡潛伏的危機。前者對現代關係中的男女之愛充滿了絕望，男性主導的社會總會施加給女人的色情挑逗和暴力侵犯，全是噩夢。而麥克·懷特描摹的兩性關係，雖然沒有如此偏激，但很明顯，他似乎也抱有同樣的悲觀主義色彩。同時，他塑造的女性角色比男性角色對世界似乎有更清醒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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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說，這一季刻畫的女性角色更為豐滿，全劇最具有戲劇張力的是一開場並不起眼的角色達芙妮。所有觀眾都以為她不過是一個傻白甜的全職太太，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對世界毫不關心——這從她和律師出身的哈珀的對話中可以看出來，她不看新聞，也不關心重要的社會議題。在哈珀和丈夫眼裡，甚至觀眾眼裡，達芙妮和第一季裡的瑞秋一樣，是一個有錢人家的花瓶，一個只想著嫁給有錢人的無腦女性。
但隨著劇情的展開，達芙妮展現出的某種人生智慧似乎超越了哈珀——這個看起來更為獨立的女性。
達芙妮在描述她與老公卡梅倫一起逛野生動物園的某次經歷時說，在象群裡，正是婦女和兒童形成了有意義且相互支援的社群，它們在水坑裡嬉戲，像人類的村落一樣撫養幼崽。與此同時，成長中的雄象會在某一時刻被趕出族群，以學會自生自滅。“我為男人感到難過，”達芙妮說，“他們認為他們在那裡做著非常重要的事情，但他們只是在獨自徘徊”。 達芙妮有一種暗藏的女性力量，這讓她看起來在一切關係裡都顯得淡定和從容。在劇裡，達芙妮似乎是真正理解每個人在婚姻、家庭和親密關係裡如何處於困境的人，她也會鼓勵每一個人奪回權利——實際上是她推動並幫助了哈珀和丈夫獲得了家庭內部的平衡。誠實被高估了，欣賞你自己和你愛的人的神秘感或許是一個更性感的解決方案。“愛一個人不需要無所不知，”她告訴伊森，“不要讓自己成為一個受害者”。這應該也是她自己獲得內心平和的秘訣。在劇的結尾，是達芙妮牽引著伊森走向了遠方的美麗島嶼。而伊森和哈珀在酒店度過最後的夜晚，打破了那個神秘的花瓶，那個象徵著嫉妒、報復和背叛的摩爾人頭像。
在《白蓮花》第二季中，麥克·懷特花了不少精力和篇幅展現人們在公共空間和私人自我的分裂。他說：“我寫作的部分衝動一直是想取笑那個差距，並展示人們真實的樣子——複雜、卑鄙和有缺陷。這就是為什麼我總是拒絕創造討人喜歡的角色。因為我們基本上是動物，我們本質上是猴子。在宗教社群中，人們喜歡聲稱與更高的精神層面有聯絡，這就是他們想要被感知的方式。但總有這種人類和動物的暗流將我們從這一切中拉開。”
在第二季的《白蓮花》裡，懷特對人物更加包容，展現的人性世界也更為寬廣。如果說第一季你還能對劇中角色有明顯的好惡，到了第二季，你幾乎感受不到編劇明顯的傾向性。在第一季中，階層、族群的不平等只是透過每個獨立個體的行為表現出來；而到了第二季，編劇則是透過大量角色之間的對話、關係的變化、內心情緒的描摹來引導觀眾對於某些命題的思考。你很難透過簡單的性別、身份，來界定人物的好壞，比如劇中出現的性工作者和酒店大堂經理，她們彼此之間權利的關係、和酒店客人的權利關係，都沒有出現第一季那樣的俯瞰視角。究竟是性剝削還是被欺騙，誰更天真呢？這些都是值得玩味的地方。
隨時噴湧而出的火山，與海底不斷碰撞的潮汐，配合著義大利歌劇《蝴蝶夫人》，懷特在第二季西西里的度假村，為觀眾營造了一扇扇旋轉門——每扇酒店房門的背後，都是人類慾望和情感的眾生相。而在你進入的一瞬間，也許可以在旋轉門的鏡子裡，看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