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140年｜“當人失去了生活的全部希望目標時，他們經常會在痛苦中變成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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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認識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或許是因為他的《罪與罰》，或許是因為他充滿緊張與痛苦的心理描寫。而陀思妥夫斯基在何時形成了他的寫作主題，又是如何寫就不屈從者的形象的？
約瑟夫·弗蘭克在他的大部頭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與他的時代》中指出，1849-1954年的苦役營四年刑期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之後寫作的重要主題，也讓他成為了一個能夠將生活磨礪轉變為真正的悲劇藝術的作家。在此之前，憑藉《窮人》獲得文學界聲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體現出了對人物內心的關注，以及描寫猜疑、迫害和憤怒到歇斯底里的能力，苦役生活為他帶來了更多的衝擊。
苦役營的生活是極其艱苦的。在給哥哥的信中，他提到自己在潮溼、雨水與凍雨中服役，食物只有麵包和白菜湯，時常生病住院：神經紊亂和癲癇病侵擾著他，雙腿還患上了風溼病。周圍總是充滿敵視和吵架，幾乎完全不可能擁有書本——後來在一些熟人官員的幫助下，他終於獲得了俄文版的《匹克威克外傳》和《大衛·科波菲爾》。
從入獄之初到最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其他犯人的看法也經歷了巨大轉變，死屋歲月的重要性在於讓他真正接觸到各色人等。他在牢獄中跌落社會最底層，體驗生死邊緣的折磨與痛苦，同流放犯和罪犯生活在一起，聆聽虐待狂和殺人狂的談話。
再次回到社會時，他已經不是那個透過浪漫主義模型去創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了。《死屋手記》於1861-1862年首次發表在《時代》雜誌上。尼采在第一次讀到《死屋手記》時興奮不已，很可能將其中一個人物——一個擁有可怕的意志力、並以自己的力量引以為傲的人——視作自己的“超人”的化身；而這個人物的特點，比如擁有無窮的控制力、鄙視軟弱和順從的生物，也令人想起之後《罪與罰》中拉斯柯爾尼科夫的辯證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和他的時代》
約瑟夫·弗蘭克 著 王晨 等譯
三輝圖書/中國華僑出版社 2019年10月
正值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140週年的紀念日，介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三輝圖書/中國華僑出版社引進的約瑟夫·弗蘭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與他的時代》一書中摘選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亞苦役營中的一節，希望與你一同瞭解這位文學巨匠在艱難困苦中的思想與情感軌跡。
不屈從的農民
這一切讓我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某些獄友的瞭解越是深入，他就越能理解有的犯罪是由他無法完全譴責的理由造成的。《死屋手記》中的一個大膽段落甚至籠統地為犯人們開脫（沒有詳細描繪他們的個人歷史）：“有人犯罪是為了被送去做苦役，以便逃避外邊苦得多的勞役生活。他們在那裡備受凌辱，從沒吃飽過，從早到晚為剝削自己的人幹活。”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對這種選擇表示任何異議。
陀思妥耶夫斯基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不同罪行間的道德差異，這同樣造成“某個想法在我服刑期間始終縈繞在我心頭，一個無法徹底解決的難題”。在法律下，同樣的罪行將得到大致相同的懲罰；但從道德上來說，犯罪的原因千差萬別。“有人可能只是因為一顆洋蔥而殺人；他攔路殺死了一個農民，後者只有一顆洋蔥。”（獄中流傳著這樣的諺語：“一百次謀殺和一百顆洋蔥［每顆值一個戈比］，你就有了一個盧布。”）“有人則為了保護自己的未婚妻、姐妹或孩子而殺了一個好色的暴君。有人是個逃犯［逃亡的農奴］，被一群追捕者包圍，他常常餓得要死，只是為了捍衛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殺人；還有人為了殺人的快感而謀殺小孩子，他想要感受他們溫暖的血粘在自己手上，喜歡享受他們的恐懼，看著他們最後像鴿子一樣在他的屠刀下撲騰。但這些人都被判處苦役。”刑期的長短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性格有多少，罪行就有多少”。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認失敗，最終接受了不可能找到答案：“這本身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就像化圓為方。”
《死屋手記》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侯華甫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6年版
這番話預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對各種法律程式的公開厭惡，它們拘泥於法律的字面意義，很少為探究個體罪犯的內心和思想留下任何空間。最終，他將把對這個問題的全部焦慮注入描繪對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被推定的罪行的調查中，調查只關心“事實”，完全無視德米特里本人的反應。對獄友中人性多樣性日益深入的理解大大擴充套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紀40年代的博愛信念——但沒有導致他模糊善惡的區別。昔日對弱者和基本上逆來順受者表示憐憫的感傷主義現在帶有了悲劇複雜性，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不屈從的農民罪犯的同情將官方道德的界限擴充套件到崩潰的邊緣。比罪行本身更重要的是動機，是犯下罪行時人的處境。我們必須將書中最重要的段落之一放到這種考慮的背景下。
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稱：“畢竟，我們必須說出全部真相；這些人是特別的。也許他們是我們的人民中最有天賦和最強有力的。”
他們的罪行源於性格的力量，常常是為了捍衛本能的道德原則，當別人已經被徹底壓垮時，他們仍能展現出這些原則。
非理性、自我毀滅
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來源：視覺中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歲月讓他接觸到各色人等，真正的聖徒和最卑鄙的墮落者在其中比鄰而居。在某個關鍵時刻，幾乎每個人都會超越正常社會生活的界限，犯下永遠決定了其命運的暴行。這種接觸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關於人類經歷充滿想象力的理解產生了重要影響，他的性格刻畫後來在深度和廣度上有了質的飛躍，這可能要直接歸功於此。
苦役營生活的一個特別方面成了其天才的最獨特標誌。《死屋手記》包含了大量關於人類心靈之無意識衝動的分析，描繪了心靈不可抑止地肯定自身和維護其固有尊嚴的需求。
這種需求不容商榷，當它在苦役營的壓迫條件下無法找到正常出口時，它就會以各種非理性、荒謬甚至自我毀滅的形式噴薄而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關注因缺乏自由而形成的性格畸形，他在早期故事中探索過該主題，但僅僅觸及了皮毛。
苦役營的生活帶給他獨一無二的視角，讓他可以研究生活在極端心理壓力下，並用最瘋狂的行為作為迴應的人。
一旦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自己足夠了解，能夠洞悉自身環境，他開始明白這些有違理智的行為是人的真正需求的產物——不再是一批完全不屬於人類世界的道德誇西莫多可怕的離經叛道。
如果我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和價值過於涇渭分明地從它們被重塑的心理約束背景中剝離，那麼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他後來的世界觀。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認定，沒有哪種人類秩序最後能被證明可行，除非它承認人類精神的這些無法抑制的需求，並提供某種疏導。《死屋手記》對這種非理性力量的描繪如此豐富，在性質和重要性上如此多樣，讓人幾乎不知從何入手。不過，讓我們還是從陀思妥耶夫斯基關於強制集體生活令罪犯們心理不安的說法開始。他相信這種比鄰而居導致他們過於煩躁和易怒。他斷言說：“我確信每個犯人都感受到這種折磨，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無意識的。”對於他本人，可能“監獄生活中最大的，幾乎比其他一切都更可怕的折磨……［是］強制集體生活”。他在另一個地方重複道：“比如，我根本無法想象在我［四年］的囹圄歲月中，從來沒有機會獨處一分鐘會是多麼可怕和痛苦。”
《死屋手記》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婁自良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5年版
他出獄後幾乎馬上寫給馮維辛娜夫人的一封信證實了這番話的真實性：“五年來，我幾乎一直處於眾目睽睽之下，從未獨處過一個小時。和吃喝一樣，獨處也是正常需求；否則，這種強制集體生活會讓人仇恨人類。與其他人共處成了無法忍受的折磨，這是我在那四年中最痛苦的地方。”引人矚目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早就把自己的苦役營生活與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圈子裡的許多朋友曾經讚美的社會主義烏托邦（傅立葉、卡貝）等同起來。當然，他本人從未完全接受此類烏托邦，但他的反對現在發自肺腑地植根於對人需要保衛自己的心靈免受侵犯的強烈意識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繪了囚犯們等待鞭刑或捱打的情況，為非理性的衝動對人類行為的影響提供了更加戲劇化的例子。“為了推遲受刑時間……犯人們有時會訴諸可怕的權宜之計；透過刺傷官員或獄友，他們將被重新審判，懲罰會推遲大約兩個月，他們的目的就達到了。即便兩個月後對他們懲罰的嚴厲程度將是原先的兩到三倍，他們也滿不在乎。”為了推遲受刑，醫院裡的一個病人喝了一壺混有鼻菸的伏特加，結果送了命。就像我們看到的，過於強烈的恐懼讓主人失去了日常的審慎。
獄中的金錢與勞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正天才在此得到展現，他探索了這些異常的極端狀況，憑直覺感受到瘋狂外表下深刻的人性意義。比如，農民罪犯生活的一個獨有的特徵是他們對金錢的普遍態度。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
在獄中允許犯人們獲得各種被禁的奢侈品——額外的食物、菸草、伏特加和性——具有“壓倒性的重大意義”，能幫助生活變得更易忍受。
因此，雖然有人以為犯人們會拼命地捂著錢，花起來卻很節省，但事實恰好相反。每個設法籌足一筆錢的犯人總是會肆意將其揮霍在買醉中。因此，當犯人們“不擇手段或者挖空心思，常常連偷帶騙地”攢下錢後，他們又會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說的那樣“像孩子般任性”地扔光。
不過，他緊跟著又解釋說：“雖然他花錢就像扔垃圾，但會花在他認為更有價值的東西上。”對犯人來說，有什麼比他能用錢獲得的物質好處更寶貴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答道：“自由或自由的夢想。”因為我們必須認識到“犯人一詞沒有其他意思，僅僅表示沒有自己意志的人，但花錢可以讓他顯示自己的意志”。透過買醉和尋歡，透過破壞監獄規章和欺凌苦難的同伴，犯人“向同伴假裝，甚至試圖說服自己，他擁有的權力和自由要遠遠超過人們所認為的，即便只是暫時的”。但對犯人來說，沒有什麼比感到他可以主張自身意志，從而行使自己的自由更重要了；為了這種暫時（和虛幻）但無限寶貴的滿足，他不會拒絕冒任何風險或者忍受任何懲罰。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裡不再僅僅強調非理性元素在人類行為中的主導角色；
現在，人的個性行使自身意志，並在這樣做的時候體驗到自主感受的需求被視作心靈的最有力欲求。無法滿足這種欲求的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
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注意到：“在最意想不到的人身上的這種突然爆發不過是對自我表達的強烈而歇斯底里的渴求，是對自我的無意識嚮往，是主張自我和被壓垮個性的慾望，這種慾望突然抓住了他，達到了狂怒或怨恨、精神失常、發作和神經抽搐的程度。因此，當被活埋的人在棺材中醒來時，他可能會拍打棺材蓋，掙扎著想把它掀開，儘管理性無疑可能讓他相信，他的一切努力都徒勞無功；但問題是這並非事關理性，而是神經抽搐問題。”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監獄之外，許多犯人來到苦役營正是因為對此的反抗。每個人都曾是農民、家奴、士兵或工人，長久以來過著平靜和安寧的生活，耐心而順從地承受著命運的重負。“突然，他身上似乎有某種東西折斷了；他的耐心煙消雲散，將一把刀刺進敵人和壓迫者的身體。”不堪壓迫的人格歇斯底里地瘋狂爆發了，對屈從地位發起反抗，這方面的描繪是書中最令人難忘的段落之一。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個源頭，有朝一日將成為地下人的反抗，但那部作品的動筆寫作，要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確信，在19世紀60年代的激進理念所展望的世界中，人的狀況與他在苦役營中看到和感受到的相同之後。
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來源：視覺中國）
《死屋手記》中的許多細節幫助我們理解了農民罪犯如何維持了心理的平衡，這裡同樣強調了非理性元素對犯人行為中其他方面的優勢。犯人們更願意被指派某個“任務”，而不僅僅是幹滿規定的時間；指派任務能促使他們工作得更加努力，以便獲得一點點額外的自由時間，為自己的生活爭取些許支配權。正因如此，所有人都憎惡強制勞動，覺得那特別辛苦，儘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吃驚地發現它相對很輕鬆。許多農民罪犯在原本的平民生活中工作努力得多，
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認自己“直到很久以後”才意識到“苦役勞動的特點並非在於其艱難和沒完沒了，而在於那是強制、必須和強迫的”。
大部分犯人是熟練的工匠，靠把自己的產品賣給當地人掙些小錢。所有的犯人都擁有被禁止的工具，陀思妥耶夫斯基猜測當局對這種違規行為“視而不見”，因為後者明白，此類工作是囚犯的安全閥。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要沒有他全心全意投入的私活，人就無法在監獄中活下去。”比額外收入更重要的是這種自我施加的任務對心理的好處，它們出於自願，保證個體能夠感受到自我支配和道德自主。“沒有工作，沒有合法的正常財產，人就無法生存；他變得墮落，成為一頭野獸……工作讓他們免於犯罪；沒有［私］活幹，犯人們就會像玻璃罐中的蜘蛛一樣相互吞噬。”上述斷言的社會—政治含義明確否定了烏托邦社會主義（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的道德基礎，後者將私有財產視作一切罪惡的根源。
不過，就像人可能被驅使做出非理性行為和自我毀滅，他們內心也會產生非理性的自衛，避免自己淪於那種狀態。這種自衛就是人的希望能力。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從囹圄生活的第一天起，我就開始夢想自由。”而其他許多犯人，“他們驚人大膽的希望從一開始就讓我印象深刻”。彷彿囹圄生活並非犯人們存在的一部分，他們在情感上無法接受現實。“每個犯人……都把20年看得好像兩年，滿心相信在55歲出獄時，他還會像現在35歲時那樣充滿生機和活力。”甚至被判無期徒刑的犯人也繼續指望時來運轉，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這種奇特的不安而強烈的希望有時被不由自主地吐露，有時幾乎像譫妄一樣瘋狂，最驚人的是，它經常頑強地存在於表面上最具常識的人身上——讓這個地方有了一種特別的模樣和特點。”
因此，
正是希望的能力讓人們即便在最可怕的狀況下仍能活著和保持清醒。陀思妥耶夫斯基尖銳地指出：“當人失去了生活的全部希望目標時，他們經常會在痛苦中變成怪物。”
幸運的是，被不斷的自由夢想包裹的絕大部分犯人從未墮入這樣的徹底絕望狀態。無論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此時的想象不自禁地完成了將成為他重要特徵的末世論飛躍——躍向他所考慮的任何實際情形的終極條件——為了戲劇化地表現希望對人類生活的至高意義，他有意創造了希望被系統性毀滅的環境。作為書中最令人難忘的段落，下面的話出現在他關於對自由和強制勞動不同反應的分析中。
我想到，如果有誰想要徹底壓垮和摧毀一個人……只需讓他從事絕對、完全無意義而非理性的工作……如果他不得不反反覆覆把在兩個容器間來回倒水，或者搗碎沙子，或者在兩個地方間反反覆覆地來回搬運一堆土——我相信犯人用不了幾天就會上吊自殺，或者犯下一千樁罪行，寧願去死也不想忍受這種羞臊、恥辱和折磨。
書摘部分節選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和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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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三輝圖書授權發表，標題為自擬，內容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