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思想罪”已登峰造極,冤死的人更是不計其數

相信讀過《水滸傳》的朋友,對題反詩被判處死刑,這件事都不甚為奇。這種因文獲罪之事,古已有之,大家都已見怪不怪。然而歷史的記憶和慣性,仍讓人心有餘悸。

揭示一段不堪的歷史,希望悲劇不要再重演。

自從有了不受制約的權力起,這種因言、因文獲罪之事,便已經屢見不鮮。從比干剖心,到老舍、傅雷、翦伯贊等文人不堪受辱而自殺。

幾千年來,人類的文明,不時倒退回野蠻。這不得不令人們警醒、深思。然而,施暴者也未必能屢屢得逞。

古代“思想罪”已登峰造極,冤死的人更是不計其數

不畏強暴,太史爭死

春秋時期,有這樣一件,倒逼施暴者的壯舉。有一個叫崔杼的齊國大夫,他是齊丁公的後代,後來在齊國當了執政。因他頗有功績,在齊執政二十餘年,非常的驕橫。

公元前548年,因當時的國君齊莊公與崔杼的妻子棠姜私通,崔杼便聯合棠無咎殺死了莊公。

之後負責記錄的太史,在史書上寫下:“崔杼弒其君。”崔杼大怒,殺了太史。太史的弟弟知道後,依然在史書上寫下了:“崔杼弒其君。”崔杼又殺害了太史的弟弟。

古代“思想罪”已登峰造極,冤死的人更是不計其數

太史的三弟聞知此事,又在史書上鄭重地寫下:“崔杼弒其君。”面對不怕死的太史兄弟,崔杼妥協了。

齊國以南的諸侯國,有一位南史氏聞知齊太史一家為了“秉筆直書”,兄弟二人皆犧牲。於是,抱著竹簡來到了齊國。看到史書已記下真相,才放心地離去。

如果說,這是用生命換來的權力的妥協。那之後的歷史,生命依舊被視作草芥,隨意殺戮,但卻沒有了妥協。

古代“思想罪”已登峰造極,冤死的人更是不計其數

“焚書坑儒”人神共憤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自是人神共憤。但近來,也有想為秦始皇翻案的。說什麼“焚書坑儒”是歷史的需要。

當然,如果你站在家天下,站在秦始皇為其子孫記,而不為天下蒼生計的角度,這確實沒毛病。有毛病的是,把沒有人性,當做歷史的必然。

秦始皇一次坑殺諸生,四百六十餘人。試問,這四百六十人,是因為歷史的久遠,就和我們沒有關係了嗎?這四百六十人的生命,就不是鮮活的生命嗎?

還有些人說,焚書只是焚了有關思想的書籍,農學、醫學的書都儲存了下來了。如果書籍不用來記錄思想,就如同一個人只有物質身體,沒有靈魂,還能稱之為人嗎?

司馬遷的外孫死於文字獄

楊惲本生在官宦世家,父親楊敞為當朝丞相,母親司馬英是司馬遷的女兒。楊惲也是當時著名計程車大夫,有著輕財好義、清正廉潔的美名。但卻因一封信,斷送了性命。

在《史記》沒有公之於世之時,楊惲便已經開始研讀《史記》,也很欽佩外祖父的為人。之後,楊惲將《史記》獻給了宣帝。也許是因為“巫蠱之禍”,宣帝對武帝這個祖父沒有什麼好感。所以,給予《史記》積極的肯定。

楊惲也因受外祖父的影響,喜歡仗義執言。因為他沒看清,宣帝並不是什麼明君。在小心眼這方面,宣帝不輸武帝。楊惲後來因談論宣帝,被小人告發,被宣帝免職。

因楊惲很好結交朋友,免職後,還是經常在家裡大擺宴席。有一位朋友就勸告楊惲,應該低調一些,不要再讓小人抓了把柄。

而楊惲呢,直接效仿外祖父的《報任安書》,給這位叫孫會宗的朋友寫了一封《報孫會宗書》。這篇文章在《古文觀止》裡有收錄。

正是在這封書信裡,他顯露出了對宣帝的不滿,還解釋了一番,自己現在之所以這麼狂傲不羈的原因。沒有不透風的牆,宣帝在看到這封信後,立時怒不可遏。認為楊是大逆不道,竟然將楊惲腰斬了。

只此一事,足見宣帝之暴虐。這也是不受約束的權力,所帶來的必然後果。

臭名昭著的“國史之獄”

崔浩出身北方高門士族,南北朝時期北魏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謀略家。自小便聰明伶俐,再加喜歡博覽群書。成為當時不可多得的博學多才之人,二十歲時升任直郎。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很是愛才,於是將崔浩時常帶在身邊。

崔浩在跟隨拓跋圭期間,為拓跋圭出謀劃策,頗有功績。然而,他卻成為了鮮卑貴族的“眼中釘,肉中刺”。其實,拓跋圭任用崔浩不僅是愛才、用才,也有藉此拉攏漢人的目的。但無論如何,最終的目的是為了皇權服務。

公元438年,太延五年,十二月,拓跋燾命崔浩、高允等續修國史。拓跋圭一再叮囑他們,一定要以事實為依據。

天真的崔浩信以為真,盡述拓跋氏的家醜,非常詳備,未加任何避諱。那些拓跋氏不願讓人知道的醜行惡跡,盡書無遺。

之後,崔浩被控告“暴揚國惡,圖謀不軌”。最終,不僅崔浩被殺,連同一起參與修史的秘書郎吏全都被殺。

而清河崔氏同族被一併株連,其中姻親有:范陽之盧氏、太原之郭氏、河東之柳氏,皆被連坐滅族,慘絕人寰。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國史之獄”。

最廣為人知的文字獄

話說,北宋神宗年間,著名才子蘇軾,詩書畫無一不精。但卻因不支援新黨王安石變法,被歸為舊黨。隨後,被人羅織成詩案。

元豐二年,宋神宗當政,王安石變法不順利,新黨舊黨鬥得一塌糊塗。在宋神宗正欲“革故鼎新”之際,卻有些人不識時務,不支援不說,還盡說些“不合時宜”的話。

而這其中,最為引人矚目的就要屬蘇軾了。他自稱東坡,還要等到兩年以後。

新黨要想治蘇軾的罪,卻並不那容易,因為,明眼人都知道,蘇軾所不欲支援的新法內容,正是不利於百姓的部分。

一味地去阿諛誰,蘇軾還沒有學會。而蘇軾,也沒有留下讓他們一抓就著的把柄。所以,那些個小人,只能從蘇軾的詩中尋找蛛絲馬跡。

“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這是說,已經三個月沒吃到鹽了。這是事實,還是誇張,不得而知。總之,有人認定這是蘇軾在諷刺朝廷食鹽專賣,說鹽價太高,大家都快吃不起了。

再比如:“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現在的小孩子都不說家鄉話了,說話都帶城裡口音了。

於是,有人角讀為因為搞青苗法,逼著老百姓貸款,所以一年到頭,盡往城裡跑了。類似這樣的詩文,別有用心者,竟然找出了130多首。

是委婉的建議,還是諷刺。皆由人的心胸與眼界來定。而諷剌,原本也就是文學的一個使命。“詩可以,興觀群怨”,高明的統治者,希望從詩中瞭解民情,愚蠢的統治者,從詩中找尋殺機。

怎麼說呢?有些人又要謝聖主隆恩了。因為,北宋不殺士大夫。所以,嚇得半死的蘇軾被貶謫黃州。也由此開啟了東坡時代。

最荒唐的文字獄時代

一般重量級的主子,找文人的茬,都選同一時期的。再怎麼樣,也要讓奴才死之前,知道是得罪了誰。可偏偏有一個主,不管三七二十一,生生的要從古人那裡“雞蛋裡挑骨頭”。而被選中的就是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孟子。

好在,孟子早朱重八一千多年,不然,指定被誅殺九族。要說這朱重八之罪,可謂“罄竹難書”。不僅把《孟子》一書刪去三分之一,還將孟子逐出了神壇,移出孔廟。

明朝的大臣實在可憐,一個個每日裡噤若寒蟬,生怕哪句話說錯了,開罪朱元章。因為這朱重八,特別的“不講武德”。在他之前,怎麼著也有一句兩句詩為的實證。

而他到好,因為自己不識字,又有著非同一般的想象力。於是便有了令人哭笑不得的“重大事件”。

比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寫了一篇《謝增俸表》其中有“作則垂憲”,本來好端端的一句話,被這不識字的朱重八硬說是“則”與“賊”同音,於是林元亮不明不白就被問斬了。朱重八,你這不是一般的做賊心虛啊。

再比如,德安府學訓導吳憲,寫的《賀立太孫表》中有一句是“天下有道”,朱重八認為,這“道”與“盜”同音,於是,吳憲也被問斬了。看來,這些奏摺是有人讀給他聽,朱重八憑藉神奇無比的想象力,隨隨便便,人頭地了。

還有,常州府學訓導蔣鎮,所作《正旦賀表》其中有“睿性生智”一句,多好的詞。可惜,朱重八認為“生”與“僧”同音,這讀的人肯定是平翹不分啊。於是,世間又多了一個冤魂。這真是,有僧盜天下,無處去伸冤。

這還只是冰山一角,僅胡惟庸、藍玉案,朱重八就冤殺了不下五萬人。可悲,可嘆。

文字獄氾濫的時代

有清以來,最為不清。文人放個屁,也要嗅出個所以然。而開先河者,要數玄燁。

這是一莊與修史有關的事件。清朝官方於公元1645,即順治二年,開始設館,修《明史》。修今朝史有生命危險,修前朝史亦然。一方面是總結一下成敗得失,另一方面也是新政權一統江山的需要。

做為曾屠殺漢族的異族統治者,想要抹去不光彩的過去,想要清除殘酷的屠殺記憶。這才是他們修明史真正的目的。所以,統治者特別注重前朝史書。只是,“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惡恐人知,必是大惡。”

真相,早晚都會公之於眾,只是時間問題。愚蠢者,只會掩耳盜鈴。有人有錢了,吃喝玩樂,有人有錢了,卻想著去修史。因目疾,失明的浙江湖州富戶莊廷鑨,對修明史很有興趣。

想來,這份興趣,應出自對前朝的忠誠吧。他出錢購買明人朱國禎所著,未完稿《明史》。之後,又延攬名士,刪節潤色,並補寫完整。莊廷鑨父莊允誠將書刻成——《明史輯略》。

公元1661年,順治十八年,年幼的康熙即位。為歸安知縣吳之榮告發莊家修明史,這時莊廷鑨已死六年,還是被掘墓刨棺,梟首碎骨。其狀慘不忍睹,並且,屍體還被懸吊在杭州城北關城牆上,示眾三個月。

莊廷鑨的弟弟廷鉞也被殺。所有曾經參與過校、刻、印、買賣之人,均因此獲罪,重闢達七十餘人,凌遲十八人。

清朝文字獄發生的年代,恰恰是所謂的“盛世”——康、雍、乾三朝。而鼎盛的乾隆時期,文字獄的數量也是最多。僅乾隆時期就有六十五起文字獄。可見這鼎盛之下,已經暗藏了衰敗的種子。

孟子早在兩千年前說過,“不嗜殺者王”。畢竟文明的火種,已經照亮了大地。