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大明王朝最出色的政治家：張居正
政治家區別於一般官僚的特點，必須具有出色的政治才幹，政治遠見，政治理想，和受到擁護的領導力。
縱觀明朝二百多年，稱得上政治家的寥寥無幾，張居正，當屬大明王朝最出色的政治家，沒有之一。
從“小鎮做題家”到大明首輔
張居正（1525年5月26日－1582年7月9日），字叔大，號太嶽，幼名張白圭，湖廣荊州衛軍籍。
嘉靖四年五月，張居正出生在荊州府江陵縣，其父親是個屢試不中的秀才，祖父在當地遼王府當護衛，家庭也算是小康之家了。張居正出生前，其祖父夢見一隻白龜，吉兆，於是給他取了個乳名“白圭”，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
嘉靖十五年，
十二歲的張白圭
隨父參加
童試，名列第一
，當地知府李士翱驚歎不已，召見張白圭父子二人，併為其
改名“居正”
。
嘉靖十九年（1540年），張居正順利透過鄉試，成為舉人。嘉靖二十六年，
年僅23歲的張居正，以二甲第九名高中進士，授庶吉士，進入翰林院
。
明代的翰林院為政府儲材之地，有
“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
的說法。庶吉士也號稱“儲相”，成為庶吉士的就有機會平步青雲。
年輕的張居正，跟我們年少時一樣，十年寒窗，一朝畢業，便開始了恣意放縱，遊山玩水。在遊玩中，他也發現了當時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在《荊州府題名記》說：
“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併。”
這一切不禁使他惻然心動，責任感讓他重返政壇。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張居正在其翰林院老師徐階推薦下，成為
裕王朱載垕的侍講侍讀。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裕王朱載垕登基，年號隆慶。張居正以裕王府舊臣的身份，
進入內閣，參與朝政
。
隆慶六年（1572年），明穆宗崩，年僅十歲的神宗繼位，年號萬曆。此時張居正為次輔，首輔是高拱。張居正瞅準時機，聯合司禮監太監馮保幹掉高拱。
47歲的張居正，正式擔任了首輔，
開啟了自己的帝國執政時代，也開啟了為期十年，。
張居正為什麼要改革？
什麼是改革或者叫變法？
簡單來說，就是要對國家的法令制度做重大的變革。
為什麼別的朝代叫變法，張居正叫改革呢？
變法和改革，字面意義上，變法表現更激烈一些，實際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個人觀點：首先張居正改革是後世叫法，當時叫新政，其次在改革初期，推行“考成法”遇到阻力時，張居正很聰明的搬出太祖朱元璋《大明會典》，以“祖宗成法”來推動新政。
為什麼要改革？
明朝到萬曆登基時，已經立國兩百年了，政治腐敗、邊防鬆弛和民窮財竭，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局面了。張居正指出，當時存在
五大積弊：“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
總結起來就是三個方面，
政治方面
吏治腐敗，朋黨成群。
朝中大臣趨炎附勢諂媚成風，互為傾軋，黨爭日烈。地方官員則毫無教養，貪墨公款，無補時政，土豪劣紳與日俱增。
經濟方面
1.土地兼併情況相當嚴重。
突出的表現是皇族、王公、勳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權，以投獻、請乞、奪買等手段，大量佔奪土地。
當時有“一畝官田七鬥收，先將六鬥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來好白頭”和“為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民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的歌謠。
2.財政危機
政府的財政危機逐漸加重。土地兼併，流民失所，大戶藏匿財產等問題，導致稅收日益減少，但政府的支出卻與日俱增。
3.軍費問題
特別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進逼北京，政府因添兵設餉，而導致軍費大增。以當時的現銀當之，只夠3個月的開支。京倉存糧，也只是夠支在京的官軍月糧的兩年餘。這就更使明王朝的財政拮据到瀕臨崩潰的地步。
軍事方面
在北方，
蒙古、女真時常入寇邊塞
，在南方，區域性騷亂時作，中原黃河屢次決口，動輒漂縣數十。
改革舉措及成效
政治舉措
整頓吏治既是改革本身的一個重要內容，又是關係到整個變法革新能否啟動並取得成功的前提。
張居正認為“致理之遣，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明確把“核吏治”當作“安民”“治理”的前提。他一開始就圍繞“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等方面，大刀闊斧進行整頓，以重新整理振舉“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的頹風。唯有加強集權，重詔令，振紀綱，方能“張法紀以肅群工，攬權綱而貞百度”，革新法令才能暢行無阻。
為了建立有效的考核考績制度，張居正於萬曆元年（1573年）創設並
頒行考成法，考成法核心，就是制定嚴格的時間計劃表，規定官員做什麼事，什麼時間完成，要做到什麼程度達標。完不成或者幹不好就被辭退。
考成法，加強了內閣事權，由內閣透過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撫按則聽命於六部。最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構都由內閣控制，從而加強中央集權，使內閣成為變法的中樞。
同時促使官員百事惟謹，政風大變，行政效率提高，地方官皆按期定稅，緩解了最吃緊的財政困難。
軍事舉措
“外示羈縻、內修守備”
是張居正推行邊防新政的指導方針。
“
內修守備”，重點是加強北邊防務
，提高軍事抗衡能力。
為此便
相繼起用在東南抗倭立大功的譚綸、戚繼光、王祟古、方逢時、李成梁等著名邊將，
主持薊鎮、宣府、大同、山西和遼東邊務。
為了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張居正奏請明穆宗
賦予邊將更多主動權
，賦予軍事將領“專斷”的權力。
在積極操練兵馬、提高軍隊戰鬥力的同時，大力加固增設城防，
修築明長城
。
“外示羈糜”
，是在“內修守備”的前提下，力爭
改善漢蒙關係
，並積極加強友好往來。
隆慶四年（1570年）冬，俺答汗愛孫巴噶奈濟因家庭糾紛，憤而出走降明。宣大總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撫方逢時力主安撫優待，以此為契機，改善明朝與蒙古各部的關係。
張居正立即指示厚禮接待，並抓住時機，利用韃靼部的矛盾，力促俺答改弦更張，實現議和。
在張居正執政以及其後的二三十年間，北邊沒有發生過大的戰爭。
經濟舉措
1.推行一條鞭法，整頓賦役制度，
扭轉財政危機，是張居正改革的重點。
明中葉，由於土地兼併、隱漏，人口逃亡流失，戶田二籍混亂失真，朝廷控制的田畝、人丁日益短縮，財源祜竭。由此，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內容即：
第一，張居正於萬曆六年（1578年）起，
清丈土地
，擴大徵收面，使賦稅相對均平。
第二，
合併賦役
，將田賦和各種名目的徭役合併一起徵收，同時將部分丁役負擔攤入田畝。將過去按戶、丁出辦徭役，改為據丁數和田糧攤派；
賦役
負擔除政府需要徵收米麥以外的，一律
折收銀兩
；農民及各種負擔
力役戶可以出錢代役
，力役由官府僱人承應；
第三，賦役
徵收由地方官吏直接辦理
，廢除了原來透過糧長、里長辦理徵解賦役的“民收民解”制，改為“官收官解”制。
2.興修水利
明朝的財賦供應地，主要在江南，南糧北運，以漕運為便。
自正統以後，黃河屢屢潰決，給漕運帶來了很大困難。隆慶、萬曆之際，由於黃河潰決，運道堵塞，雖然曾經恢復過海運，但以失敗告終。
如何疏浚入海河道，張居正採納了潘季訓的意見，用一年半時間，
修築黃河到淮河的堤壩，有效地抑制了黃河氾濫，使漕運暢通
，同時使得多年的棄地復變為良田。潘季訓的治河辦法，對其後數百年都具有深刻影響。
國庫積銀達六七百萬兩之多，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足夠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間國庫存糧不夠一年用的情況，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改革的尾聲
經過這次改革，強化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機器，基本上實現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明政府的財政收入有了顯著的增加，社會經濟有所恢復和發展。使得十分腐敗的明朝政治，有了轉機。
同時，改革觸動了相當數量的官僚、縉紳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強烈對抗。
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萬曆皇帝為之輟朝，贈上柱國，諡“文忠”。
張居正逝世後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潘晟，萬曆命潘致仕。潘晟乃張居正生前所薦，他的下臺，標明瞭張居正的失寵。言官也把矛頭指向張居正。萬曆於是下令抄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而且張居正也險遭開棺鞭屍。家屬或餓死或流放，後萬曆在輿論的壓力下中止進一步的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